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性别:走向“公民社会”?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中，在学院派知识精英女性的呼唤下，借助于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译介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体制内的各级妇联组织妇女作的疏离，“女性主义”以不同于传统的“女研究”的激进姿态，通过反思、批评，甚至告別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生产出了指向“后革命”的“性别政治”。某种意义上以说，这一“性别政治”实际上不期然地承担了“阶级政治”替代物的历史使命，与“青年”、“族群”等其他身份政治资源一起，参与了新时期最为重要的自然化“个人”概念的建构，从而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进程。

　　进人20世纪90年代之后，裹挟在跨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浪潮中，“女性主义”更致密地与自由主义等理论潮流汇合在一起，借助最初由各种海外基金会支持而萌生的各类民间NGO处理——这一选择甚至也影响到了中国最大的妇女组织“妇联”，促动其开始自觉地“社会组织”化。在这一过程中，“性别”被再度“政治化”，其实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对市场崛起、国家退场后所遗留下来的社会治理权力的建构，从而与深植于“国家一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中的异域色彩十足的“公民社会”形成了富有争议性的共谋性关系。

　　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如何理解最近三十年中国性别政治的演进脉络，特别是以社会发展进程为参照，来讨论其所自觉不自觉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及由此产生的经验与教训，显然已经不仅仅关乎性别研究本身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性别政治”作为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遥相呼应的“认同政治”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结社”运动的一部分，深刻地参与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建构，因此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性别政治”其实关涉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一、“女性主义”话语的崛起与两个“三十年”的断裂

　　作为两个“三十年”转折的重要产物也是积极的推动者，“女性主义”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兴起显然与“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意识”息息相关:激进的极“左”政治思潮被清算，“新启蒙主义”浮出历史地表，“人性”、“人道主义”话语日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在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现代化”时代号角下，“去政治”地重返日常生活成为大势所趋;知识精英重返社会舞台，西学东渐再次形成潮流，构成了当时的学界想象“现代化”的主要理论资源，学院的知识生产体制也逐渐成形。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在“新时期”中国的出场一开始就自觉地以“社会变革和变革社会”双重变奏作为自我角色定位，由此形成了不同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逻辑起点.•“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介人，却迥异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以男女平等，而是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为开端。其直接的对话对象，无疑是建构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否认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在这里,“性别差异”显然不仅仅是指向“自然性”层面，同时还因为被赋予了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的反思内涵而获得了丰盈的“政治性”内涵，而后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正是通过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中国指认为是压抑人性的极权社会并强烈希望与之有效切割，“人性”等看似“自然性”的范畴作为支撑“天赋人权”这一自由主义话语核心的逻辑前提，才会在报复性补偿的意义上，获得某种历史正当性;而“性别差异”作为描述“自然人性”的重要范畴，也才能作为对社会主义中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实践的一种反思，甚至替代资源，“天然”地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成为重构“新时期”女性主体的最直接的资源。基于这样的前提，关于“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起源的讨论，显然就不能仅仅放置在妇女问题本身的脉络中，而更需要搁置在两个“三十年”的“断裂”以及由此形成的“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转化的社会思潮嬗变中来进行。

　　正是从这样的“性别差异”合法性建构出发，才能理解为何今天看起来暧昧不清因而也饱受诟病的“女性意识”会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得以崛起的重要概念依据。在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妇女研究论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中，作为“女性意识”先声的“妇女意识”概念缘何能脱颖而出，首先值得关注。该文将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运动”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妇女意识”，看作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女权主义得以从黑人民权运动分离出来的关键所在，认为妇女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自主的运动，离不开“妇女意识”的提升与引领，由此得出的结论：“妇女研究围绕的一个中心观念是‘妇女意识’，妇女文学的批评标准也还是‘妇女意识’”。

　　应该注意到，“妇女意识”这一概念之所以能在新时期中国出现，首先与经由“翻译”而实现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的理论旅行直接相关，80年代初期中国主动走向“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情境所带来的自觉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的比附效应，显然赋予了这种理论植入以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其次，“妇女意识”这一文学色彩十足的术语之所以得到了格外彰显，显然与“文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扮演了女性主义思潮引领者的事实有关，也与80年代初期知识者尤其是文学创作者凭借着对“新启蒙”运动的塑造与推动重返社会舞台中央位置直接相联,因而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更多停留在审美意义上，这无疑是“妇女意识”格外受到关注的重要契机。

