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和平共处；独立自主；共同开发
　　[论文摘要]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这一思想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拓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我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形成了成熟的邓小平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
　　众所周知，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的考察，曾得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两次世界大战证实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问题的论断。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随时导致新的世界大战。“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外交思想，我国长期处于战备状态，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在客观分析新的世界形势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看法，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揭示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一方面，和平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战略转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国际竞争转向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国家间在利益关系上息息相通，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制约战争的主要因素。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强烈要求，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巨大努力，这一切都使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发展也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再发展的问题。世界主题已经从战争与和平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科学论断突破了我党长期以来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为我国制定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开放方针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全方位的和平共处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用以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发展同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我们的和平共处主要是和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和平共处，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我国外交实践的开展，邓小平同志赋予了它新的内容。
　　首先，邓小平提出在对外关系中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同志主张，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应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各国间的经济、政治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对和平共处原则的运用是全方位的，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更为扩大。
　　其次，邓小平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建立，各国都在寻求建立体现自己目标和模式的国际新秩序。1982年12月，邓小平对来访的外宾说：“世释二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H‘惟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内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这个基本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对内对外战略的根本指导思想。
　　再次，邓小平把和平共处思想运用于处理一国范围内的事务。“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据此，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理论。他认为：“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现在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并保持繁荣与稳定。“一国两制”理论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开辟了新途径，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和启示，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三、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一贯的原则立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都明确强调把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但由于美国奉行包围、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苏联结成同盟。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分析，坚持把独立自主原则作为我国外交的基石，坚决维护我国“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涵。
　　首先，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以来外交政策的实践，对独立自主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把坚持独立自主和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密切结合起来，实现了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任何大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对重大的国际问题，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对策，不拿原则作交易。
　　其次，邓小平把独立自主原则用于处理党际关系，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他在总结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国际共运内部曾过多地强调统一和服从国际中心，忽视了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把一国一党的经验教条化、模式化，严重损害了各党的关系。后来他又进一步阐明，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也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邓小平强调，党的关系就是要真正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甚至包括互相理解的基础上的。邓小平关于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拓展了独立自主原则的适用范围，充实了独立自主思想的内涵，为开创我国政党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运用和发挥
　　在解决国家间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和周边国家在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处尚存在领土和海洋主权的争端。邓小平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提出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解决现实问题，“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的主张。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含义是：第一，领土主权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共同开发。邓小平同志说的共同开发，更多的指领土归属有争议的“岛屿附近”的海域；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的战略策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统一的典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既有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解决领土领海争端，也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
　　此外，邓小平还发展了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扩大了我国对外交往的范围，奠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明确提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等思想，为我国实现和平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外交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在继承其思想精髓的同时，又要结合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完善邓小平外交思想，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