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国

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面对怎样的世界和东亚国际政治基本环境？有着怎样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台湾问题的基本形势如何？如果在高度重视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的前提下，从必不可少、但不过头的忧患意识出发，就可以肯定这么一点：上述环境和形势中早已有之的困难，连同晚近出现的某些重大变动，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领导人面对比较严峻的挑战。战略上需要提防的一项可以设想的最坏情况（the worst-case scenario ）或极端事态，是今后一些年里****趋向可能的严重发展。它并非没有可能会使十六大产生的领导班底遭遇一种国务家们一般最不愿意碰上的局面：在或战或和皆大不利的情况下，不能不立时做出是战是和的根本决定。当然，情况现在看来一般远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可能比第三代领导多少更尖锐地面对四重挑战：（1）美国空前的霸权性优势和强权政治态势，包括在地缘战略、台湾问题、战略武器和军事技术等领域不时有所加剧的对华战略防范；（2）将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来的有关的经济不适，连同广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那一部分与其有力的促进发展效应并存的、可能的“煎熬”效应；（3）中国在东亚的中长期安全忧患，除美国的对华战略防范外，还与朝鲜研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处于国际规范之外、日本军力发展和民族心理变迁趋向、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威胁”观念扩展、印度国力上升和国际权势抱负增进等事态相关联；（4）****势力和****危险的持续存在，甚至可能的加剧。此外，比较重要的还需考虑到中国国内关于对外态势、政策和有关思想观念方面比较广泛的歧异，加上尤其在对美政策方面有时欠缺较高程度和较广范围的大众理解和支持。
　　二
　　要足够系统、宏观和深切地把握问题，就需要考察中国所处环境的几个基本方面。头一个基本方面是当今和未来一个长时期里的世界政治总体环境。在此不谈其中使得中国政府和大多数中国人放心和鼓舞的有利因素，而只说需要他们全面和勇敢地正视、认真和细致地对待的不利因素。事实上，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北约就科索沃问题大规模袭击南斯拉夫以来，他们对于世界总体环境的首要感觉（在很多人那里一度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强烈感觉），便是中国的安全和崛起前景在其中所面对的、或近或远的实在或潜在危险。可以将世界政治总体环境分解为世界基本格局和世界基本潮流，分别就这两者做大框架式的考察和分析。世界基本格局主要指国家间力量和权势的基本分布状态。这20余年来尤为突出的大致是这么一个事实：美国在总的实力、权势和大部分功能领域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技术、财政、思想文化影响和国际规则制订等占有显着的优势。冷战结束以来的10余年内，美国的优势更是多半由于下列四大事态得到了新的巨大增长：苏联瓦解、美国发动和展开信息技术革命、大力进行“新军事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在90年代大调整和大增长。9·11事件以后，美国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可以说出现了进一步的跃进式扩展。这首先是因为在恐怖袭击引起的全国性安全恐慌背景下，美利坚民族行使优势和为此承担代价的意愿大为增长，美国大部分公众至少迄今为止，对一个大体上怀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和强烈民族主义、单边主义甚或黩武主义情绪的行政当局给予了近乎“空白支票”式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美国的霸权性优势、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霸权性优势之巨大，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甚至超过了罗马帝国。以此相对，越来越可以确认在一个长时期内少有或没有可能形成足够经久有力、足够坚强团结的国际总体制衡阵线，虽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领域甚或地理区域，有时的确可以造就局部和次战略层次上的制衡局面。
