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的组织调配和动员教育
解放石家庄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年5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将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原属晋绥解放区之太原附近各县，均划归华北解放区管辖[1]151。这样一来，华北解放区的管辖地域就包括陇海路以北、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土地，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人口4500万。最高行政机关是华北人民政府，其下辖北岳、冀中、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晋中7个行署，36个专署，290余个县市。
进入1949年，战争形势更是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巨大变化。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开始向全国进军。在英勇奋战的野战军后面，更紧紧跟随着一批敢于牺牲，甘于贡献的人们。他们就是从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调出的接管新区的干部。这些干部构成了领导南方新解放区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经济的母体和基石。这个干部群体也就有了一个特定的历史称谓一“南下干部”。
我党的干部南下并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从革命老区调出干部到新区工作有数次之多。早在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有些地区就根据中央命令调出干部跟随军队南下大别山地区，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政权，支援前线等工作，有力的支持了刘邓大军的作战。1949年我党调派老区干部下江南，形成一个最高峰。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都是具有悠久斗争历史的老根据地，它们在1948年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后，更是处于各兄弟解放区的中心位置(北面是东北解放区，西面是西北解放区，东面是华东解放区，南面是中原解放区)，在人力、物力、建设经验等方面有较丰富的储备，它是解放战争得以向纵深发展的巩固大后方。因此在1949年的南下干部中，从华北解放区抽调的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中央分配南下干部的决议中规定：此5.3万个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0.3万人，中原0.3万人。
一、1949年“干部南下”方针政策的制定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自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此次会议着重分析了革命的发展趋势和战争发展进度。当会议讨论到关于夺取全国政权和接管城市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随后，毛泽东在10月10日起草了关于此次会议对于党内的通知。此《通知》中更加明确的提到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2]1347。因而，可以说，九月会议正式把1949年调动老区干部南下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看到了形势发展对于干部需求和干部现状的紧张关系，初步制定了南调干部的方针政策，揭开了从老解放区调动大批干部南下的序幕。
根据九月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10月28日具体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以下简称《十月决议》)。《十月决议》中详细地阐述了干部南调的重要性，对战争第四年(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老根据地南调干部的数目、分配、干部类别、提拔培养等情况具体做了部署。该决议估计了解放战争第四年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情况和可能解放的地区，并且由此大略推算出需要准备的干部的数量。“这个决议所说的是准备战争第四年所需要的干部;5.3万个干部分配各区的数目，分为两期准备完成。1949年6月为第一期，各区应完成三分之二左右，即华北1.1万人左右，……1949年12月为第二期，各区应完成三分之一左右，即华北0.6万人左右。”此项决议为华北解放区的各个地区的干部调动工作指明了方向。
关于华北局负责的1.7万名南调干部的分配使用和南下具体时间，中央在1949年2月3日颁发的《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华北局所担任的1.7万干部，亦应于二月底集中于石家庄，加以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东北局除一部城市工作干部外，华北局除0.8万干部外，中原局除皖西及豫皖苏分局的一部分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部干部，均应准备随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三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
