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民文化：构建良性政治生态的“软件”

　　构建良性政治生态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良性政治生态既需要制度，也需要文化，制度是“硬件”，文化是“软件”，两者互相兼容、相互匹配，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共同推进政治生态的良性演进。在推进有中国特色先进公民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努力推动广大人民群众转换政治心理角色，实现由传统政治文化转向现代公民文化。为此，必须着重从培养公民的政治主体观念、法治观念、政治参与意识、政治监督意识和政治宽容品质等方面入手，大力加强公民文化建设，为良性政治生态的有序演进营造健康的“软环境”。

　　腐败问题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反腐败必须从多个方面着手进行，其中，营造良性的政治生态乃是根本之道。习近平对构建良性政治生态问题非常重视，中共十八大以来，他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多次阐述。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十二次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1]可以说，优化政治生态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是反腐倡廉的当务之急。构建良性的政治生态有多重渠道、多重手段，其中推进公民文化建设对构建良性政治生态的作用不可低估，它是构建廉洁政治生态的“软件”。所谓良性政治生态，对当今中国而言，是指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 “三清”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上的“青山绿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仅仅依靠制度的硬性支撑是难以为继的，还需要以社会公众政治心理的自主转化为基础，从传统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公民文化。本文试从现代公民文化的视角对建设良性政治生态的对策做一分析。

　　一、政治生态与公民文化的内涵及其现状分析

　　1.政治生态的内涵和我国政治生态的现状。政治生态(Political E-cosystem)是建立在生态学理论基础之上，将生态思维与政治实践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理论范畴，是以生态学原理、方法与观点来对政治活动及其现象加以解释和分析的结果。最早对这种理论方法进行阐释的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他把政治活动及其社会环境看作相互联系、彼此制约、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他指出，“从政治系统内部组织来看，它与其他所有社会系统都具有一个关键性特征，即它对于自身在其中起作用的条件作出反应的特殊适应能力。确实，我们将发现，政治系统积累形成了借以对付其环境的大量机制，运用这些机制，它就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立自己的基本目标。”[2]22可见，在伊斯顿看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系统，政治系统“处于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包围之中”，[2]20并且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适时调整内部结构、改变自己的行为、重新确立目标从而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要正确理解政治生态的内涵，必须从系统关联性、有机整体性、变革互动性等特征上加以分析。这种分析架构是基于以下三个视角来对政治运行走向进行把握，并对政治转型与政治形态特征的内在逻辑给予揭示：一是动态分析的视角，即以政治要素间的互动和走向变化为重点，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政治由各种相互联系、彼此制约、频繁互动的政治要素结合而成的自适应系统，社会、历史与文化等政治“外生态”要素与政治“内生态”环境彼此影响，并且政治内外生态环境之间不停地进行各种信息与能量的交换。二是“虚体”(无形)分析，即以“场态”分析为重点，环境有环境场，生物有生态场，政治生态当然也有一种“场”，即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的政治生态场，这些要素看不见摸不着，但对政治系统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决定着政治基本走向。三是静态(“实体”)分析的视角，即以政治的结构功能为分析重点，主要是以联系的观点和整体的角度对政治制度、体制与政治生活加以研究。

　　2.公民文化的内涵和我国公民文化的现状。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即公民政治文化，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4]71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1956年提出的，他通过对美、意、墨西哥、英、德等五个国家的考察后认为公民文化是由地域型文化(parochial culture)、参与型文化(participant culture)和臣民型文化(subject culture)融合而成，是现代文化与传统公民文化的有机结合。有学者指出公民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说，有政治活动，但不至于去摧毁政府的权威;有政治的参与和输入，但却是温和的;有政治纷争，但却是有节制的。公民文化的内涵是守法、宽容、恕道和理性论事的多元文化。”[5]对公民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第一，公民文化强调公民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民众在公民文化的浸润下，往往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参与意识较浓，并且这种参与行为也会得到社会从体制上给予的充分保证;第二，公民文化强调对自由的享有，自由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公民文化内含的价值追求。从本质上讲，公民文化就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具有开放的内在品质，强调权利的享有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第三，公民文化提倡平等，主张废除等级和特权，反对人身依附，提倡人人皆平等，这种平等指的是在法律保护下的平等，是一种人格和发展机会的平等。

　　二、公民文化是良性政治生态的“软件”

