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的“四个全面”阐释

　　1945年8月，美国使用原子弹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无差别轰炸，炸死30万日本人―、现代中国的发展愿景与社会现实。

　　“四个全面”是一种我党提出的作用于社会主义实践的社会意识，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卡尔•曼海姆曾指出，理解这种社会意识并不能单纯用逻辑分析的办法。其原因是，社会意识作为—种动态的复合体,不仅包括“组成它的基础的情感和生命冲动的心理学根源”，而且包括思想蕴含其中发生的寻求解决的情境和人们对它未来发展趋势的期许和主动建构。这种社会意识所对应的认知框架、社会情境和人们的未来期许之间的张力使得理解社会意识需从社会发展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入手，一方面通过探寻“意识形态”产生的具体的社会现实(经济、文化、政治、心理)条件，挖掘这种条件下使“经验条理化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多元社会主体的基本思想模式，挖掘其中的“乌托邦”性质，即其中“超越现实的取向”，为探寻这种意识未来发展的趋势提供平台。

　　因此，反思“四个全面”思想，我们可发现其论述内容背后包含两重内蕴。第一重内蕴即是从“四个全面”所代表的社会发展的理想愿景来看，这一思想是涵盖社会的经济发展、制度改革、法治进程和党建内容的主动意识，是我党坚持问题导向，通过科学研判我国社会发展现实，分步提出的社会筹划。这不仅是_种带有“发展观察和分析问题合理方法的主动探索，更是我党直面社会发展环境变迁中的新挑战、坚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理论实践。这种理论实践，一方面产生于现存的社会环境及这一社会环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产生于社会主体对社会环境问题的创新性解决行动。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辩证运动促使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推进和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现存的环境作为社会意识提出的场域，是思想得以产生的实际条件，也是我们所共居的世界中事件的多层次冲突、矛盾的集合。它为多元社会主体创造、展望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而现存环境中已经形成的思想、行为模式作为社会环境中‘‘内隐的”(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0,—方面是多元社会主体凝聚共识和统一价值的基本框架和心理基础，另_方面则是社会环境问题创新性解决行动的思想依据。在此二者的基础上，社会主体根据对当下社会环境基础和社会环境中所面对问题的主动把握，生成了为社会主体对于自身发展未来的积极预期和现实行动。

　　‘‘四个全面”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愿景和未来发展方向，社会主体对其进行正面、主动建构的同时，也相应引出关于“四个全面”所内蕴的另_方面一即其所指称的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具体来说“四个全面”作为内容明确且有针对性的思想，其所明确对应的就是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在经济层面,存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阶段性等问题”H;在制度层面,存在“改革动力不足、活力不够等问题”H;在法律层面，存在“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下降、法治推进不力等问题;在党政建设层面，我党面对各种风险的考验依然严峻等。这些问题作为‘‘四个全面”产生的现实背景，它们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不仅是我国在当下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带来的问题，而且是限制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难题所在。虽然这种难题的解决需要诉诸现实的社会实践，但这种实践活动的展开，首先要求社会主体对发展了的社会实际有着清醒、准确的思想认知和行动把握。这种认知和把握不仅来源于社会存在，更依靠于社会主体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反思，而这种辩证反思的展开即是_种通过主动消除社会的不完善方面来寻求社会发展的有效知识的理论建构，其本身蕴含着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延续的生命维度，即现实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原则。这种辩证活动的不断进行，正是‘‘四个全面”乃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实现、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稳步前进的内在支撑。

　　从“四个全面”思想所承载的发展愿景和社会现实相互作用的张力关系中，我们可以归纳‘‘四个全面”思想所内蕴的双重奥义：一方面是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方面是必须予以解决的当下发展难题。这两方面内在交织于‘‘四个全面”思想内部，使之呈现出复杂的理论结构：既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又要在发展过程中有侧重、有目标且迅速地展开实际工作。在实际活动中这种“全面”和“侧重’协调”和“目标“可持续”和“迅速”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把握?知识社会学为我们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即展开对思想本身的观念联结关系和对思想主体的理论分析。

　　二、“四个全面”的逻辑架构与总体性辩证法

　　“四个全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思想提炼，知识社会学认为，深入理解这种思想唯有依据其本身，分析构成其核心的思想组织方式，才能开显其内部的要素联结关系。而分析构成这一思想的组织方式，就必须挖掘隐藏在其思想背后、对其予以支撑的逻辑框架。这种逻辑框架通常由两部分组成是如前所述的特定社会环境;二是“对标志其共同地位的典型环境不断做出无穷反应的某些群体中的人”，即实践主体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框架。这两部分的复合使“四个全面”的组织结构呈现出广阔的张力空间。而理解这种张力空间需要借助中介。中介是特定社会环境和思想主体能够相互连接的方面，是窥见社会思想本身复杂连接的有效窗口。可如何找到社会环境和思想主体之间的中介?知识社会学认为，可行的方法是寻找建构、表述社会思想的主体视角及其知识形式的承载者一知识分子对这一思想的观念及表述。其原因在于，广义的知识分子作为涵盖‘‘文化批评家、官员、大学学者以及文化活动家们”H的文化集团，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相互冲突的立场和身份，是为‘‘四个全面”思想提供合法性表述的主体,也是不断反思、批判，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凝聚广泛社会共识，孕育和创造社会主义发展未来的主要力量。

　　因此，让我们聚焦于知识分子群体对‘‘四个全面”概念、范畴、内涵的表述。自“四个全面”思想被党中央提出之后，知识分子围绕着“全面”“小康’“改革’“治国’“治党”几个重点范畴展开阐释，形成了如下共识：“四个全面”是‘‘我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新实践的重要成果”s。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6;“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党中央治党的“基本方略”，二者是助推社会前进‘‘并驾齐驱的‘鸟之两翼’”;“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上一切方面实行的“重要保障”。

