浅谈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着两种内涵：一种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另一种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对社会主义革命前提条件的强调。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总的趋势是前一种内涵日益弱化，后一种内涵不断加强。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走上了一条与在西方相反的道路，即唯物史观的内涵逐渐弱化而革命乌托邦主义倾向日益强化的道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中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但在20世纪上半叶前的中国，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与封建性因素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空前的残酷性；另方面，救亡成为中华民族压倒一切的需要。无论是减轻民众的痛苦还是实现救亡，都必须用革命手段中断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俄国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正适合了中华民族的这种需要。随着中华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俄国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就逐渐失去了功用，而发展内涵的、建设内涵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被逐渐提到了首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两种内涵；俄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多年来在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它是一种具有单一内涵的、前后一贯的理论体系，但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内涵，并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
　　一种内涵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联系的、主要从道德原则出发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对社会主义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尤其是在早期发展阶段，还带有较多的空想性的成分，体现出“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幻想的最强有力的方面”。这是与马恩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仍处于不发达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恩生活的时代，总体来说，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处的时代一样，都属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时期。19世纪上半叶，在整个欧洲地区，只有英国大体上完成了产业革命，成为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就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也仍未成熟，其社会结构、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调整好，贵族阶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保留着许多特权。历经多次改革，直到20世纪初，英国才普及了选举权，贵族阶级的特权地位才被取消。作为仅次于英国的欧洲大国——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产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小农在全体国家人口中占有绝对多数。在政治上，历经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直到巴黎公社革命以后，才基本上建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直至20世纪中期才告完成。德国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还是一个封建诸侯国的集合体，产业革命只是在零星地进行。1860年代实现统一后，德国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工业化进程是由国家主导的，资产阶级发展缓慢，力量弱小。在农业领域，容克地主阶级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直到20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半****国家，其民主化进程是在二战以后，在借助于外力的情况下才完成的。中欧的另一些重要国家，比如奥匈帝国，在各方面比德国还要落后。而在东欧的沙皇俄国，直到19世纪末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放眼整个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绝对统治之下，有的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是野蛮的、残酷的。受此影响，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马恩对资本主义也给予了强烈的道德上的否定。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道：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争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他们也将私有制看成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论证说，资本一来到世间就是充满血腥的，资产阶级是剥夺者，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现代的雇佣奴隶制度。
　　不过，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马恩表现得更为激进：它不仅希望资本主义尽快灭亡，例如不断预言就要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将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看作是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预兆，而且更主张行动，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理论与策略：暴力革命原则；不断革命理论；工农联盟理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世界革命理论等等。
　　另一种内涵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革命前提条件的论证和强调。
　　马恩在开始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时候，就有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方面，他们是大大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在唯物史观内在逻辑的推动下，他们竭力避免仅仅从道德上对一种社会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出评判，而是赋予其一种应有的历史地位。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而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在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系统阐述的时候，则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着名论断，与《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860年代初出版的《资本论》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们只能适应而不能随意更改它的基本思想。当1870年代俄国民粹派试图在落后的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时，恩格斯受马克思的委托着文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坚定地扞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重申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不可逾越性。
　　唯物史观内涵的存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了一种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品质。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他们对以前的许多理论观点不再被僵硬地坚持。例如关于暴力革命原则，马克思在1872年时就作出了修正，认为它并非适用于任何一个国家。到了1890年代，随着西欧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和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恩格斯对他们以前的理论学说进作出了更深刻的反思与修正。他承认以前关于资本主义已经成熟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认为资本主义的野蛮时期已经过去，如今具有了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与此相联系，他也承认他们早年为尽快****资本主义而制定的大部分理论和策略不再适用了。关于暴力革命原则，他总体上认为它已经过时了。对于资产阶级国家，马恩以前曾将其主要看作是一种压迫性机构，现在，当无产阶级赢得了选举权、议会成为各阶级进行公开政治竞争的舞台以后，恩格斯的看法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认为它能够逐渐成为一种扞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手段了，甚至共和国也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诸如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世界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工

农联盟理论等为革命目的而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在马恩的思想中自然就日益失去其重要性了。
　　总起来说，随着资本主义逐渐走向成熟和具体实践经验的积累，马恩理论学说中空想性的成分越来越少，在两种内涵的博弈中，唯物史观的一面越来越占据了上风。可以设想，如果马恩在世的时间更长的话，他们对以前的理论观点还会作出进一步的修正。欧洲社会党人后来提出一系列“修正主义”的观点，应该看作是恩格斯晚年思想演变过程的继续。当人类进入20世纪，在有了更多的经验材料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中哪些部分是科学的、哪些部分是带有空想性质的，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
　　二
　　19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俄国。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国家。19世纪末，它开始了工业革命，工厂、铁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这种工业革命主要是由国家主导和外资推动的，并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在帝国的大多数城市，手工业经济仍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在广大农村，商品经济因素才刚刚渗入，社会经济分化尚处在极低的水平上。与西欧发达国家相比，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绝对落后的性质，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领域，还处在中世纪的状态。马恩在世时，从不认为俄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内部条件，而是认为它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走西欧国家走过的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那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呢?