　　以这么一种力量分布为最大特征的世界基本格局存在着严重问题。美国的巨大力量优势难免导致其强权态势和强权行为，许多其他国家因而缺少（或至少时常缺少）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自由，世界政治缺少基本公正。就较为柔性、较易容忍或接受的美国“制度霸权”来说，近一年多来特别强烈地凸现的是这么一个重大现象：霸权甚至在一些关键领域发展到了排斥“制度”、因而造就实在和潜在的混乱的地步。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基本格局中，中国已经、并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遭遇可以因为全球国际体系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而来的各种困难，特别是由于美国越来越着意全面防范和多方阻滞中国力量（主要是军事和国际政治力量）壮大而来的困难，尽管困难的程度可以有变化。
　　第三代最高领导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态势的基础上，历经几年过程，大致到1999年下半年已明显地确立了一项很正确的基本国策：中国在美国的巨大优势面前决不冒失；除非无可避免，决不投入与美对抗，也不将对外政策的根本建立在中短期内构建对美总体制衡的企图之上。不仅如此，尤其自去年夏天以来，相当大程度上通过中国方面的对美主动协调和积极影响（当然仍有至关重要和坚决予以坚持的“底线”），争取美国对华良性态度的政策推行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而且确实收到了非如此便不可能的重大外交效果，大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处境和国家利益。十六大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只要美国政府方面不出现太严重的对华政策恶性变动，中国最高领导层肯定将继续这一基本国策。实际上，十六大报告和近几个月来的中国有关政策行为显示，中国领导人大概已经下定了两项较长期的战略决心：（1）在中国的对美基本政策乃至对外基本态势方面，更坚决、更连贯也更耐心地贯彻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思想和实践原则；（2）一定要加速实现中国军事力量的现当代化和决不容忍****。这两大分别以温和与强硬为特征的战略决心同时并举，很可能反映中国领导人在理顺战略目标、摆好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实现战略方向和战略资源集中方面有了很重要的改进，或者说有了重大创新。有待继续优化的主要是，在坚持对美高度谨慎和战略耐心的同时，中国必须更快地发展改革，加强国力。发展改革意味着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必要前提下，尽可能迅速地学会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文化，培育最符合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政治文化。在加强国力方面，一个头等重要、也头等紧迫的任务，在于本着大战略的全局观念，进一步全面和深入地认识中国军事力量的相对严重落后与其各种原因，不受“中国威胁论”的过头干扰，下大决心予以全面的改善和建设。
　　由于中国政府战略判断的进一步优化和非常积极的对美外交作为，也由于美国布什行政当局对华态度和政策重要的局部良性变化，近几个月里中美关系出现了非常迅速和显着的改善。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里需要较优先地考虑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从中国的总体利益出发，依凭创新性和高度求实的战略思维和外交实践，在巩固和充实中美关系现有进展的同时，争取使之再上一个大台阶。一个至关紧要、也富有潜能的努力方向，在于尽可能争取将中美之间核心或近乎核心的、狭义的战略问题纳入中美战略对话，或者说就这些问题进行逐渐地系统化、体制化的中美战略对话，乃至将来发展成中美战略谈判。这些问题大致属于五个方面：（1）关于台湾问题的，既包括美台军事合作、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有限的对台“保护义务”、美国海空军在台湾周围海域和空域的军事活动，也包括对台动武的前提形势（或曰“门槛”）、中国大陆对台导弹部署、甚至中国的某些类型的俄制武器购买；（2）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的，既包括美国导弹防御、美国新军事信条中与核打击有关的部分、甚或美俄战略武器控制体制与中国的关系，也包括中国战略核力量发展的某些问题；（3）美国在中国周边即东亚、西太平洋和中亚的军事存在；（4）美日军事同盟包含的实际上的对华功能或意图，甚或连同日本的军事力量问题；（5）中美两国间根本的战略互信问题，包括在中国看来的美国对华战略防范甚或威胁（即许多中国人所说的军事意义上的对华“遏制”、“包围”和威胁），也包括美国政府方面的“中国威胁论”观念。可以说，中美关系的相当大一部分前景取决于能否就这些方面、特别是头两三方面的问题进行战略对话乃至战略谈判。

三