　　然而，更为重要的，显然还是因为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妇女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植根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文化的当代美国女权运动对黑人民权运动之于性别平等问题忽视的不满与反抗，而这一隐含着的逻辑，才正是强调要将女性问题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中分离出来的中国研究者所格外关注的，李小江就曾直言不讳:“妇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分离——这是当代中国女性理性自醒和妇女运动有可能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前提正是立足于知识精英女性的立场，将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实践归结为类似贾格()所批评的“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常常可能在结果上保证了而不是消灭了男女不平等”的情形，从反思“男女平等”的缺陷、同时期盼“性别差异”前提下的“性别公正”出发，女性主义在新时期的中国“最初的任务之一是在妇女中重新唤起被社会主义的国家妇女解放所忽视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呼吁妇女的群体意识应该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无意识中得到提升”。而从“妇女意识”銳变为“女性意识”，这一概念表述的转换，更明确地标示出在当代中国知识生产体系中，对妇女问题的把握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实践中逐渐脱离出来、还原为一种以女性自觉为标志的文化政治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以“女性意识”为基础，女性“主体”理论开始浮出水面，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主要的理论支撑。要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讨论女性“主体”理论的兴起，首先当然应该关注到其与当时在中国盛行一时的“主体性”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挟带着清晰的“新启蒙”意图，李泽厚所倡导的“主体性”理论©以“实践”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类主体”与康德哲学的“先验主体”进行了整合，但是，由此呼唤出来的历史“主体”却是一个优于总体/社会的以现代“文明人”为角色旨归的“个体”。这一“个体”概念，明显区别于社会主义时期以“人民”为核心的历史主体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后社会主义”时代从政治动员型社会向市民消费型社会的过渡所产生的对于“人”新的想象与形塑要求：“从革命、乌托邦、大叙事回到一种过日子的常态，回到常态所需要的稳定的形式和范畴。它是要回到一个想象的市民阶层主体性的道德原点，再由这个原点推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在“以‘个体’为核心的”主体理论崛起的背后，可以感觉到一种“告别革命”激情、回归日常生活的个人化的价值指向正以“现代化”的名义蕴藏其中。

　　女性主体理论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这一理论转向的成果，同时，又通过叠加进“性别”维度，使主体的构成情形更为复杂;当然，这种“叠加”最初也是通过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女性主义思潮的借鉴得以实现的。裹挟在80年代中期风靡中国学界的存在主义思潮中，1986年被译介进来的《第二性——女人》较早为中国女性主义呈现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另类途径。在该书中，波伏瓦批评了女性被男权社会边缘化和他者化的情况：“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男人是主宰，女人则是另外的一种性别而已”，指出，按照“存在主义的定义”，“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尽管在此版本的翻译中，用以描述男性中心地位的“subject”并没有被译成“主体，而是被译成了“主宰”，然而，并不妨碍据此反观出女性在两性结构中作为次生的、附属的“第二性”的存在位置，以及希冀通过颠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结构来探索女性主体建构可能性的强烈诉求。这一立足于两性结构内部的女性主体建构方式，更强调反抗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女性“个体”的独立自主性。而这一点，显然是与从“性别差异”、“女性意识”一路走来的中国女性主义有着高度的契合性的，也是对后者诉求更为明晰的概念表述。

