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危机”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

[内容提要]“后危机”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在国际范围的新生存格局中展现出在金融、政府政治、政党、社会制度和文化等领域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未来潜在走向的基本可能的估计，有助于研究“后危机”时代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　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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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出现复兴迹象。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激化了西方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配与消费、劳资关系、民族宗教等领域的深层矛盾，人们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马克思的经典原着中去。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来势凶猛。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在最近也作出了“未来世界七大意外”的预言，其中第七个即“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则试图倡导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人们联合起来。西方世界正又一次面临向左和向右的历史关口。
　　一、“后危机”时代的生存格局
　　“后危机”时代的生存格局是重新理解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在这个生动的历史实践中展开的人的生存状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对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某种新的预期。马克思主义在“后危机”时代的复兴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出现了新的变化，需要从全球范围的金融、政治、文化等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在“后危机”时代的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会逐步提高。
　　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其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散和渗透，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巨变，美国的地位正逐渐削弱，世界金融版图也将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不少专业人士认为，新兴国家今后的金融体系发展趋势可能更加向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靠拢。“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格局具有两个重要共识：一是金融危机过去后，经济复苏缓慢，各国将谋求削减赤字；二是形势发展充满不确定性，谁也不知道危机是否已经过去。某种程度上看，纽约金融市场依托的更多的是近年来发展缓慢的美国国内经济，而伦敦依托的则是蓬勃的全球经济，尤其是以中国、俄罗斯、印度、拉丁美洲、海湾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力量。
　　第二，国家主义不会在“后危机”时代彻底取代新自由主义，但政府与市场之间将会出现重新妥协的局面。
　　这种金融格局直接影响到2009年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断言，强调监管与协作的“伦敦共识”将会取代“华盛顿共识”。实际上，作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政府与市场皆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度强调某一种手段都可能会遭遇“失灵”的困境。如果陷入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缺乏对于市场机制的约束和监管，其所带来的危害可能会更加剧烈。
　　2009年9月，金融峰会在美国匹兹堡召开。会议认为，改善金融市场是避免危机重演的根本，呼吁20国集团尽快履行其在伦敦金融峰会上作出的相关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和监管机构加强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球“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提高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堵塞存在的漏洞，重组银行结构，确保经济增长和信贷流动的恢复。
　　第三，“后危机”时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更加推崇建设具有本国特色或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
　　欧洲主流社会民主党的向右渐转，给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留下了一块真空。此外，对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社会抵抗运动的复兴也催生着一股力量来填补此真空。一方面，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更加重视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国外共产党在后危机时代的重大思想变化与进步。苏东剧变时，西方人认为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一度陷入沉寂，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新帝国主义陷入困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很多问题也暴露出来。德国所作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前东德人都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超过40％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这种状况的出现，促使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和左翼组织重新回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推进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行动。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全球化在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会有所调整，这也会促进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六大新动向
　　伴随着2008年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马克思主义复兴的讨论日益激烈。21世纪的人们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信仰破灭一信仰再建的过程，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将会是人们更加理性的、自觉的选择。世界变得更加富裕，但同时也有着更多的灾难，例如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它们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面对这次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危机，就绕不开马克思主义，绕不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经济危机为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它预示着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开端。