　　当代世界有非常明显的三大基本潮流：全球化、国内社会政治生活现当代化、国际规范（国际法和国际伦理）超越化。就给中国的安全和崛起前景造成的困难而言，全球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现当代化特别值得关注，当然，国际规范超越化，即以愈益增大的范围和程度超越和侵蚀国家主权控制的趋势，也引发和加剧了种种困难，它们尤其来自各类****问题与军备发展、输出和控制问题上的国际和跨国干预。由于全球化和国内社会政治现当代化这两大具有双面刃性质的基本潮流，当代世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在经受着可以说往往是巨大、深刻的痛苦：现当代化痛苦。在这痛苦当中，有些来自现当代化转型和冲击中落后国家、落后社会不同程度的严重不适与自我更新能力的欠缺，连同转型的分解、裂变和混乱效应，还有些来自在世界潮流的涌动中按照本国社会实情来选择、试验、推进现当代改造和发展的固有困难，包括寻求既适合时代要求、又适合本国实情的民主化形态和民主化途经的固有困难。此外，这痛苦还包括美国及其他西方强者的往往自以为是的压力，或者说强加西方影响甚至西方模式所加剧的不适和紊乱。
　　很明显，中国也正在并将继续多少经受着这些痛苦和困难。它们表明，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还包括：在这样的基本环境里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能不能保持？如何以既积极又稳妥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法制化改革来使得这些稳定成为真正可持续的？国内的种种有关问题能不能在不引起过大痛苦或震荡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而不是仅仅得到“控制”和间歇性的缓解？如何处理这一方面的困难同刚才所讲全球国际力量对比过于严重失衡造成的困难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者广而言之国内基本政策同对外、特别是对美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都与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崛起前景息息相关。市场经济改革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负面效应；在中国国内的政治讨论中有时被强调的“西化”“分化”危险；有时相当棘手的“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党内国内一度就此存在的某些争论；知识界内关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新老左翼主义的“意识形态分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在此谈论的问题的重大现实表现。实际上，差不多所有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知道，中国政府最关心、也为之最多地耗用精力和时间的是同全球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现当代化密切相关的内部问题，或曰改革开放产生和加剧的种种新型内部困难。第三代领导人如此，新领导集体也将如此。
　　四
　　从东亚区域层面来看，除了前面说过的美国巨大的力量优势之外，中国面对三大长时期的安全环境问题：地缘政治，“安全两难”，“权势转移”。它们规定无论是第三代还是“第四代”领导人的很大部分对外政策任务，而且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总的来说对付它们的难度趋于增大，尽管第三代领导人持之以恒的、近乎全方位的睦邻外交已留下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当今中国外交传统或系统经验。
　　中国处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央，又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既面对海权压力，又面对现有的或潜在的陆权压力。中国周边有最强大的、并且与之有多种矛盾和抵触的美国，有经济力量巨大、军事实力和潜力令人担忧、民族心理复杂的日本，同时还存在有特殊的强国抱负并与中国有历史宿怨的印度以及越南。与中国相邻的朝鲜半岛、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也包含着难免不时引起中国安全关注的种种因素。从地缘政治构造来看，中国与这些邻居的关系完全理顺是不可能的。在此，还应当提出地缘政治框架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就这一可称为“最高层次”的军事安全问题而言，中国周边最值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警惕或忧虑的，不仅有美国目前强大得不可比拟的核力量，而且有“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实在和潜在的核武库，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大概更危险。这方面首先是朝鲜违背1994年美朝框架协定在秘密研发的核武器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其次是可能有极个别国家可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即通过恐怖主义势力使用）的生化武器。