　　乍看起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的，也认为俄国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例如，列宁就曾强调指出：“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象一幅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阻碍着一切等级和一切阶级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有这样的情况：在对拥有20000工人的将近9000个小作坊的调查中，会发现生产者如此惊人的分散和落后，共有财产的事例只有几十个，3－5个小业主联合起来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的事例还不到10个!这种分散性也许会成为可悲的、经济上和文化上停滞不前的最可靠的保证，可是我们幸而看到，资本主义在一天天地摧毁着宗法式的手艺及其自给自足的小业主的地方局限性，一天天地破坏着狭小的地方市场(它们支持着小生产)，而代之以全国的和全世界的市场”。他抨击民粹派“异想天开地打算阻止目前的经济发展，妨碍资本主义的进步，援助在同大生产战斗中已经疲惫不堪的小生产。他们维护那些限制土地转移自由、限制流动自由、保持农民等级制闭塞状态等等的法令和制度”。
　　实际上，资本主义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从一开始就缺乏合足够的法性。还在与民粹派论战时，列宁就这样谈论资产阶级和市场经济：“资产阶级，或者说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只要资产阶级还在统治，任何改善都不能使人民摆脱贫穷困苦”。“各个现代国家人民的贫困，是因为劳动者制造的一切物品都为了出卖、为了市场。厂主和手工业者，地主和富裕农民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饲养牲畜，播种和收获粮食，都是为了出卖，为了进款。现在，金钱在任何地方都成了支配力量。人的劳动的一切产品都可以换成钱。用钱可以买到一切想得到的东西”。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富人和穷人只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富人愈来愈强大，他们对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的压迫愈来愈厉害。只要富人还是富人，只要他们还掌握着大部分土地、牲畜、农具和金钱，那么不但贫苦农民，就是中等农民也永远摆脱不了贫困。一两个中等农民靠这些改善和合作社的帮助能够爬上富人的地位，可是全体人民和全体中等农民却会更加贫穷。要使全体中等农民都能变富，就得****富人，而要****富人，只有城市工人同贫苦农民结盟才行”。基于这样的思想前提，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真正认同资本主义的。如果说他们承认资本主义，那也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公式，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母体，不发展资本主义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换言之，他们是从消灭资本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普列汉诺夫早年曾清楚地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逻辑：“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越会临近”。列宁也是从一开始就提醒说，“在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的进步历史作用时，我们丝毫没有忘记这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也没有忘记它固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要时时刻刻使工人阶级记住：反对这一切制度的斗争，只是作为促进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才是必要的；工人需要实现一般民主主义要求，只是为了扫清道路，以便战胜劳动者的主要敌人即资本”。
　　这也决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涵义的理解：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说明了雇用工人、购买劳动力怎样掩盖着一小撮资本家、土地占有者、厂主、矿山主等等对千百万贫苦人民的奴役”。当有人认为俄国人民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主要来自于地主官僚机构而非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时，列宁反驳道：“既然我们俄国劳动者遭受剥削根本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组织，而是由于缺少土地、税款过重和受行政机关压迫，那么，向工人解释剩余价值形式、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又有什么意思呢?”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很少提及，而对修正主义思潮则视若水火。进入20世纪以后，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体系中，资本主义日益被等同于一种雇佣奴隶制度，成为罪恶和剥削的代名词，而很少再看到肯定性的评价了。
　　与上述情形相一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大力挖掘马恩早期为发动****资本主义的革命而制定的一系列理论与策略，而且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使其得到了强化：(1)暴力革命原则。这一原则同样是马恩早期提出和强调的，后期基本放弃了。实践证明，这的确不符合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现实。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复活了它，而且还将其上升到普遍规律的高度，成为判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尺。(2)不断革命论。这也主要是马恩1848年革命时期的思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保持独立性，为的是尽快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与不断革命论联系在一起的。不断革命论意即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无产阶级要立即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随着晚年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对暴力革命的放弃，马恩实际上不再提不断革命论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复活和大大强化了这一理论。(3)工农联盟理论。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在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已经消灭了小农，社会简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将占到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真的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也基本上与农民无关。不过马恩早期谋求尽快****资本主义，也产生过从农民方面给无产阶级寻找同盟军的想法。当19世纪末无产阶级将议会斗争和选举权作为主要斗争手段的情况下，工农联盟的思想就淡出马恩的视野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强调工农

联盟的重要性，甚至将俄国农民看作是民主主义者，目的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4)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上所述，马恩后期已经放弃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想法，认为它是可以通过改造而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十月革命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重复了马恩早期的说法，将资本主义国家只看成是压迫性的，否认资本主义民主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议会等国家机构看成是纯粹骗人的东西，主张彻底予以废除。(5)关于世界革命理论。这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作用与前途的估计。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资本无国界，因而工人阶级也无祖国，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共同起来革命。在这里，他们淡化了民族性的因素，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种愿望。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强化了这一思想，而且还将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之上。