　　孤立地看一次危机是不明智的，要站在更高的视点连贯地、综合地看。“后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特指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从广义上针对苏东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衰落而言的复兴趋势；第二层是指作为因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带有强烈的社会运动特征，国外共产党与新左翼只有通过各自政党与社会运动的结合才能重新崛起。

　美国学者赫伯特·基茨凯尔特(HerbertKitseheh)在1989年出版的《政党形成的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运动型政党概念。他在2006年发表的《运动型政党》一文中，对运动型政党的特征、产生原因及向其他政党转化的可能进行了具体论述。社会运动是走“议会道路”的左派政党重要的支持力量，往往共同关注某些问题，看法接近，在开展活动中相互支持，结成联盟。尽管如此，社会运动仍然基本保持体制外抗争的基本特征，斗争方式限于游行、抵制等，而不主张通过建立政党赢取国家政权。在“后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带动下，国外共产党、左派组织及社会力量呈现出社会运动与政党结合的趋势，即普遍重视并采用允许大众参与、决策的民主机制，以此进行组织并开展活动。动员公众开展大规模行动，反对特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就自己所属群体的核心利益提出要求，向政权机构表明他们对政治和民主的新的理解，或者就国家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原则和设想。
　　第二，以欧洲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

带动左翼崛起，并且运动的发展由非主流意识形态推动逐步转变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联合推动。
　　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危机，就绕不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数百万民众参与了大规模反资本主义的示威游行，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捧起了《资本论》。英国的E.豪伯斯本和法国的J.阿塔利等都明确表示人们在重新回归马克思，因为人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才是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豪伯斯本在最近的一次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学术界也在研究和探讨“资本主义是否走到了尽头”的问题，法国政界、学术界等一批知名人士参与了讨论，其中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数。在德国，最近的一个民调显示，52％的原东德人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43％的人表示他们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愿选择资本主义。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中，各种资本主义反对党、共产党以及左翼运动组织加强协作，凝聚政治党派之外的各种社会、文化、劳动层面的民众力量，逐步推进左翼对右翼的替代。
　　以学院派知识分子讨论为先锋的运动逐步转变为西方媒体积极涉足的社会运动。这种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国外共产党等左翼力量进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良性发展阶段。它代表共产党等左翼力量将有机会在更富原则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这是全盛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与斯大林主义党都没能做到的。如果社会运动不是想方设法去发动群众力量，而是选择加入选举竞技场的荆棘之路，那么，即便是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这条道路也根本不可能有所收获。
　　第四，探讨马克思主义在理解当前世界时所具有的可能性及其挑战，使“后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具开放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更多地展开方法论创新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发展了一个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工人阶级能够理解和改变世界的分析架构和方法论，只有当马克思主义考虑到具体的实际情况，吸收新经验，并容纳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见解之时，其分析和政治上的影响力才会揭示其全面的潜力。例如，研究并探讨一些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遗产和当代意义，主要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形态和新形态问题。研究组织问题和日常生活的形式之间的主要文化矛盾是什么；研究阶级斗争的实质和特性是什么；研究与霸权相关的消费主义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等。
　　第五，“后危机”时代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重新关注以及对《资本论》的研究成为一大特色；并且，逐步由对《资本论》中商品理论的研究转为更多关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整体机制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存状态研究。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转向了《资本论》，因此对《资本论》的阅读和理解是从微观层面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要素。《资本论》全球销量的飙升、D.哈维组织的《资本论》在线阅读激起了普通读者的强烈兴趣，这一切都说明了西方左翼试图在一个更为宽广和整体性的视域基础上“保卫”马克思的深刻意图。西方政治家们也试图通过研读《资本论》，找到破解劳资矛盾的灵丹妙药和挽救资本主义于病榻的治世良方。危机状态下西方社会的这种奇特图景，体现了“后危机”时代关注人类整体生存状态发展的趋势。
　　第六，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更具行动力和实践性，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发挥马克思主义实践创造历史的潜能。
　　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并不是理论家的呓语。“后危机”时代，不是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西方，而是西方越来越多的觉悟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英国有“马克思主义节”与“《历史唯物主义》年会”，致力于研究世界局势与新左派的现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拯救、乌托邦和社会反抗等；法国有三年一度的“国际马克思大会”，持续性地关注文化、法律、生态、经济、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政治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学等问题；其他诸如国际左翼论坛和世界论坛等，都倾向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一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如D.哈维、C.哈曼、T.伊格尔顿、T.阿里、A.卡利尼柯斯、S.齐泽克等，也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始终坚持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理念，即便是带有人的面孔的资本主义也必须被超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等东西，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使更多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民主社会。并且，我们所追求的这种超越并非抽象的西方哲学理论推演，而是更具行动力和现实性的实践，例如关注生态问题、普遍的贫困问题、贫民窟、战争、非正义等。
　　三、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走向何方?
　　当下最根本的问题是，激进左翼的序幕是由改良主义拉开的，当接近它的人群有着改良主义的背景，它又如何能够避免改良主义和“议会道路”的老路?
