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态探析

　　摘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多向度性，从形态学角度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可能性。通过对交往理论的剖析，提出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认识论形态、历史观形态和生存论形态，并从速三个角度分别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予以全面分析，以展示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全貌和体系结构。
　　关键词：交往理论；向度；形态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学说，而是马克思战斗的武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在应用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而正是在交往理论的实践应用中，交往理论展现出了多向度的理论视角和多样化的理论形态，这就为我们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形态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1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认识论形态
　　众所周知，近现代哲学以认识论、知识论为主题。培根和笛卡儿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认识论转向，哲学由关注世界的始基、探索现象背后的终极本体转向探讨认识的能力和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对于近代许多哲学家来说，令他们痴迷的首先不再是世界本身是什么。而是人们能够认识什么。马克思同样对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把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把新唯物主义哲学的任务规定为解答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思维的关系，从而为改变世界提供方法论。而认识论问题也体现为以实践为基础来阐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从实践活动中的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的新哲学中，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主客体关系中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而导致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或主客体关系的重新规定。社会作为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则被理解为人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这样人的本质不仅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规定，而且进一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规定。马克思正是用一种特殊的视角透视了人与自然或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对以往抽象的主客体关系理论的具体的、现实的改造。在马克思看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发生的，作为现实的人与自然所发生的关系必须为社会即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所中介；个体不是直接面对自然，而是要以社会为其必然的中介。
　　作为人与自然关系标志的生产力总是现实的、历史的，每一个人只能接受现实的生产力状况。而这种现实的生产力正是人们之间纵向和横向交往关系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而在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发展了的生产力不仅不能成为主体力量的的确证，反而成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同时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对主客体关系的解决也提出了新的方案。马克思认为，一方面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主客体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交往关系的发展又对解决主客体对立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提出了要解决主客体对立的矛盾，首先必须使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增长和高度的发展，只有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分工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而“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最终，共产主义将实现对以往造成的主客体对立的条件的消灭，也是主客体对立解决的历史形式。
　　我们看到，交往理论是马克思解决主客体关系的重要理论原则，也是在解决主客体关系的过程中，交往理论展现出其认识论的特殊形态。
　　2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历史观形态
　　作为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历史观对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具有奠基的重要作用。而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不仅在于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而且更在于探求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及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在于探寻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正是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根据。它也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孔德、斯宾塞试图以自然规律尤其是生物学规律去说明社会的发展变化；黑格尔则从“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来看社会的进化；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来观照社会进化，而其交往仅限于语言的交往和精神的交往。
　　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这些观点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了历史的演进，因而作为物质生产水平标志的生产力的性质、状况、水平也就成为社会历史演进的最根本的内在尺度。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社会历史演进的“指示器”。历史地考察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及其水平的基本要素就是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其和社会分工。而“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同时分工的发展程度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的标志。由此可见与社会分工密切相关的交往与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及水平都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人们的交往关系由生产力状况所决定，另一方面交往关系的状况又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在人们的交往中形成了人们的共同的活动方式，而“这种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马克思对社会历史演进的考察就是对基于生产力为基础的人们的共同生活方式的历史演进的考察。人们共同活动方式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交往关系的具体体现。因此，对人们的历史的共同活动方式的考察就是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交往及其演变的考察。这种人们的共同的活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形式。社会历史的演进也正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们交往形式的演变中得到了体现，交往形式的变化也标志性地体现为社会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变化。
　　马克思的历史观贯彻了交往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是以交往为工具对历史进行考察的结果。从宏观上，马克思从交往形式的更替中透视出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把交往看作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制；从微观上，交往又是社会有机体构成的基础，是具体社会形态下社会的构成和运作机制。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这种特殊研究方法促进了交往理论的新的发展，为交往理论的应用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交往理论的历史观形态。

　　3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生存论形态
　　所谓“生存论”是指人对自身生命、存活的自觉，包括人对身体、感觉、情绪、欲望、潜能、意志、理想与精神意境的觉悟和觉识。生存论的产生肇始于对人的深刻关注。蕴涵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生存论就是人论，是关于人的感性的存在的、历史性的存在的理论。生存论所关注的是人的真实的生活，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任何人都是历史的存在。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和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现实的个人”也决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现实的个人的每一活动，都是自身本质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对象的敞开从潜在到现实的转化，同时规定着对象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在何种方向上对人的敞开。从更根本的存在论层面来讲，人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不可分离的“同一体”。或者说，人们的活动生成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也生成着现实的人的活动。
　　我们还必须看到，与人的“活动的存在”——生产相伴而生的还有交往的存在。马克思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在这里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整体性，因为人的生产活动不可能是单个人来面对自然。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人只有在整体的意义上才能显示出“人”的特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才能真正的面对自然，使人的生产活动得以进行。作为生存论意义上的生产和生存论意义上的交往，其意义决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问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循环论证，而是强调二者生成的同时性。现实的人的产生过程中，决不是先有活动后有关系这样的逻辑，而是在现实的人的关系中生成着人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说交往是人的一种先天性的规定，是人的存在方式，他内在于人的活动当中，既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前提，又是人的活动本身。因此我们说马克思关注的不是孤立的“人”或“生产”，而是生产中的人和人的生产。
　　恩格斯曾经将马克思的哲学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而马克思则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二者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精辟概括，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即对实践的人和人的实践的关注。正是基于马克思哲学对人的实践和实践的人的关注，找们说马克思实现了实践的生存论转向。马克思强调对事物、现实、感性要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哲学内在的蕴涵着实践的维度和人的维度，而这二者又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一再强调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从从事着实际活动的人出发。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生存论的哲学，而生存论本身又内在的包涵着人的“交往”的存在，这就为我们从生存论角度研究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使我们有可能从生存论形态来挖掘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展现交往理论的生存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