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法律援助立法应细化受援标准及范围

  　　论文摘要 法律援助的受援标准和范围的确定是法律援助能否实现其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立法目的，能否实现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完善人权的司法保障立法宗旨的关键因素。从实践来看，法律援助的发展过程是其受援标准和范围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规范化的过程。现阶段，虽然司法部相关文件对法律援助工作要设计动态标准调整机制提出了要求，但这些规定只是指明了方向，缺乏作为法律规定的指导和规范意义。立法的设计要实现切实保障每一个经济困难公民都能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服务，真正体现法律援助制度存在价值。本文从建立动态法律援助困难标准、扩展服务领域两个方面分析法律援助立法应当增加的内容。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动态标准 扩展领域
　　一、建立动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对经济困难标准的界定，现行《条例》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从《条例》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和法律援助的实践看，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设定存在诸多问题，影响法律援助工作的深入发展。
　　第一，经济困难没有明确定义。虽然《条例》明确了要以“经济困难标准”作为法律援助的前提条件，但是对于经济困难标准的定义没有加以明确，仅是简单的授权，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经济发展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由此可见，“经济困难标准”在法律层面没有明确定义，授权立法要求也同样没有明确标准，更没有严格的授权立法的期限和监督程序。
　　第二，经济困难标准过于严苛，在《条例》授权的基础上，现行各地方立法通常采用的经济困难标准为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将低保上浮一定比例作为经济困难标准，也有个别发达地区以低收入家庭标准或者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经济困难标准。同时各地都规定了几类免于经济困难标准审查的情形。由此产生的弊端是：各地立法对于经济困难标准说法不一，首先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同时也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执行。
　　第三，现行的经济困难标准都不符合我国法律援助实践和立法本意。实践中享有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并不高，在就业、就医、就学、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上真正需要法律援助的人虽然经济困难但因为还达不到经济困难标准而无法获得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法要扩大适用范围，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建立动态性的法律援助困难标准，使法定的困难标准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带来的法律的公平正义。
　　第一，法律援助法规定统一经济困难标准。动态性法律援助标准的构建就是要立法设立一个明确的法律援助相对公平标准，在这个相对稳定、统一的标准下，具体的受援范围会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各省、地区的差异而体现出不同的范围。如此，既可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又能够满足地区的差异性，构建弹性的制度最大程度的保障有法律援助需求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标准统一设立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标准的制定上，要综合考量目前律师收费指导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居民人均家庭支出标准，法律援助的社会需求，立法应当以申请人申请时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作为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能够更大限度的保护有法律援助需求的求援人利益。
　　第三，将困难标准与社会诚信体系衔接。随着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每个公民的经济状况都可以在阳光下公开。法律援助机构对公民经济状况的审查只须查询公民诚信记录，综合利用银行工资支付系统、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不动产登记制等与个人收入和财产管理相关的法律制度，真实的判断求援人的经济状况。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动态的，最大限度的保障受援人的范围，另一方面又可以动态的掌握求援人的经济状况，防止法律援助资源的浪费。

　　二、扩展法律援助服务领域
　　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国家对人权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就应当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最大限度的保障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资源。随着人民需求的增加，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法律援助定位的提高，对非诉讼类法律援助需求明显增加，而现行法律法规对法律援助的服务领域的规定已经成为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瓶颈。
　　第一，对非诉讼法律援助服务方式理解偏差。现阶段，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组织的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者向经济困难或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方式主要是在诉讼环节外，对这一类群体的纠纷提供免费的以调解服务为主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获得免费的法律资源。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诉讼法律援助的一些特点，但缺陷十分明显。首先，我国职业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对较少，其他社会组织法律援助机构发展薄弱，而调节工作又是一项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其次，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各级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国家机构内部都设置专门性的、专业化的调解机构，政府法律援助和社会组织在机构设置、人力资源、专业化水平上都是无法比拟的。因此，不应当把调解作为非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形式，可以设置为多种援助方式结合，以调解作为辅助方式。
　　第二，非诉讼法律援助受案标准过高。非诉讼法律援助包括调解、代理和解、代为搜集证据、法律咨询、法律宣传，如果这些服务都要求受援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在实际操作中是不符合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初衷的的。随着国家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经费保障也逐年增加，社会组织也对法律援助事业加以支持，在此情况下，如果法律援助没有一定的公益性，不符合法律援助制度设置的宗旨。