鉴于朝鲜政府多少自处于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之外的特殊性质，也鉴于朝鲜拥有核武器将造成的多方面非常严重的破坏稳定效应（例如可能引发美朝战争和朝鲜南北战争、刺激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内的核武装化欲望等），并且考虑到中朝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今的复杂性质，应当认为竭力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实现朝鲜的非核武装化（并且是可予核查的非核武装化）关系到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领导人对此已经、并且应当继续予以高度重视，尽最大可能同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政府协调，坚决使朝鲜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绝缘。
　　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的现实和理论都告诉我们，中国避免不了基本的“安全两难”（而且是多项安全两难）问题，虽然可以争取缓解、甚或从很长期的视野看可以争取解脱这个问题。安全两难是国际政治的“心理动力学”，往往成为国际紧张和对立的一大深层动因。中国对一些周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感到不放心是自然的，实际上也有相当正当的理由。反过来，对于中国国力的腾飞，再加上中国作为“洲级大国”的民族国家规模，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不放心也是真实的和正常的，尽管它们的有些担忧在中国人看来往往简直荒唐，也尽管那里有些势力蓄意地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对于中国威胁论本身，无论怎样加以解释，都无法消除。至迟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是中长期性质的对华疑惧和防范就是决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要素之一，这种情况在今后一个很长时间内大概不仅不会消失，还可能有所加剧。近两三年来，中国政府不再像先前那么频繁地宣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超级大国”，尽管这仍然是其坚定的信念：这实际上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对“中国威胁论”的经久性和可能的加剧有了长期的心理和思想准备。而且，近年以来，中国政府可以说越来越认识到这么一个道理：中国只有通过同其他有关国家一起，长期性地逐渐创设、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国际安全体制，才能够逐渐地大大缓解、甚而争取摆脱多项安全两难。否则，中国越是强大，它们的疑惧和防范就可能越是加剧，在安全两难的意义上中国就可能越不安全。
　　至于国际政治理论中所说的“权势转移”趋势，目前大多发生在中国经济力量发展及其引起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方面。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力量有很大增长，综合国力也因此显着上升，这势必引起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有时必然会达到在中国人看来简直荒唐的程度。他们担心甚至确信中国照这样发展下去，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发生根本变更，从而使得（依据他们的唯能力思维方式，或能力决定意愿逻辑）中国在此前后将全面挑战美国的地位和势力。他们关于过去500年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全部书本知识、他们那种超强国家惯有的过度敏感心理，都使他们相信这一点。除非中国的发展势头夭折，恐怕至少需要一两代人或更长时间才可能基本改变这种观念，或者大大缩小其信仰者范围。而且，对“权势转移”的担心加剧了安全两难问题；此外，“权势转移”还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中国和日本、甚至中国和印度之间，它们使得中日和中印关系更为复杂化。总之，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国家间的心理关系因素和“权势转移”问题使得中国在整个东亚区域格局中面临困难多多，问题多多，而且它们都首先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安全。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在邓小平开拓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和富有创新地大力经营中国的周边外交，使之达到了中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的最佳状态。新领导集体不仅需要继承这一近乎全方位的睦邻外交，还必须有所创新或有所突破。这方面最重要、甚至有全局意义的是大力谋求中日接近。需要本着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和很大的战略决心，主动地以看似重大但实非如此的代价（或者说依靠对日态度、态势和政策行为的主动的大调整）来谋求中日接近。从至关重要的对日关系本身衡量，同时也是从改善中国全局性的安全环境和外交地位考虑，至少非常值得尝试着名的“间接路线”战略（“indirect approach ”），或者说迂回战略。
