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现代意义

　长期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绿色理论中，马克思常常被看做是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内固有的生态观点被完全忽视。经过数十年的争论，指责马克思缺少生态意识的观点现在已被证明与事实完全不相符。许多对马克思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者最近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着作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在学界和社会运动中仍然颇有市场。在对这种批判的众多回应中，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处于显赫的地位。福斯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生态学问题的研究。2000年，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出版，标志着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立。他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最为全面的辩护。福斯特紧紧跟随马克思的理论足迹，以充分的理性根据展示了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以雄辩的事实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辩护的由来 
　　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辩护经历了一个过程。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的前言中，福斯特写道，由于他一直非常熟悉马克思的着作，因此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对马克思的生态批评。他深知马克思在其着作中的许多地方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态意识。但是在写作《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1994)的时候，他仍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生态观点在其思想中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认为这些生态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学知识并没有什么新的或实质性的贡献；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于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其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而在通常情况下生态学所使用的都是非历史的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概念[1]Ⅰ。 
　　福斯特承认，起初，他强调的重点在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它根植于马克思的实践观。这种观点，“好像没有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讨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问题留下什么空间”[1]Ⅱ。福斯特思想的根本转折点，发生在他的《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出版后不久。当时，他的朋友约翰•马吉(John Mage)指出了福斯特所犯的错误认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来源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着作。约翰指出了马克思与培根的关系以及在17世纪出现的“支配自然”这种思想的历史意义。由此，福斯特意识到，必须从头重新认识科学与生态学的全部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头重新辩证地考察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与生态学的关系。因为，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想把绿色理论移接给马克思，还是把马克思移接给绿色理论，都无济于事。正如培根所言:“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

　福斯特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理论以及它与生态学的关系，是从追溯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始的。这种追溯的惊人发现是，培根和马克思，甚至达尔文的唯物主义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伊壁鸠鲁(Epicurus)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位伟大的古代启蒙者，伊壁鸠鲁着作中的观点被培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各具特色的思想家所吸收和采用。福斯特承认，伊壁鸠鲁哲学为自己提供了一幅唯物主义生态学出现的连续画面。同时，根据一条密切相关的研究线索，福斯特发现，对德国伟大的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着作的系统研究，导致了马克思得出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这个中心概念(这是马克思对自然异化的成熟分析)。在“第二次农业革命”背景下出现的关于土壤退化的讨论中，直接包含着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许多论述[1]Ⅳ－Ⅴ。最终，福斯特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1]Ⅲ。他由此写下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
　　二、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辩护的指向
　　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的导论中，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批评者的论据作了总结。他指出，批评者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通常采用以下六个论据。第一，马克思着作中的生态观点与其着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联系，因此被作为“说明性的旁白”而抛弃。第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来源于他早期对异化现象的批判，而在其后期作品中则较少出现。第三，马克思最终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没有将其融入他的价值理论)，而是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支持技术的、反生态的)观点。第四，作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论据的一种必然结论，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并且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之中，无需“对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采取认真的态度”或者提出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第五，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因此他并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第六，马克思一直被视为“物种主义者”，即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1]11－12。
　　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辩护，就是从对上述批评予以分析和坚决批驳而展开的，他跟随马克思的理论足迹，致力于系统地重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试图“理解和发展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1]2，进而恢复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
　　福斯特指出，生态思想不仅不是马克思着作的“说明性的旁白”，相反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主要思想和核心内容。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的一个起点[1]15。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沿着实践的方向发展而成的。但是，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1]7－8。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以及物质观/自然观与社会观之间应该保持着一种持久而紧密的联系[1]8。他一直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定义为属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唯物主义。他强调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特征和社会实践对人类社会的根源性。因此，任何把唯物主义与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相分离的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反对[1]8。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表达了把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一种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自然历史的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1]9。福斯特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只有将它与现实的自然/物理条件，实际上是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质上是生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世界观是生态世界观。在此基础上，福斯特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对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