　　总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内涵，而远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革命，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结果就像恩格斯所指出过的那样，建立起的只能是兵营式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无缘。
　　三
　　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俄国还是社会的冰山一角的话，那么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因素就更少，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传统深厚的小农国家。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是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的。
　　但是，自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开始向外扩张后，所有后发展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内部问题，而是具有了外部性。与此相联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这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线解释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论，传到这些国家后就受到了国家间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的影响，就会在功能上发生重大的改变。在这里，我们还是回顾一下俄罗斯的情况。
　　导致俄罗斯民族20世纪初复活和强化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内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俄罗斯民族强烈的弥赛亚意识，二是俄欧间持久的地缘政治与文化冲突。俄罗斯民族形成形成之初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随着帝国的建立和版图的不断扩大，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意识日益强化。宗教之争加上领土争夺，在俄罗斯民族与欧洲民族之间很早就发展起了一种对立和敌视的关系。19世纪上半期，俄国在战胜拿破仑法国后，版图空前扩大，权倾欧洲大陆，其弥赛亚意识和与西方的对立关系也发展到顶峰。然而，俄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却一直落后于西方。西方国家在16－18世纪期间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展，它的工业和军事力量迅速跃升，俄国则仍处在农奴制和绝对王权的统治之下，经济与军事力量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是辉煌的国际权势和奇高的心理政治定位，另方面是在器物方面的日益落伍和在军事较量中不断败北，由此造成的反差导致了俄罗斯民族心理的极大扭曲。在器物层面不及西方的情况下，就试图找出乃至放大西方社会的弱点，从道德上否定它的合法性，借以在精神上肯定自己。这正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主流社会思潮无视西方的先进性，反而认为西方已经没落、需要用纯洁的俄罗斯精神来拯救的原因。19世纪末期，俄国更加落后，甚至败在了后起的东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下，致使其民族心理更加失衡，对从精神上否定西方制度优越性的需要也就更加迫切。在西方诸多的社会思潮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不仅最坚决地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而且还主张用革命手段立即消灭它，并为此提出了具体的策略步骤，从而最大限度地适合了俄罗斯民族的需要。
　　近代以来，中国在发展道路选择上遇到了与俄国类似的情形，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灿烂的文化和辽阔的疆土，几千年来雄踞东方，自古就产生了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意识，视外部世界为蛮夷之地。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传统地位却受到了外邦的强烈挑战。西方列强始而蔑视中国的尊严，继而掠夺中国的财富，割占中国的大片领土，并且日甚一日。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屈辱。作为一个天朝帝国，中国很难像日本那样脱亚入欧，全方位地学习西方，而是在器物层面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会尽一切可能去寻求一种精神武器，以抵消西方列强之于我们的精神优势，进而脱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和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
　　十月革命是以在意识形态上否定西方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在制度上全面超越西方为前提的，而这种意识形态所借用的话语体系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有着否定西方精神与制度霸权的内在需要，于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就迅速成为了中华民族对付西方强权、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武器。这样，中国没有经过像在俄国那样的争论过程就全盘接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包括俄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强化的有关革命的一系列理论与策略。只是由于中国的农民性更强，从而在夺取政权的路径上表现出了与俄国不同的特点。比如说俄国革命是从城市发端扩展到农村，中国则是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这是暴力革命原则的具体运用，只是对俄国经验的突破。
　　也就是说，中国接受革命性的、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外来冲击造成的，而非自身发展逻辑内生的结果。即使中国在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后进行了内部的改造，基本目标诉求也是指向外部的，即救亡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核心的国家利益，中国实际上付出了暂时破坏和压抑生产力发展的代价。因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以反对分化和强调整体为特质的，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社会分化、个人主义却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在革命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革命，虽然消除了社会分化，实现了民族的同质性，凝聚起了民族的力量，战胜了外部的敌人，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发展的利益。
　　当民族、国家独立的目标实现以后，社会开始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内生性的问题就逐渐被提到首位。这时我们开始发现，在意识形态上超越了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越过，我们其实也还要受到马恩曾经强调过的世俗规律的支配。我们也发现，抛开国际政治的因素，我们同西方国家并不是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两类国家，而只是发展程度上不同、基本国情有别而已。在正常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逻辑就提到了首位，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就不适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内涵转型的问题，而以唯物史观和马恩晚年思想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仍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理论与精神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实际上就是一个去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恢复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性、发展性内涵的过程。我们党提出的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命题，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属性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都是挖掘马克思主义发展性内涵取得的成果。而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性内涵的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