　　五
　　除了新近急剧凸现的直接与朝鲜有关的安全问题外，当今和未来一些年里比较突出、紧迫和难办的仍将是台湾问题。自1995年李登辉访美往后至今的多年里，****趋向令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怀抱的担忧之大，总的来说大概仅次于很少数最突出、最直接地关系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忧患。鉴于****势力众所周知的发展，新领导集体与其前任相比，在这方面面对的局势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概而言之，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之间阻独促统对谋独拒统的斗争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战略相持状态，战略相持意味着双方各有重大优势，不稳定则是指台湾突破大陆阻独底线的可能性趋于增大。大陆当前的优势主要是在总体力量的实在规模方面的长期优势，连同就中国和世界发展基本趋势而言的长期优势。台湾方面目前拥有的优势大都属于短期优势，它们大致来自：（1）台湾民众的心理和认识中包含的一部分情感、偏见和想望；（2）台湾政党和派系政治中的若干因素；（3）美国对华政策和东亚战略中有助于台湾当局谋独拒统的基本成分。当然，近几个月的事态表明，从这三方面（近来尤其是后两方面）来看，台湾方面的短期优势有所动摇。
　　在台湾问题上大陆有长期优势，这是大陆的历史信心所在，也是大陆必要的战略耐心所在，看不到或看不够这种长期优势就很可能犯根本性的错误。但是与此同时，大陆缺乏短期优势，导致在具体和眼前的问题上它们有时很重大，往往、甚至老是感到无奈或遭受挫折。其主要原因，在于构建某些关键领域的短期优势的努力不够，甚至这方面的真正意愿和决心也不充足。就此而言，手段与目的相比、实际努力与义务承诺相比的欠缺是迄今大陆方面一项比较重要的大战略毛病，而它很大程度上来自另一项大战略毛病：未能真正在必然有所抵触的诸项价值中间，足够妥善地确定绝对必要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并且为阻止****这一应有的对外战略优先，坚决“忍痛”付出必须付出的多方面代价，坚决进行必须进行的多方面努力。大陆如果看不到或看不够缺少短期优势的严重性，并且不去下大决心切实和“只争朝夕”地努力建设短期优势，同样很可能犯根本性的错误。
　　首先，大陆在改革开放20余年来经济已有巨大发展、财政能力已非先前可比的当今，仍然多少墨守在改革开放初期完全必要的严格紧缩和限制军事开支的政策，虽然这一两年来，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显着的好转；大陆在大部分领域的多方面改革早已进行多年、并且取得了许多大步进展的同时，仍未足够积极认真地着手改革国防体制和军事机制中不少需要大幅度改革的落后成分，虽然中国军队领导层在十六大期间的有关重要言论，大概象征了这方面大有希望的信号。其次，狭义和广义的对台工作虽然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它们在心态、认识、判断和体制机能几方面还有些毛病。对台湾岛内民众心理和情感的置身处地式的理解（有些我们可以、也应当坚决不同意，但必须有深切的理解），对岛内政治实情的准确认识，对台湾问题上大陆的目的和手段两者及其关系的大战略式的细致分析与综合把握，都还不够。第三，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大陆大概仍然前进得过于缓慢，这就影响了大陆否则可以有的、对于台岛民心以至美国国内舆论的影响力，而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说，这种影响力至关重要。
　　短期优势大为不足可能使人在一个个具体的现时问题上反复感觉无奈或遭受挫折，因而渐次失去绝对必要的战略耐心和信心，以至有朝一日可能置长期优势于不顾，鲁莽地投入并非绝对必要和缺乏过得去的成功把握与成本效益的“大拼博”，或者可能使人走到另一个极端，即丢弃“****意味着战争”这一现在已经关系到中国国家全局和国运之精神保障的阻独底线。大陆必须下充分的决心，切实和“只争朝夕”地努力建设在台湾问题上的短期优势，特别是下决心赶快在资源投入、国防体制和军队机制改革、武器系统发展和部署、部队官兵素质全面提高、军事信条和战略文化当代化、战备决策机能和战略规划合理化、国防教育提高和普及、国民战斗意识的准备等各方面加强军事力量的建设和改善。这是中国领导人应当确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台湾问题如果搞糟，就会增添很多变数，其中有些或许是接近致命的。一方面，在现有的世界基本格局中，在美国的巨大优势下，要有比较好的民族心态，绝对不能把中国的基本稳定、基本安全和远大前程赌掉、拼掉了。因此，要有战略耐心，不作孤注一掷的“大拚搏”，以阻独而不是其他作为台湾问题甚或当前对外战略的最优先、最重要目标，据此进行必要的调整，并且为此付出各方面必要的代价。另一方面，如果台湾方面跨过2000年初大陆宣布的动武“门槛”，就必须有动武的战略决心和战略准备，为此也必须事先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付出必要的代价。无论如何，必须坚守阻独底线，并且以清晰无疑的庄严声明和备战行动反复表明“****意味着战争”。