华北局接受任务后，坚决表示：中央所分配南下的1.7万干部，保证及时征调，并给以必要的思想训练和政策教育[3]。实际行动上，华北局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积极部署，认真执行。华北局及其所辖的各地市县委在思想、组织、物质各方面都对南下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怀。
正是中央和华北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各地区干部南调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提供了正确的工作指南。因而，华北解放区管辖下的各行署，专署及各区委、地委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本身的特点，认真进行了干部南下的组织调配工作。
二、南下干部的调动配备
干部的组织与调配是干部南下工作中关键一环。南下干部的抽调配备工作是在组织部、宣传部和党校等部门通力协作下进行的，其中组织部起到了主要作用。下面就从调配程序、调配方式和抽调条件来说明各级党委和政府所做的一些仔细而审慎的工作。
(一)调配程序：三环相扣，紧密结合
该项工作的调配过程大体上由三个环节紧密衔接而成，首先由华北局分配任务给各大区;再由各区把任务细分给各个地委，最后，各个地委把南下干部的任务分配到各个县，以县为单位，调出干部，安排南下事宜。
第一步：一般说来，华北局召开会议决定各个地区派出的干部数目及干部的大体构成情况。大政方针决定后逐级向下传达，各地结合实际遵令进行。以冀南区为例：华北局决定在华北各区抽1.7万名干部集中调用。给冀南区的任务，抽1个区党委，5个地委，30个县委，210个区党政民武全套主要干部。任务的计算与分配。
第二步：各区接到华北局的调干任务后，认真分析计算。充分考虑到各个地委所辖各县之干部配备情况和干部的培养情况，结合实际情况分配南下任务。具体说来，一般都通过召开各个地委书记和专员的联席会议，会上共同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和落实工作任务。仍以冀南区为例。冀南区在给其下辖的五个地委分配任务时，充分考虑了各地委县份的数量，各县的干部配备情况，结合现有干部数目和条件，实事求是的做出了安排。继续强化教育，确保干部质量。确定南下干部的具体名单后，对于那些调到南方工作的同志而言，面对建设南方新解放区的艰巨任务，必须做好克服困难，应付
万难的思想准备;另外工作环境变了，很多干部工作性质改变了(有些行政干部到达新区后主管经济部门)，很多干部工作范围改变了(绝大多数南下干部行政级别提升)，这种改变给南下干部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一来，就需要对南下干部进行强化教育。以便在较短时间内使各级南下干部更好、更深的理解党中央的南下政策，提高到达新区后的工作能力。否则，南下工作将无法顺利展开。因而，党中央在《十月决议》中也着重指出：“为使调赴新区工作的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充分的准备，明年6月及12月各区分担抽调的干部，除已在党校学习者外，尚须于明年6月底以前及12月底以前，分2期集中训练一个时期……”
这种集中训练和强化教育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直到解放战争初期，我党的活动空间都是以农村为主。1949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改变。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做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决定。因此，许多干部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思路也必须随之改变，才能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更好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针对即将派往南方工作的干部而言，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理解党制定的调干政策，对于各级党委来说，首要的是如何安全而又及时的把南方急需的干部送到目的地。因而这时期，时事教育要比理论教育、文化教育更为突出，为了克服干部的散漫情绪，保证南调工作有序进展，也应对他们进行军事化管理。
有鉴于此，华北局进而要求各地党委在南下干部名单确定后，进一步加强训练他们，使其在质量上更上一层楼。而且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训练内容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主要侧重于时事教育和纪律教育。其中时事教育主要包括如何深刻理解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如何作好城市工作;军事化管理主要包括军事训练，军事化编组。
