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之洞与维新报业关系初探

　　论文摘要 晚清名臣中，张之洞与报业的关系尤深，他对报人既尊重又打击，对报业既重视又压制，陟罚臧否的行为之后是毁誉参半的评价，本文通过分析张之洞在维新前后的报业活动，对其报纸理念进行了提炼，认为其矛盾的行为背后，是根植于政治理念和时代背景之上，多重因素叠加后的合理性存在，符合他一贯的行事风格。

　　论文关键词 张之洞 维新报业 办报理念

　　张之洞署理湖广后半时期，因甲午战败，民心思变，维新派走上历史舞台，作为声张学说的载体，报纸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康梁的重视，被运用到维新变法之中。张之洞思想保守，但关键时刻总能“与时俱进”，他看到了维新派报纸的强大社会影响，也加强了对维新派报纸的拉拢与渗透。他广阅各种报刊获取西学知识，推行洋务与新政，又在湖北创办一系列官报。其报业履历在有清一代的大臣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一、历史研究脉络

　　目前的对张之洞的报业思想的研究并不算活跃，对张之洞与报纸的关系进行检索之后，稍微梳理，大致有三种：
　　（一）论述张之洞与时务报之关系
　　因《时务报》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也是维新时期最著名的报纸，言论之新颖、笔锋之犀利，举国为之震撼。张之洞从初期的鼎力支持到后期严厉压制，与时务报的兴衰息息相关，因此这方面论述为主流。相关的著述如：刘兴豪、向章宇的《论<时务报>初创时期张之洞与维新派交善的缘由》，张力群《张之洞与<时务报>》，王立《论戊戌政变后围绕<清议报>的中日交涉》，阳美燕《张之洞与<时务报>维新派的文化关系》，陈长年《从<时务报>看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
　　（二）关注张之洞死后舆论的反应
　　因为历史人物本身所处的时代复杂性，对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往往也歧见纷呈，不同的利益、立场的团体，其审视的观点也各异。作为晚清四大重臣之一，张之洞逝世后，当时的《新闻报》、《申报》、《时报》、《神州日报》、《民吁日报》等报刊发了大量报道、悼念及评论文章，为后世观察张之洞的媒体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也提供了新的研究主题，如桑兵的《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和刘彦波《张之洞薨逝后之时评——以<申报>为中心》。
　　前者对《张文襄公事略》进行分析，将该书收录的报道与未收入的相关报道进行比较分析，从中“不仅可以探究编纂者的态度倾向，而且可以将张之洞之死作为研究的起点，观察舆论的反应，深究各方的态度，进而考察重要人物的离去所引起的政局和社会波动。”后者集中于《申报》的报道，这些报道涉及全国各界的悼念活动，也对张的一生做了评价，从政治功业、到人格情操，从实业得失，到处事优缺，作者认为“这些评价充分彰显了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三）对张之洞的报刊管理思想的研究
　　张之洞生前积极参与报业活动，以赞助、自办、打压、查禁等方式广泛的影响了维新时代的报业，在他相关的公文中以《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最为有名。他的报业活动带有极强主动性，也有浓厚官僚色彩，在后期，集中了他毕生思想精华的《劝学篇》中，他单独辟出一章，名为《阅报》，可以想见其对报纸的影响足够重视。这些言论著述也成为后世学者管窥其报刊管理思想的突破口。
　　吴廷俊、裴晓军的《体用之辨：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解读》对《阅报》一文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张之洞的报业思想具有矛盾性：“他一方面倡导阅报并亲自督办，同时他又压制报业并迫害报人。这种矛盾现象必须放在社会现实语境和他一贯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上方能得到合理解释。”周光明、邹文平《论张之洞与近代报刊》也基于《阅报》，考察张在一系列报刊活动中的表现，“仔细地梳理和分析了他与近代报刊的关系，进而达到了解晚清政府上层对报刊的反应的一般情形。”
　　梳理发现，目前并无研究文章对张之洞的报业活动进行全面考察，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时务报》《湘学新报》《清议报》三报以及《劝学篇》中的《阅报》一文，而《蜀学报》《湖北商务报》不知何故被忽略，甚至后期为抗衡民办报纸、遏制革命思潮传播而办的《白话宪政报》、《湖北学报》、《蚕学月报》、《湖北农会报》、《湖北官报》更是罕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也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突破口。
　　二、由支持到压制：张之洞的报业活动

　　（一）维新报刊
　　1.《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到南京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应允。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等人，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2.《强学报》，1896年1月康有为弟子徐勤、何树龄在沪所办，为上海强学会会报。京师强学会被封，有官员认为“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张之洞立下电“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
　　3.《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连载梁启超著《变法通论》，张之洞饬令订阅，巅峰期销至1.7万多份。
　　梁启超文笔雄厚，令时务报一纸风靡，从庙堂之上到江湖之远，声名远播。他借《时务报》抨击腐朽时政，力主变革维新，这也令原本就对激烈的维新人士不放心的张之洞大惊失色，见报之后立马传电干预。不久，梁启超出走，《时务报》改为官报。 　　4.《湘学报》，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3月末，《湘报》第20期发表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宣扬民权、议会等学说。张之洞读后大为震惊，忙致电陈宝箴，要求制止这类言论。在张的严令下，陈宝箴将有关《湘报》收回，并不再发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文章。
　　5.《蜀学报》，四川维新派的主要宣传刊物。1898年春末，宋育仁因主持蜀学会，并在成都创办《蜀学报》，旬刊。每期30页左右。1898年9月出版至第十三期后，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致电四川总督宋育仁，“跨省通缉”。《蜀学报》就此被查禁。

