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州议会选举看当前德国的政治生态走向
德国巴登符滕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及萨克森—安哈特州于2016年3月13日进行州议会选举。受难民危机影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成为此次州选的最大赢家，“全民政党”——基民盟与社民盟选票流失严重。此次选举反映了德国民众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不满，加剧了德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分化，或将对德国2017年的大选选情产生直接影响。
德国巴登符滕堡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及萨克森—安哈特州于2016年3月13日进行州议会选举。与以往州议会选举不同，德国民众注意力从各州财政、教育政策以及环保等内政议题转至难民政策。在欧洲难民危机不断发酵之际，三州选情是对总理默克尔不设上限的难民政策的一次民意大考。结果表明，反对难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简称：AfD)成为此次州选的最大赢家，选票比例均达到两位数，而“全民政党”的民意基础大幅下降。各州政党为联合抵制选择党，使得组阁谈判变得困难重重。2016年的州选虽不能完全反映2017年德国大选的民意走向，但在难民危机尚未缓解之时，州选结果无疑会使默克尔政府面临更大压力，也加剧了德国政局以及政治生态所面临的挑战。
三州选情回顾
一、选择党晋升，全民政党失利
德国三州选举中，成立仅三年的选择党成功跻身州议会。德国西南部的巴符州和莱法州的选择党支持率分别达到15.1%和12.6%，各自获得23与14个州议席，晋身两州第三大党。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同样势如破竹，支持率飙升至24.3%，获取25个州议席，成为仅次于基民盟的第二大党。选择党在三州选举中成为实际赢家，不仅将改变州议会格局，同时打破了各政党固有的组阁模式。
相比之下，虽然“全民政党”(Volkspartei)——基民盟(CDU)与社民盟(SPD)在萨安州与莱法州艰难赢得选举，[1]但选票流失显著，成为此次选举中的失利方，绿党在各州表现良莠不齐。基民盟失去了巴符州最大党地位，支持率较2011年州选下跌12%;社民党在萨安州的支持率下降11%，远远落后于选择党。绿党在巴符州州长温弗里德·克莱切曼的领导下得票率超过30%，跃升为巴符州第一政党。在莱法州，作为执政伙伴的绿党却失票惨重，从2011年的15.4%跌到如今的5.2%，险些丧失州议席。
二、组阁之殇
此次州选有两大特点：其一，东、西部联邦州的民众投票率较2011年均有提高。其中，西部联邦州巴符州和莱法州的投票率超过70%，东部萨安州的投票率升幅近10%，达到61.1%，三州选举结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民意。其二，无论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西部老联邦州还是在经济弱势的东部新联邦州，“全民政党”执政地位面临挑战，各州政局将重新调整。
三州组阁之争已拉开帷幕：巴符州绿党支持率居首，原执政伙伴社民党选票低迷，为此绿党州长克莱切曼有意拉拢自民党(FDP)组成三党执政联盟，但自民党却无意入盟，中右的基民盟在无法另立阵营的条件下只能与左翼的绿党开启艰难的组阁谈判，两党政见分歧明显;[2]莱法州的社民党在与基民盟“激战”后最终取胜，为压制基民盟势力，社民党将与绿党及自民党组阁视为上策，而与基民盟联合则为最后之选。萨安州政治生态的分裂显露无遗，左翼党与选择党吸纳大量中间选民，而社民党选票降幅超过10%，无法与基民盟维持两党执政的局面，拉拢绿党入阁组成三党联合成为唯一选择。可以预见，萨安州新执政联盟或将问题频出，社民党与绿党的左派人士将与基民盟中的右翼势力形成博弈，构建较强执政能力的中间政府成为萨安州政局的新挑战。
