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的探讨和分析

  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章中，马克思写道：“在这里，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1]从制度或体系而不是工具视角来审视社会分工，充分表明了社会分工制度这一范畴在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从目前对《资本论》及其它马克思经济学文献的研究来看，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流思路是，假定社会中的产品和部门固定不变，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利润率下降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由此将引发失业人口增加和社会失衡。实际上，对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应该打破产品和部门固定不变的前提假定，在分工深化和广化的理论假设基础上，分析在全球化背景和新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分工矛盾。
    本文首先阐述社会分工制度这一范畴的基本属性及其时代发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分工矛盾，并尝试以“生产力——国际分工——生产关系”这一分析框架给出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理论解释。最后给出结论以及对下一步研究的展望。
    一、“社会分工制度”范畴的基本属性及其现时代发展
    1.“社会分工制度”范畴的基本属性
    “社会分工制度”的英文表述是system of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2]它可以直译为“劳动的社会分工制度”或“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从“体系”层面上来看，“社会分工制度”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马克思对分工形式有过许多论述，从总体上看，他首先把分工分为两大类，即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自然分工主要包括在纯粹生理基础上产生的性别分工和由自然地理因素决定的地域分工；社会分工包括三种类型，即“一般的分工”、“特殊的分工”和“个别的分工”。我们认为，这三种类型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形态，即社会内部的分工（学界常简称为“社会分工”，包括“一般的分工”和“特殊的分工”，下同）和企业内部的分工（亦称“企业分工”，即“个别的分工”，下同）。
    2.两种基本分工形态的新发展
    首先，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相比，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方面，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势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概念上的“商业”范畴。在当代，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不仅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接近或超过3/4，而且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比重也已接近或超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3]另一方面，除了社会内部分工在横向上的“广化”发展之外，各产业部门内部包括现代服务业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日益深化，表现为“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产业部门越来越多，各部门生产的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多。① 为此，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制定或修改产业标准分类法。
    其次，不仅社会内部分工，企业内部分工的发展也表现为广化和深化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技术工艺的日益复杂化，生产的迂回程度增加，产品链上的中间生产环节不断地分化和独立，并从企业内部分工转向企业间分工，即中间产品成为单个专业化生产企业的“最终产品”。这是企业内部分工的广化。另一方面，企业内部不同层面的分工也日益深化、细化或专业化。以电子计算机产品生产为例：不论某种计算机产品生产是在一个企业内部还是在企业间分工网络内部完成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产品内分工系统，计算机生产至少可以在纵向上逐层划分为系统、模块和组件三级。在系统层面上，可以把计算机产品分为显示器、键盘、鼠标、主机板、内存条、硬盘、光驱、声卡和显示卡等模块；在模块层面上，每一个模块也都可以分为几个或多个组件，如CPU，可以从性能上分为控制单元、逻辑单元和存储单元，从物理构成上分为基板、核心、针脚三种组件，等等。
    3.企业社会性分工：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形态
    所谓“企业社会性分工”，即若干家企业在一定空间范围或产业领域（包括产业之间或产业内部），以某种或某几种联系方式组成的一个相互依赖的企业簇群并合作生产最终产品的社会分工形式。与企业内部分工相比，它是由多个企业共同完成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出一个最终产品；而企业内部分工则是在企业内部完成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出最终产品。与社会内部分工相比，它是在企业簇群或企业网络内部，一个企业为另一个或另几个企业生产，企业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经济关系；而社会内部分工则是一个企业为一般的企业即市场生产，企业之间不存在特殊的经济关系。②
    尽管企业社会性分工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但是，企业社会性分工从它孕育之日起就已经是马克思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早在工场手工业阶段，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相互关系时就敏锐地看到了企业社会性分工现象：“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以前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4]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揭示了企业社会性分工的优势，“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4]“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 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是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从而它们的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1]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结构性矛盾
    企业社会性分工的出现，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处在分工体系内部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关系施加着深刻影响，特别是在各主体的利益取向不一致时，这种影响将暴露出其消极的一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紧密联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分工格局正逐步显现出深刻的结构性矛盾，甚至可以认为，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是这种实体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在虚拟经济层面的一次大爆发；从更深层次上说，这也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从而通过社会分工这一中介环节进行强制性调整的必然结果。[5]