　　可以以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女性文学”为场域来印证这一点。通常我们将是否体现了女性主体性追求作为评判“女性文学”的主要标准。这里所谓的“女性主体”，一般被归结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综合，是一种类似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主体定义。在这样的定义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的自我经验及对世界的感知已经成为主体建构的主要路径，因而主体的诞生更多体现为“向内转”的封闭式的过程，沦为游离于主流历史之外同时却又与之具有对抗性的孤立存在。由此，女性主体理论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悖论:一方面，作为对特定的历史情境的一种回应，它相当忠实地反映出了在后革命的时代“个体”想要挣脱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框架喷薄而出的企图;另一方面，在逻辑架构上所出现的历史经验与个体经验割裂的问题，无疑又使得女性主体理论因为存在着“去历史化”的本质主义倾向而面临着被拋出社会历史运行框架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悖论结构中，也就不奇怪，为何反对本质主义、强调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gender)学说会逐渐替代女性主体理论，成为90年代(特别是1994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的中国大陆学界一股新兴思潮。应该说，在强调从性别差异出发来寻求性别公正的总体逻辑框架内，社会性别学说与女性主体理论并无本质区别，但另一方面，明显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社会性别学说开始质疑女性主体理论“以自然化的女性为基础来建构当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路，认为“脱离了对女性生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考察，脱离了对女性所处的家庭、家族、社会关系的了解，我们是无法阐释和揭示置女性于从属地位的历史过程以及权力运作场所的。把女人的特点自然化也会掩盖形成那些特点的女人不同于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经历”。⑬正是企图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女性本质主义倾向进行某种区分，社会性别理论又开始与女性主体理论进行切割:通过将女性主体理论指认为是20世纪之前的启蒙运动之于人“本质化”理解的直接产物，社会性别学说的倡导者相当直观地表达了对启蒙运动所塑造的“人”的不满与颠覆，并借此确立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20世纪女性主义代言人的身份;通过强调后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于性别意识建构的巨大作用，社会性别学说成功地将性别不平等的起源由两性的自然差异转移到了两性的社会差异上，但值得反思的是，它并不因此导向对产生性别不平等的总体性社会制度的批判，而是落脚在“社会性别制度”这一中介物上，从而事实上将诸如阶级、种族等多重社会差异导致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简单化为一种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似乎只要改变了性别权力关系，就能实现性别公正。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对产生性别不平等的真正的社会根源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

　　20世纪90年代之后激进革命色彩逐渐褪去的当代中国语境显然与这样具有改良色彩的社会性别理论不无契合之处——有关“feminism”到底是翻译成“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之争以及“女性主义”终于战胜“女权主义”成为最终译名的过程，分明指示出，当代中国知识精英女性阶层对妇女问题的把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现实政治权力的争夺无涉，而更多异化为一种温和、然而也是无力的文化政治。正如有研究者所批评的.•“Gender概念的出现与理论的发展在西方有两个重要的基础: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及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积累(比如心理学的发展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当然也包括运动与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对话以及女性主义内部各流派之间的传承与争论。可是这两个基础在中国都是欠缺的，这种欠缺注定gender在中国的知识生产会有不一样的境遇。”尽管论者撇去了中外不同语境差异的简单比附思路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是，其所发现的围绕着“gender”在当代中国“在地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孤立化、碎片化以及去语境化等一系列问题，却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

　　如果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逻辑为参照，可以说，80年代之后，以“女性意识”为基础演绎、变化而建立起来的女性/性别学说，显然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通过将妇女问题纳入到“阶级革命”和“公共劳动”的框架中，借助于国家主义式的预来消除“自然性别”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从而实现妇女解放;而后者以建筑在“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女性意识”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主体的建构，来寻求“性别公正”的可能。前者始终对应了中国革命一社会主义传统对于被压迫阶级整合的需要，通过把特殊的妇女问题吸纳进普遍性的“阶级翻身”的框架，试图形成“人民话语”以及“人民”这一被压迫阶级的共同体，以建构具有反抗有效性的弱者的政治;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后社会主义”所可能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原子化个人身份认同的焦虑，企图通过类似于“性别”这样的差异政治资源来重构社会族群，以填补“阶级”退场后留下的共同体空缺。前者以推动底层妇女进入历史实践主体位置为出发点，而后者，显然更强调“妇女”，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作为文化上被压抑的群体其诉求的正当性。

　　由此，“女性主义”话语在当代中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转向：一方面，分明意味着对弘扬“天赋人权”的自由主义话语的认可及呼应;另一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与借助“阶级政治”解决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说的分道扬镳。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话语的出现，显然并不能简单看作是妇女群体“女性意识”提升的一种结果，而更应被视为是在去阶级政治化的“后革命”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进转型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