“全民政党”排除与左翼党联盟的可能性，组阁谈判将变得异常艰难，左派阵营的绿党或与中右的基民盟乃至右翼的自民党组阁，形成三党执政格局，共同抵制民粹主义的选择党。然而，未来各政党之间很可能由于内政议题上的分歧而造成执政混乱。联邦州在各州内政事务上拥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相互协调的执政联盟是良好治理的基础。政党“妥协”组阁的负面效应较为明显，如果新执政伙伴相互掣肘，在难民以外的内政事务上难以达成一致，将削弱州政府的执政能力，最终丧失民众支持率。
难民危机下的德国国内政治生态
一、难民危机中“全民政党”的困境
“全民政党”的支持率在各州均有流失，这与德国的难民政策密切相关。德国政界与民众对于联邦政府解决难民危机的能力质疑加深，默克尔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在联邦层面，执政联盟内部对于默克尔不设上限的难民政策分歧较大，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不断向总理施压，要求每年接纳难民人数的上限为20万。在联邦州层面：德国曾对接纳难民的能力过于自信，而未充分估计潜在的后果。2015年德国接纳逾100万名难民，各联邦州、城市以及乡镇纷纷抱怨难民承载能力已至极限，联邦财政补贴不足。莱法州基民盟候选人克吕克娜在州选前夕提出有违默克尔难民政策的备选方案，要求根据联邦州实际情况分配难民，在德国边境设立注册中心决定难民去留，其目的在于减少来德难民数量。[3]在社会层面：2016年元旦夜科隆大规模性侵案嫌疑人指向中东及北非难民，德国警方却欲盖弥彰，进一步激发了德国民众对于难民潮的恐惧。2015年底，“欧洲爱国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Pegida)在德国各大城市游行抗议，煽动排外情绪。超过80%的德国民众认为联邦政府无力独自解决当前难民危机，59%的受访者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表示不满，64%的德国人认为短期内依靠欧盟解决难民危机不具备可行性。[4]
二、“德国式恐惧”助选择党崛起
选择党利用民众对于执政党难民政策的不满和对欧盟的失望情绪，煽动减少难民数量以及缩小欧盟权力吸引中间民众。近年来，欧洲经历债务危机、恐怖袭击以及难民危机，民众对于国内安全以及经济形势恶化的担忧日渐升温。这种“德国式恐惧”很容易将选民推入右翼阵营，而民意右转与政治精英和公民社会相脱节不无关联。
德国经历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其政治文化以历史反思、欧洲一体化以及人道主义价值观为内核，德国“全民政党”的政治决策难以背离政治文化。面对难民危机等新型外部挑战，执政联盟坚持人道主义的“政治正确”向难民开放国门，但却罔顾社会民众的实际感受。首先，巴黎与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暴露了欧盟情报工作漏洞，指向穆斯林移民以及难民引发的国内安全问题令德国民众的不安全感攀升。2016年3月的福索民调(Forsa Institut)结果显示，59%的德国民众对于恐怖袭击的威胁表示不安，52%的德国人对于难民潮产生恐惧情绪，而2015年9月德国社会中仍流行着“欢迎文化”，仅有38%的民众恐惧难民潮。短短几月内，“德国式的恐惧”迅速回归，而“全民政党”仍坚守“不设上限”的难民政策，为此72%的德国民众认为德国政客并不了解难民危机为民众带来的不安与恐惧。选择党因其反难民立场迅速成为部分民众发泄恐惧情绪的代言人，并借此攻击几十年来德国固守的多元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政治认同。
其次，选择党在难民危机中通过排外言论吸纳了大量社会底层者，中产阶级占比有所上升。2015年德国国家消费支出增长2.8%，因为国家必须为逾百万难民的花费买单。科隆经济研究所预计，2015—2017年德国接收难民数约为240万，安置难民以及融入课程的费用接近560亿欧元，每名难民平均每年花费为1.5万欧元。欧债危机后德国贫困人口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人数始终超过1100万。德国长期失业者享受“哈尔茨四”救济金，每月获得404欧元现金补贴，且报销房租及取暖费用，但难民救助已然超过对于德国人的社会救济金。德国中产阶级及退休者同样担忧自身福利下降，对于难民争夺社会福利资源的恐惧与日俱增，从中产阶级降至社会底层的经济悲观情绪促使他们为选择党投票。据统计，选择党追随者中的中产阶级占据一半比例，退休者占据三分之一，月收入超过3000欧元者超过40%。难民救助以及社会福利资源分配成为新的社会矛盾，选择党吸引了大批具有“德国式恐惧”的选民。