六
　　十六大以后，中国领导人有没有充足的“广义资源”来对付面对的种种外部困难或挑战？目前还不能说已经有，因为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观察和思考，可以发觉尚有四项主要的欠缺。
　　第一，中国尚待建设一个既顺应时代潮流、又适合本国实情的民主政治体制，更有待培育和形成进一步的民主政治传统，它们能使国家真正具有大致全面的现当代效率，能大有助于保证社会真正可持续地稳定和富有活力，能显着加强亿万中国人在当今世界的自信心，并且能使中国相当广泛和有力地朝积极的方向逐渐影响美国国内对华舆论，减轻美国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大大增强阻独促统事业对于台湾公众的影响力。
　　第二，中国还远未建设成功一支足够强大的、全面地现当代化的武装力量，并且相应地比较欠缺在下面两对关系问题上足够辩证、足够切实的大战略认识和方针，那就是（1）发展经济与加强军力的关系，或曰“黄油与大炮”的关系；（2）大大加强武装力量之物质建设与显着改善其非物质素质（包括其结构体制、运行机制、战略战术信条和广大军队成员的现当代素质在内）的关系；应当说，大力弥补这个欠缺大概已经到了近乎不容延缓的时候。
　　第三，中国比较欠缺如此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它能保障合理、迅速和有效地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事变和危机事态，形成国家大战略和外交、防务等分支战略，统一指挥和协调战略实施和危机处理，而且做到既高度体制化，又在必要时灵活机动。它还能及时地进行战略和政策的审视、调整和创新，同时经体制化保障而能充分有效地集思广益，并且塑造在大战略、战略和政策等各层次上尽可能广泛的共识，特别是较高层的共识。
　　第四，中国政府尚待更多地积累起一种在当今已很需要、未来将更加需要的当代大众政治经验，即积极、灵活地呼应、调控、引导和教育公众舆论，同时调控、引导和管束往往形形色色的部门利益及其局部观念，以便有利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实施，并且维护和促进国内的有关共识和团结。
　　下定决心，非常积极而又足够稳妥地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弥补这些欠缺，是中国领导人应有的职责。
　　七
　　对付中国面临的外部困难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的责任，也在同样大的程度上是中国公众的责任。或者说，这些外部困难同样是十六大以后中国公众必须负责任地迎接的挑战。在这方面，一类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许许多多中国人那里存在两种不同心理（或许可以称为两种民族心理），它们都在颇为严重地妨碍形成和贯彻有效的国家战略，都可能给中国的应有崛起带来重大障碍或风险。
　　一种心理或许主要存在于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在改革过程中遭遇较大个人困难的人群中间。它的特征，在于过度的国际“受害者”、“受困者”情结和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简单、粗糙和片面地看待中国面对的外部困难，缺少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和对国家根本目标之经济、外交和政治工具的重要性的理解，缺少历史信心、战略耐心以及战略思维的起码精细性。持有另一种心理的人大概主要集中在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高、在从改革过程中得到较多实惠以及个人对外联系较多的人群中间，而且主要分布在沿海的经济较发达城市。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外部环境和中国国运的态度和看法相当大程度上“经济化”、“个人化”了；说得不客气些，这些人不怎么关心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基本国运。他们中间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对这些考虑得较多，有民族国家关切，但同样缺少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多少怀抱“外交万能”的片面观念，缺少对于国家目的之军事工具的重要性的理解，连同对于外交工具的内在丰富性或外交策略的多选择性的认识，并且多少缺乏战略决心。这两种心理都不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应有的、健全的心理，但它们在当今中国人中间分布得相当广泛，影响也相当大，而且将是困扰中国的长期历史性问题之一。实际上，即使环境再困难，如果民族心态比较好，既有历史信心和战略耐心，又有战略决心，中国的未来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