    1.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逐步建立，企业社会性分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国际分工新格局，并且，这种新国际分工格局又以产品内分工为典型表现形式③，从“产品在一个民族经济中完成制造的过程”[6]逐渐转变到“不再有民族的产品或技术，民族工业，乃至民族经济”。[7]
    新国际分工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同一产业内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虽然技术程度相同或相近，但其使用价值，包括外观设计、内在质量以及品种、规格、商标、牌号或价格等均存在差异，由此形成国际分工和相互交换，以满足消费者偏好的多样化、细分化需求。战后以来，发达国家之间水平分工所推动的国际贸易的巨大增长，主要就是由这种不同规模的众多公司之间的交换而不是同一个巨型公司的内部交换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复杂，内部分工越来越精细，产品加工的工序，不论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从初加工到深加工的垂直联系越来越庞杂，加工工序或工艺流程差异也越来越细密。于是，跨国公司将原有内部分工”外包“给其他企业，包括不发达国家企业的交易活动日益增多。这种活动的基本特征是：跨国公司制定产品性能标准和交易关系准则，利用其强大信息网络和市场网络，通过模块化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加工和生产要素不同密集程度的组合进行工艺流程配置与控制，从而制造零部组件产品和组合装配，主宰产品内国际分工要素流入和流出方向的物流整合，最终利用不同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人、财、物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2.新国际分工格局中隐含的结构性矛盾
    随着新国际分工格局的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再生产图示来说明。
    （1）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变化
    全社会生产活动可以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分别用下标1和2表示。所有部门产品的价值都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组成，分别用C、V和M表示，总产值用T表示。
    在扩大再生产中，剩余价值将被分为企业主的消费基金和追加投资两部分，在这里分别用E和ΔI表示，追加投资又分为追加的不变资本ΔC和可变资本ΔV两种，即有：
    
    
    
    
    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新国际分工格局下的产品内分工陷阱，实际上是劳动异化现象在企业层面上的表现。分工作为异化劳动的根源，体现在个人活动领域的片面化、狭隘化和抽象化上。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马克思曾指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8]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随着工厂内部分工的发展，“他们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9]在《资本论》中，这一思想被进一步用于分析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关系，“分工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4]，并且，这种劳动力的片面化和异化受到了资本的欢迎，因为“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它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10]
    在当代，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出现，使那些原本依赖于企业内部分工体系并被片面化地凝固在分工体系中的工人的角色，现在被产业链上的企业代替了。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新国际分工体系中，这些被固化在产品价值链上的分工主体，无疑就是那些缺乏核心技术和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力层面（或技术层面）推动的社会分工演进过程，对生产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来互相之间不存在联系，或者只存在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现在被这种产品内分工体系连接到一起，在生产关系上形成外资企业控制产品价值链，不发达国家本土企业被束缚在某一个分工环节上这种局面。
    生产力发展通过分工对生产方式进行了重新组织，对处于产品内分工体系内企业之间的生产关系施加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形式。”[9]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进入某些行业设定了限制，但外资企业在大规模进入的同时，仍然凭借其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以合资、参股、控股等方式获取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所有权或控制权。
    其次，分工还制约着产品的分配关系，“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9]例如，为了保护其核心利益，在模块化和开放型产品建构中，外资“链主”往往采取局部垄断和核心部件垄断的方法，人为制造下游本土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坐收渔翁之利。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产品建构特征密不可分。因为当产品内部各部件大多数都要与某些核心部件对接时，非核心部件之间的联系和界面规则就比较松散和简单，产品生产容易形成模块化结构。⑥ 与此同时，为了得到核心部件垄断者或&ldquo ;发包商”的产品使用权，下游本土企业往往拼尽全力投身激烈甚至残酷的争夺，价格大战等极大地削弱了本土企业的利润积累能力，向产业链上游攀升的努力也因此无法得到资金投入的支持，本土企业落入产品内分工陷阱由此成为事实。
    上述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国际分工格局中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所发生变化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为主导的新国际分工，将再生产图式中的结构性矛盾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及其企业陷入产品内分工陷阱，并由此引发两种后果，一是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在所有权上受到跨国公司控制，二是其在产品价值链的收入分配上受到跨国公司的层层盘剥。总之，发达国家通过分工深化和广化实现了自身再生产过程矛盾的缓和，但这种缓和是以发展中国家落入“产品内分工陷阱”为代价的。一旦发展中国家意识到自身陷入了这种产品内分工陷阱，并采取相应措施摆脱被“异化”境地时，这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便会集中爆发出来。
    3.结构性分工矛盾的爆发与缓和
    发展中国家摆脱产品内分工陷阱的手段主要有两类，第一，实施自主创新战略。针对本国受制于人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提高研发投入、着重对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进行投资的举措。第二，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和一般消费品生产部门进行结构调整，在限制产能扩张的同时进行企业兼并重组。两类措施的经济效果是，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含量得到提高，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张速度得到抑制。这两方面的共同力量推动着发展中国家再生产等式趋向平衡。