　　（二）自办报刊
　　1.《正学报》。戊戌年初，张之洞命陈衍主持官报局，他希望开办《正学报》来抵消谭嗣同为代表的湘中舆论的影响，“正学”之名可见其匡正学术的雄心，在正学报序例中，他将“定国是”之“是”解释为“正”：“无新无旧，惟其是而已矣，惟其正而已矣。”在中西体用之间力主“中正”，无偏无袒，主张稳健改革，不过后来此报并未刊行。
　　2.《湖北商务报》。原本作为《正学报》总编纂的张之洞幕僚陈衍，又转而创办了《湖北商务报》，广向商界宣传商务信息，也为湖北新政造势。1902年改为《湖北商报》。除此之外还创办了多种专业化报刊：《白话宪政报》、《湖北学报》（旬刊）、《蚕学月报》、《湖北农会报》（月刊）、《湖北官报》（半月刊）、《湖北教育官报》（月刊）。在他任内，武汉地区的报纸数量与质量均为全国瞩目，为武汉成为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重镇奠定了基础。

　　三、从内容到实务：张之洞的办报思想

　　张之洞与维新报业的关系之深广，为同时代官员所难项背，对报纸的认识不断“因时而异”，通过收买、赞助、打压、查禁、自办等手段，在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一）管理上：为我所用，国人自主
　　张之洞涉足维新时期的报业，禁止鼓吹孔子改制、民权等思想，在对官销时务报的公文中，他就指出他支持时务报的一大原因在于“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如此既可以抵消外国影响，也方便官方进行控制，对这一时期的国人办报高潮，他总体上是支持态度。
　　（二）方向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既为一代“儒臣”，他的思想中，忠君、卫道是主流，虽然能响应时局变化，支持维新派广开言论，但依然竭力将他们纳入“主流话语”之下。“体用之辩”的倾向则成了衡量报纸言论是否恰当的重要尺度，幕僚也在他的授意下创办报刊，成为张之洞传播自己思想的一个平台，冀此能在激烈的社会思潮中，为主流价值“鼓与呼”。
　　（三）经营上：自办报刊，参与竞争
　　在湖广总督任上，他对多种“有益报纸”给予经济赞助，并官费订阅，创办和支持了十余种报纸与民办报纸争夺舆论阵地，在争夺言论阵地之外，他也重视报纸开启民智的作用，创办了多种专业化报纸，在政治、商业、教育、农学等领域传达各种信息。
　　（四）内容上：严肃真实，严格审查
　　张之洞对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十分重视，认为报纸对学术和时政皆有益处。对不合己意的报纸言论，他也总是及时设法干预：1900年，他以上海《同文沪报》陷害自己为由，致电威胁；针对上海《新闻报》刊登康有为的文章，张之洞要求上海道责令该报“万勿再为传播”，“迅速设法更正”。

　　四、总结

　　维新报业时期正是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张之洞先扬后抑，对待维新派报纸前后发差极大，但正如他死后，上海的《字林报》中所提的：“以该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时人对他维新时期的前后表现提出了质疑。
　　这个问题也可用于他对维新派的报纸的干预上，在当年的报纸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对这一矛盾的回答：“张之洞虽为旧学界之英杰，而能晓然于西学之利益；虽天性笃信中国之旧学，而能提倡国民之教育，是其见识诚非他人所及也”。“南皮之行新政，主保存国粹者也，项城之行新政，主开明专制者也。一言以蔽之，则皆主渐进而不住激进者也，主默化不主强迫者也。也故唐浏阳之就戮，不知者或以反对新政为讥而不足尽南皮之相；谭浏阳之伏诛，当事者虽蒙首鼠两端之诟而不足摇项城之心”。
　　他出生儒学世家，担任封疆大吏二十余年，传统士大夫的立场和宦海沉浮的阅历，决定了其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与庙堂之上保持同一频率，维新前期，维新派的诉求符合当政者的利益，故张之洞也是对维新派各种拉拢、百般示好。而随着维新派的声张越来越不见容于新掌权者，变法出现失败的苗头，张之洞必然顺风而动，回归体制内，与维新派划清界限。维新派激烈的言辞与张之洞本身的保守倾向，也注定了二者之间分歧不可调和。张之洞的做法，跟同时代大多数官员没无二致，维护现行体制之举固然未能顺应时代潮流，但要他们拥有今人眼光穿透时代迷雾，是否又有点苛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