　　第三，缺乏非诉讼法律受案范围规定。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和案件当事人为解决案件争议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全部活动。据此，劳动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商事仲裁等准诉讼性质的活动都是排除在诉讼的范围之外的。实践中，这几种程序作为准司法程序与诉讼法律援助中所涉及的几乎没有区别，又如公证、司法鉴定等重要的认证事实的工作中，当事人在这些程序中同样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服务，因此应当将它们列入法律援助的服务范围。 　　综上，法律援助应当拓展服务领域，在非诉讼案件中由政府法律援助中心职业法律援助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在形式多样的非诉讼程序环节，以简易程序方式，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达到法律宣传和人权保障的双重效果。
　　第一，法律援助工作形式应当多样化。首先，继续做好调解工作，对已过诉讼时效和因证据不足等原因，无法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努力帮助寻求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做好调查取证等案前准备工作，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对可能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力争通过诉前调解解决纠纷，节约诉讼成本，做好诉后调解，保证法律援助案件裁决生效后的权益履行；其次，拓宽援助形式，加大法律咨询、法律宣传力度。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宣传重点一直放在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成果上，却忽略了其相关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公共法律教育的功能。而且在法律援助工作的内容安排上，法律援助宣传被当成了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辅助性工作。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新的形势要求对法律援助宣传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将法律援助宣传纳入立法保护，使其公益作用和价值目标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在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公众接受免费法律教育，获得法律咨询，向公众普及法律知识，使其提高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提高他们利用法律手段“自助”解决自身遇到的常见法律问题和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以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促进司法公正。
　　第二，有选择不设“经济困难标准”门槛。随着法律援助工作形势的多样化，要求接受法律援助的群众必然增加。现阶段国家对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加强，各省市法律援助机构的财政拨款逐年增加，同时受案数量相比减少，办案补贴增速缓慢。在此情况下，法律援助有可能也有责任，对除劳动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商事仲裁等准司法程序及公证、司法鉴定外的法律援助方式取消经济困难标准受案限制，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一项公益服务，为有法律咨询、法律宣传、请求写作法律文书需求的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立法可以在此最低保障条款基础上制定授权条款，各地方政府可以依据本地方实际状况和需要，扩大对准司法程序及公证、司法鉴定无困难标准门槛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领域。
　　第三，拓宽法律援助服务领域。为切实实现法律援助保护人权的宗旨，必然要加大拓宽法律援助法务领域力度。首先要向行业延伸，要在关乎民生的领域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服务。整合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各项职能，开展专项法律援助服务活动；其次，向社会组织延伸，向人民团体、街道（乡镇）、社区以及弱势群体相对集中的单位延伸，将工、青、妇、残等各个行业领域的法律援助机构建设成为宣传法制、推行法治的重要窗口阵地；再次，向特殊群体延伸，开展法律援助进监所工作，对被监管人员及服刑人员发放法律援助宣传资料，进行法律咨询，释法析理，提高其依法维权的意识，有效维护在押、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同时也使被监管人员及服刑人员正确认识所犯罪行，正确面对改造服刑，维护和谐监管秩序，减少重复犯罪隐患；可以开展法律援助进医院工作，建立医患纠纷联调机制。针对“医闹”固疾，可以由政府主导，与卫生行政部门积极配合，把介入医患纠纷作为法律援助服务的一项新内容，法律援助人员全程参与医疗争议案件，使其在患方与医方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有效地解决患者因医学及法律知识欠缺和因经济困难打医疗官司难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化解医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