　　在以上思想共识中，引起知识分子广泛讨论的是每一个‘‘全面”与布局整体、“全面”与‘‘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7]。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矛盾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四个全面’不是简单的平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四个全面”作为“一个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全面”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又各自成为目标和手段的”。®有学者从我国的发展方向和当前我党的历史任务角度切入，指出：“‘四个全面’的提出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心通过‘二次改革’打造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政府，进而先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0。还有学者从“四个全面”理论的形成历史过程入手，指出：“‘四个全面'本现着一种新的辩证的整体性思维’，“所谓‘全面'既体现着战略布局四个方面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又体现着各个方面自身就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只有从“全局性的战略思维、系统性思维、辩证联系和发展的思维，在普遍联系的横坐标和历史与现实的纵轴上”，才能“认识每一方面的意义”。

　　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所理解的“四个全面”思想的内部逻辑关系是“和而不同”的。这种“和而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每一‘‘全面”彼此“全面”与整体之间的多样化理解，这种多样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四个全面”内部丰富的阐释空间和复杂的逻辑关系。这进1步表明了，作为社会意识的“四个全面”思想并非由单纯的线性因果模式作为主要知识支撑结构，而是布满着部分与整体、侧重与全面、思想与实践、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多向辩证联结方式。知识社会学认为，理解这种结构,应在借助多重思想工具的同时探索这种思想本身所内蕴的价值旨趣。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虽然代表了客观的“这个时代整个思想和社会情况的横断面”a，但考察这种客观知识必定会被迫接受_种源自思想本身的价值观点，这种价值观点才是这_时代社会整体对不同思想斗争、选取和整合的关键。

　　因此，考察“四个全面”逻辑结构中的价值选择，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两方面的构成要素：_是马克思主义对每一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目标的坚定持守;二是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辩证法的应用贯彻。具体分析之:在‘‘四个全面”思想的多向辩证结构中，凝结“小康’“改革’“治国”和“治党”等多方面内容的核心范畴是“全面’而这种“全面”范畴所对应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每一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总体目标。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指出“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Q1。而实现这种人全面自由发展目标的路径，不仅需要社会主体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出发寻找发展路径;更需要社会主体有效展开实践，发挥“全面”范畴的积极作用，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法。总体性辩证法作为“现实’“整体”的具体统一,是“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M和“对事实的认识成为现实的认识的飞跃性环节。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孤立的部分的范畴“只有在各阶段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历史总过程中才能真正辨明”M。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进一步指明“马克思决不谈论一般的人，抽象的绝对化了的人:他总是把人看作为社会这个具体整体中的—个分子。人们一定要从人的观点出发来解释人，但是只有在人已经被纳入那个具体的整体中，并且自己已经被真正地具体化以后，才能够解释社会”M。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在当下的历史环节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不仅要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和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总体目标、以人为本;而且,必须实事求是，_切从实际出发，在清醒认知人在_定历史时期的客观制约性的同时，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克服当下现实对象性活动的片面性,恢复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三、“四个全面”的实现

　　知识社会学视域中的“四个全面”思想，以复杂的逻辑结构和人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向我们表明，这一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空间。因此，我们要想完整地理解它，不能单单停留于理论层面，还需要再将其还归于孕育它的现实基础之上，以现实的反思打开这_思想理论与中国发展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关于“四个全面”与当下时代、中国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以下三点值得指出：

　　首先“四个全面”思想的实现依靠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不可否认“四个全面”思想是具有—定政治功能的，但是这种政治功能的产生主要源于我国政府从制度层面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对我国最广大人民福祉的判断。我国是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作为囊括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政治共同体,最需要解决的任务就是在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同时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只有国家实力的整体提高，才能为社会和个人创造、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因此，在公共政治层面,政府必须要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中把握。

　　为人民谋福利的根本，要在不断增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过程中，从国家角度主动推进实施“四个全面”战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虽然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的重要保证，可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同样会影响和阻碍人民群众在政治层面上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知和行动。因此，只有在创造国家整体发展的同时,不断从国家权力角度来解决整合社会矛盾;在坚持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不断平衡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为当代政治层面上“四个全面”的稳步实施创造条件。

　　其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实现依靠社会关系的不断建设和完善。现实个人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个体存在于其中多层次关系(经济、政治、文化)的发生场域。当今社会发展的多层次性致使，唯有每个个体在社会关系中都得到切实的生存、发展的机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才算切实、有效地执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才能算真正达成。就此而言，国家需要在提高综合实力、坚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同时，不断完善社会关系,协调矛盾冲突，使之适应并符合每一个个体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当今社会作为一种多元的复杂自组织体，每个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动机不尽相同。这种复杂的时代状况，更需要我们坚守辩证原则,从历史和人性发展的高度，切实推进社会发展，促使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的不断完善,化解社会矛盾，进而凝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发展共识。

　　最后“四个全面”思想的实现依靠每一个社会成员理性判断能力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个人作为行为活动的主体,个人的思想活动是建立在人的自我理解及对社会关系、国家整体发展的深入理解之上。个人的理性判断能力是实现个人乃至社会整体发展的基本条件。当下，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为个人理解自我和社会造成了_定的冲击和困难。启蒙的时代，康德振臂高呼:只有“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才能克服个人的不成熟的状态，真正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今天,在多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发展态势之下，仍旧需要我们一每一个理性个人，随着社会发展，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理性判断能力。我们只有提高理性能力，才能透视社会现象，克服主观偏见，主动选取符合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个人需要的优秀思想，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积极践行人性之维的崇高价值，真正实现‘‘四个全面”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发展,共同走向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