    发展中国家再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化，如同发达国家转嫁结构性矛盾时一样，从相反的方向上逐步影响发达国家的再生产模式。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产业逐步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其结果是使发达国家第一部类可变资本项的扩张速度放缓。另一方面，由于本国产业体系的逐步完善，发展中国家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主要销售市场开始转移到国内，原本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出口项目不再高速增长。这样，发达国家将一般消费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放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全球分工格局开始被打破，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必须重启生活资料生产的局面。这两方面的共同力量使得再生产图式中的结构性不平衡再次向发达国家转移，依靠新国际分工格局获取大量资本积累的“美好”时代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资本自由化和开放的金融政策，使得虚拟经济部门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世界资本主义近30年来的资本利润率与积累率之间的落差不断扩大，这是新自由主义时期较先前经济阶段的一个明显的结构性变化。[11]高速资本积累的循环已经被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努力所打破，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趋势，如滚滚浪潮般吸引着实业界的巨额利润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实体经济的利润率由于再生产图式的平衡被再次打破而出现下降趋势时，金融部门的周转和扩张需要便失去了支撑，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便爆发了。
    三、几点初步的结论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其多本著作中曾多次阐述“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这一点已是确定无疑的了。明确了这一点，对分工和社会分工进行制度或体系层面的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毕竟，还没有哪一种范畴能比分工更能体现生产方式作为“组织和进行劳动的方式”的本质含义。[12]也正是将分工看作是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我们才得出这样的推论：社会分工制度是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演变的重要中介。与社会形态的演变相适应，社会分工制度的演化也先后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即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以自然分工和市场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分工，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内部分工与社会内部分工并存，直至当代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出现了企业社会性分工这一分工新形态。
    第二，随着战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社会分工在质和量双重层面上实现了深化与广化，并逐步演化出第三类社会分工，即企业社会性分工形态。企业社会性分工的出现，在质上进一步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了对等价值的新源泉。如果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看作是工艺创新，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广化，实质上是另一种创新，也即产品和部门创新的表现形式。
    第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紧密联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分工格局正逐步暴露出其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的特征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常见状态
    
    现在成了其再生产过程中的常态，逐步陷入“产品内分工陷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需求不足和投资过剩矛盾被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具体表现为在大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分可观的同时，产业竞争力水平始终徘徊不前。最后，当发展中国家力图摆脱“产品内分工陷阱”，努力从产品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时，这种结构性矛盾将最终爆发。
    第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链治理模式创新，避免被束缚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产品价值链中，防止落入企业层面的劳动异化和“产品内分工陷阱”。
    收稿日期：2011－08－24
    注释：
    ① 参见：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钱纳里、鲁宾逊、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有研究认为，由于企业社会性分工介于社会分工和企业分工之间，可以用“企业网络分工”、“中间性分工”形态来界定这种新的分工形式。我们认为，“企业社会性分工”既能确切地表达“中间性分工”的特征，也能较好地与社会分工、企业分工相并列，故取此名。参见李翀：《论社会分工、企业分工和企业网络分工》，载《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刘东：《企业网络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很 多研究都将这种新国际分工格局总结为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分工，实际上，产品内分工、产品间分工甚至产业间分工等都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社会性分工的表现形式。参加卢峰：《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2004年；张苏：《新国际分工理论述评》，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
    ④ 这两个变量在使用价值上互补，在价值量上可以通约。参见孟捷：《从再生产图式看剩余价值实现危机——兼论解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几种范式》，载《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⑤ 在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大量以成本优势获取狭小利润空间的本土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也印证了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中被低端锁定的事实。更有报道称，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引人注目的球迷用品“呜呜祖拉”，主要来自于中国著名的小商品城——义乌，然而，一个60厘米长的塑料喇叭在南非世界杯赛场的售价是60兰特（约合8美元），但制造商的离岸价仅为0.3美元。参见章苒、冯源：《“呜呜祖拉”的中国“爸爸”有点沮丧》，载《经济参考报》，2010－07－16。
    ⑥ 譬如，英特尔对电脑核心部件CPU的控制，飞利浦等厂商从早期生产整机到逐渐退出整机市场，专门提供DVD核心部件——解码芯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