　　总体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要走出艰难处境，一方面是要明确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新左翼党的特性是什么，与中、右翼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他们的中长期定位是什么，在各种选举中应该联合谁或与谁结盟，才能获得更大胜利；另一方面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强势的新自由主义和中、左翼主流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找好自己明确的政治定位，努力把自己与新社会运动所代表的新兴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争取在左翼运动中的领导权，重新获得西方大众的支持，形成新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否则，各种左翼力量转向右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总体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有以下几种潜在可能：

第一，欧洲向左转或向右转的力量会依然胶着难辨，这需要左翼力量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准备和勇气。
　　全球金融危机威胁后的总体形势，并不一定必然让左翼力量凝聚壮大。整个欧洲到底会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目前为止，情况还不明朗，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让右派保守主义势力在左翼政治力量仍然分散薄弱的情况下乘虚而入，集体向中间派靠拢。2009年6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就是明显例证。选举结果是：由欧盟各国右翼党派组成的欧洲人民党团再次成为最大赢家。打着改良派外衣的社会民主派政党，在选举中被选民唾弃。而中、左保守派在竞选中甚至使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右翼政党得票率增加。在金融危机加剧的时刻，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极右政治势力趁势崛起，迷惑并分裂劳动群众，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敲响了警钟。
　　前工人政党演化而来的“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在本次大选中遭受挫败是因为，事实上，新左翼所实行的政策并没有明确地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在形式上也没有明确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正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欧洲社会民主党全面自由主义化，甚至使现纲领路线与右翼日益趋同。墨西 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美国都已经或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欧盟选民普遍对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极为不满。如果政界人士未能抵制保护主义，那么全球滑入经济萧条的可能性将更为严重。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指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社会民主党稳居西方主流政党地位，总体情况比西方共产党的处境要好。至2003年，社会民主党已在152个国家地区有156个成员党。2008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希腊召开23大，也表达了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传统的向左转的意向。向左转及其新的政治阵营将恢复左派计划中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并努力提供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方案。因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必须在政党纲领、争取斗争领导权和动员民众方面多下功夫，例如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工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等，从而使人们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不一样的新欧洲。
　　第二，新欧洲模式。
　　这种新欧洲模式是借鉴北欧模式和中国模式的新欧洲模式，它吸收中国在近些年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借鉴正在逐渐被广泛认同的中国模式。以英国为代表，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的修修补补完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某种政治整合，获得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利益最大化。这恰恰非常符合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之为资本主义成功之动力源的“创造性破坏”。在此基础上，英国首相布朗呼吁，希望有一个督导小组来监控全球30个最大的金融机构，“现在的市场已经是全球金融市场，但我们只有各国和区域性的管制和监督。必须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适应现代世界”。路透社的评论也认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现在需要“大修”，包括在金融体系、政府角色、社会公平等方面都有可能催生改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传统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逐步解体，而逐步形成在政治上和策略上反资本主义、文化上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新左派的深刻原因。
　　总的来说，展望“后危机”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未来，尽管可能依然会对新改良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左派抱有怀疑，但是在战略上我们必须致力于一场能带来真正变革的决定性斗争，并阻止在现存秩序束缚之下作无原则的妥协。归根结底，资产阶级政府作为资产阶级即资本的代理人，虽然在危机中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不断吸收和借鉴原属于共产党、中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包括国有化、福利国家等，但是，资本和资本家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左翼所致力的亦不是一场代表全世界受苦者的道德运动，而是一场彻底“拯救”资本主义于病榻，致力于人类未来的真正革命。历史造就使命，时代要求左翼只有不断努力去反省所犯下的各种政策和策略错误，揭露和反抗资产阶级的本性，积极组织劳动群众，并且团结激进的政治力量，才能去对抗来自资本的攻势，赢得未来。
　　注释：
　　①参见2008年1月13日《参考消息》。
　　②参见2008年11月21日《环球时报》。
　　③see Default 。
　　④Richard Milne，“NoMic Model is‘Future of Capita’lism’”，in Financial Times，2009－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