在1949年华北局调配干部进入湖南接收新区的时候，晋中区与冀中、太行、察哈尔三区的南下干部集结在石门，进行了为期40天的学习训练。学习期间，3月25日，南下干部大会在石家庄影剧院召开。会上，南下区党委书记武光传达了刚刚闭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着，针对接管城市的诸多问题，石家庄市长何庆祥作了关于城市工作方针和接管城市的经验报告。之后，区党委副书记周小舟又结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了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的报告。这次出发前的集中学习训练主要还是加深干部对党的南下政策的了解，以及进一步学习党的土改和城市政策，以便进入新解放区后能很快担负起各项繁重的工作来。1949年2月10日，由阜东县与冀县抽调的南下干部组建成南下平原支队五大队三中队，这支队伍在冀南区党委驻地威县集中训练了1个多月。内容一是进行形势教育，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学习接管新解放区的管理经验等;二是进行军事训练，南下干部过上了军人生活，完全按军事化的要求进行，每天早晨出早操，晚上点名后，各班对照当天的训练、学习、生活、纪律等情况作自我评价，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现象，有时夜间紧急集合进行急行军训练，当时这些南下干部都作了最艰苦的打算和牺牲的思想准备，因为在1947年有两批进入大别山工作的干部有很多都牺牲了，这一批是第三批南下干部。
另外，在集训的地点和时间上，各级党委都有严格规定。比如集训地点的选择上一定要在离干部家乡较远的地方，以防止干部的思乡情绪和家庭的干扰。时间上一般来说控制在1个月左右。在南下干部的集训中，干部之间多次联系实际进行学习、讨论、展开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清除南下抵触思想方面取得了重大效果。如寿阳南下干部针对少数人家庭拖累大，乡土观念强的问题，扫除了“热土难离”的思想;五台、定襄、孟县的干部，针对进城后是继续为人民服务，还是谋求个人享福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还有一些县的同志则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水土不服、南方土匪多等种种顾虑。
各级党委针对广大干部的前期动员教育工作总体来说，比较成功。绝大多数地区顺利抽调出干部。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在已确定南下的干部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的意志比较薄弱，势不得己才报名或答应出征的。遇到特殊情况，就很可能出现反复。如以下情况所述：自愿报名或组织批准南下的干部一般可以在出发前回家取东西及向家人告别，但此时是一个关键且丝毫不能松懈的时刻。因为此时落后家庭的阻挠和干扰是许多意志薄弱的南下干部变卦和逃避的一个重大原因。解决此种问题较好的方法一般是组织上可以安排南下干部所在村的村干部或南调干部的主要领导(一同南下的主要领导同志最佳)，或与其家庭比较熟悉的人去动员说服落后的干部家属。例如安国县□口□，动员了数次仍未奏效(一方面是他本人思想有毛病，另一方面是他母亲的阻拦)。安国五区区委书记吕璞同志(南下干部)亲自到他家中去动员，说我们一块去，你不用结记他，我们还是在一块。最后他母亲说：今天你来了，我真把他交给你了。没有费怎么大劲就动员好了。
严格组织纪律，保证党内纯洁。虽然绝大多数南下干部能够认真对待调动，服从组织决定，但也有极少数表现消极、拒不服从组织调动的南下干部。对于此类干部，各级党委给予严肃批评和组织处理。这种处理和批评对其本人和其他南下干部也是一种反面并且深刻的教育方式。一小部分干部家庭观念浓厚，享乐意识严重，在确定其南下后，变卦动摇。对这一部分南下干部，各地党组织针对其问题积极展开思想动员和说服教育工作，争取其回心转意，积极南下。察南一个区委书记，提出脱党以威胁组织，当即撤消其工作，使其反省，经多次教育解释后，在大会上进行了坦白，并表示改过再不动摇，坚定了他南下的决心®。但也有极少数干部，说服教育无效，如正定一个南调干部，领导谈了数次无效，最后县委说：“如不服从决定，要受党纪制裁”，他接着说：“如开除党籍我谢谢你们”，并说“给你们磕几个响头”。®更有甚者，在南下途中或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后，携械携款潜逃。针对这些南下干部，各级组织部都对这些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调查和摸底，仔细甄别后再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严肃处理。
在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情况下，决不是无原则的姑息让步，过度迁就某些干部的错误思想和违纪行为。如果我们不对那些极端过火行为严厉处罚，则违纪干部们就会产生“党正处在极度缺乏干部的时期，缺他不可的”的错觉，就会发生个人超越集体，私利大于党性的严重问题。必要的组织处理是完成调干任务的重要保证，也是一种教育干部的好方法。对于违纪的南下干部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开除党籍，撤销公职;留党查看;警告，劝告等。其中，需要动用党籍处分的主要针对以下几部分人：1、阶级异已分子;2、投机享乐分子;3、携枪携款潜逃分子;4、坚决对抗拒不悔改的论堆分子;5、煽风点火串连抗命分子。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讲，最重的党内处罚莫过于开除党籍，最重的行政处罚莫过于撤销公职，移交法办了。因而在此等处分的运用上，各级党委和政府是比较慎重的。组织处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这种处罚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种教育也达到了积极的效果。
如果把干部的补充、调配、派出看作是南下工程的主体部分的话，那么不夸张的说，思想教育动员与组织纪律处理则可以称作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凡是调干比较顺利的县区，这三项工作都可以合理的协调起来，正是这些成熟而切合实际的方法保证了我党历史上大规模跨省调动干部工作的顺利完成，从而为新解放区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