　　良性政治生态是建立在民主机制基础之上的政治生态，著名党建学者王长江认为，“政治生态的改善根本上还要靠民主。”[3]传统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变的过程，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传统政治体制持续瓦解的过程，而追求政治民主化则是其中一个核心目标。按照政治学理论，民主从结构上是一个包括民主观念、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的三维体系。依据制度性民主观点，通过一种制度性安排将全体民众的政治诉求充分体现在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所以，构建现代良性政治生态，首先要最大限度地推进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通过刚性制度安排规范权力的产生、运行和监督，以法律等制度的形式对公职人员和权力机关的决策与管理、公众参与政治的行为加以确认和固化，通过相应的民主程序和议事规则确保公众对政府大政方针和各种决策行为施加决定性影响。

　　三、公民文化的培育与成长助推良性政治生态的构建

　　第一，构建良性政治生态，需要培育公民法治观念，因为良性政治生态是一种法治型的政治生态。“法者，治之正也”，法治元素是良性政治系统的“润滑剂”，可以有效克服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因“磨损”而导致的“卡壳”。传统政治文化中有法制无法治，法制是统治阶级控制民众的利器，而统治阶级自己却可以无法无天，逍遥法外，所谓“刑不上大夫”就在此理。普通百姓的权利和权力在封建“王法”体系中无从体现，在人治社会中“法律”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封建统治者的手中，民众只能被动适应皇权统治，诚如清朝的启蒙学者严复所言，“在君权制的中国王朝，有法无法可以全凭君主的高兴，可以任意用法易法，所以即使有法也是专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形成法治的传统。”[19]封建社会政治生态的演进完全依赖少数人的个人意志，政治生态恶化成为常态，这是导致封建社会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根源所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法治是治国之重器”也取得了广泛共识，公民在从事政治活动中逐渐将法律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标准。然而，数千年的人治传统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养成中国民众的法治型人格，需要一个长期法治思想培育的过程。从我国民众的法治思想现状看，情况不容乐观，特别是不发达地区，民众的法治意识淡薄，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中法治思想还处于支流。所以，在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在推进政治生态系统实现良性演进过程中，需要将培育公民的法治思想作为重点，而这一任务首先要在具体执法过程做出表率，即把保障公民各项合法权利作为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前提，以此催生民众的法治观念。良性政治生态需要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有效互动，而法治观念可以促进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有参与才有互动，有互动才有监督，有监督才能保证各种公权姓“公”，从而才能避免腐败成为恶化政治生态“元凶”。

　　第二，构建良性政治生态，需要树立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因为良性政治生态是一种追求参与主体人格独立型的政治生态。人身依附是不良官场生态的“毒瘤”，它会导致官场形成结党营私、团团伙伙。人身依附也使普通民众失去积极主动参与政治的动力，而引发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封建社会对权力的过度崇拜和忠君思想的极端扭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培育公民文化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人文意义就是逐步将民众的政治主体意识树立起来，确立公民的政治主体人格，取代过去的依附型人格。从中国政治生态现状看，权力依附表现非常典型，而这正是传统政治文化中人身依附的当代表现，依附权力，就是依附掌握着更大权力的上级，导致掌权人的责任向度始终是向上的，因为上级决定了他们的升迁。我国宪法早已确立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何让抽象的法律规定变为具体的公民行为，需要包括政治精英在内的具有独立人格且彻底摆脱臣民文化中依附心理和臣属意识的广大社会公众在日常政治行为中付出艰辛努力，特别是普通社会公众，要把自己当作能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政治主体，积极改变过去那种被当作单纯政治客体的历史宿命，主动而热情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这是构建良性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

　　第三，构建良性政治生态，需要培养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因为良性政治生态是一种强调权力主体积极参与的政治生态。阿尔蒙德指出：“一种参与制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同时需要一种与之相符合的政治文化。”[4]592封建社会的政治是“宫廷政治”，皇帝统治一切，民众只有对统治者尽义务的“权利”，而统治者却没有对民众尽义务的“义务”。在民主制度下，作为权力主体的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其目的是促使政治决策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这客观上要求民众必须树立和增强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意识，因为民众参与意愿强弱和参与力度大小对政治决策是否偏离民意起着关键的制约和导向作用。没有参与意识或者参与意识不强的民众，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忠诚服从”和“皇权崇拜”等腐朽思想的束缚，这是妨碍政治现代化的观念性障碍。进一步增强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可以有效唤醒民众的国家主人翁意识，积极主动参与政府公职人员的选举、监督和罢免，从而使公权力的运行始终处于社会的监控之下，这是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者：史成虎 来源：理论导刊 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