最后，对难民是否持开放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邦州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形势良好的联邦州，如巴符州的选民倾向于选择对难民持开放态度的绿党。而在经济较为薄弱的东部联邦州，如萨克森和萨安州，即使接收的难民人数比例少于5%，其年轻选民对于难民的排斥情绪仍较为强烈，政治思想较为偏激，这与两德统一后新、老联邦州之间政治认同、经济发展以及就业形势差异息息相关。
德国政局未来走向
一、“话题政党”的兴衰
欧债危机中，德国通过欧洲永久救助机制为南欧诸国提供2110亿欧元担保金，引起部分德国民众质疑。选择党在危机时刻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提出另类主张，成为“话题政党”。2013年选择党成立之初，因反对欧元以及反对救助希腊而获得疑欧派经济学家的支持，2014年凭借7%的选票进入欧洲议会，并晋身德国东部三州议会，其后，选择党的支持率在全德范围内并无起色。佩特里(Frauke Petry)掌权后，2015年底选择党借助难民危机迅速右转，通过减少难民数量、回归民族国家以及限制欧盟权力等主张不断造势。出于对主流政党难民政策的失望，德国很多中间选民成为“抗议选民”，站到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选择党阵营。
然而，一旦危机缓解，选择党支持率将旋即回落。即使在危机时刻真正信奉选择党政治纲领的民众也不占据多数。观察三州选情可知，选择党在萨安州的选票中只有27%认同其政治纲领，而64%的选民是基于对其他政党的不满而投票给选择党，巴符州由基民盟流失至选择党阵营的选民中有75%是对现行的难民政策感到失望。全德来看，认为选择党有助于解决联邦州难民问题的民众只有13%，而79%的人不认为选择党有能力解决危机。此外，选择党在2015年曾因党内斗争而陷艰难处境，支持率跌至3%，如今德国东、西部选择党之争硝烟依旧。选择党发言人兼巴符州选择党候选人莫伊滕认为西部选择党代表的是公民保守派，和东部选择党的极右翼立场保持距离，与佩特里形成党内对峙。
二、2017年德国大选政局预观
从默克尔的执政能力来看，虽然默克尔的政治权威因其难民政策有所减弱，但至今尚未出现能与默克尔匹敌的总理候选人。执政长达10年之久的默克尔在希腊问题上以及难民危机中立场强硬，并未因为党内外嘈杂之声而背离其初始政治主张。德国民众对于默克尔难民政策虽有质疑，但是对其本人认可度数月来仍维持在50%以上。纵观州选，即使基民盟失去巴符州最大党地位且在莱法州败于社民党，但其支持率在全德范围内仍然领先，默克尔的执政根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回想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爆发后，基民盟由于发展核能的立场而失去北威州和巴符州的控制权，但在联邦大选中依然稳居其位，默克尔仍是毋庸置疑的总理候选人。但无论是2011年的核事故还是2015年的难民潮，默克尔均需要对其初始立场做出一定妥协才可巩固其执政地位。
从德国政治制度来看，各州政党拒绝与选择党进行组阁谈判，即使选择党进入州议会，仍很难对联邦州内政做出实质性影响，进入联邦参议院参与立法更是希望渺茫。2017年9月举行德国大选，根据“两票制”的选举规定，选民的第一票勾选各自选区议员候选人(299个选区)，这部分选票基本为主流政党所占据。第二票为政党票，选民选出各州参选的一个政党，新兴政党大多根据第二票(政党票)的有效得票率按比例获得联邦议会议席。观察三州选情以及民调数据，选择党有可能突破5%的门槛进入联邦议会，但其议席比例很难超越“全民政党”，德国选举制度保障了主流政党的关键地位，选择党不仅在联邦总理人选问题上无较强话语权，主流政党同样会在联邦大选中拒绝与选择党进行组阁。尽管如此，选择党的崛起是德国民意右转的风向标，如果难民危机长期无法缓和，联邦政府将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全民政党”的政治空间恐将再受挤压。
作者：黄萌萌 来源：当代世界 201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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