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哲学理论公共课教学困境分析

　　近年来全国各大高校以事实为出发点，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困境”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探讨。针对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一线的教授、讲师纷纷发表文章分析原因、给出建议。但是唯独“学生”这个当事人不站出来讲话，一届又一届的学子成了“肇事”逃逸者，一毕业，他们踩足了油门进人工作轨道开始新的生活，面临工作、家庭等新的问题，学生时代的种种只是美好的记忆，无人再去过问曾经的“困难”课堂。200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既肯定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健康的主流思想状况，又指出了当代大学生在理想、信念、价值观面临的困惑。青年一代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忽略今天的困惑制造的必定是明天的麻烦。针对当前的问题，作者作为一名在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试图从学生的角度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困境的原因分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学生追求“利益”的客观性

　　很多学者谈到高校哲学理论公共课程发生教学“困难”的原因首先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认为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与此同时人的社会关系逐渐商品化。正如人们所言，这是一个“物化的时代”，“‘经世致用’的时代”，“量化了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个人的成功与否最终完全可以用“物”即“财富”来衡量，个人可以通过商品交换和在利润追求的过程中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人们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如何增加物质财富。这符合时代的需求，也顺应个人的发展。而在学校的学习也是与将来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学生的长远“利益”，站在学生当前面临的“利益角度”分析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人在校阶段的学习不能忽略其“目的性”。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个人在学习过程中追求“目的”这一客观因素。比如我们现在的在校学生追求的就是“高分数”。高分数可以升人好的中学、好的大学;高分数可以选择好的专业，好的专业就会有好的工作，好的工作就是工作环境好、工资收人高，生活质量高等等。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人身价值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那么高校大学生忽视“高高在上”的哲学课，讲求生活实际，注重专业课和利于求职的课程，中学生“重理轻文”，“重实证科学轻人文科学”就应该被充分理解和认可。

　　但是，立足于长远利益的角度，我们现在急于求成所获得的那些利益反而阻碍了哲学对我们终身利益的影响。哲学本来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它是人之为人的特殊恩惠，爱智慧是人类与生倶来的天性。哲学的智慧在于追求真理，而不在于占有真理。哲学启迪着人们的思路，引领人们在实践中认识生活。

　　多数同学埋头做自己的事，老师一人在讲台上自顾自说，是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堂上常见的情形。诚然，我们非常明白，学好哲学公共课程并不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但是，在“功利主义”面前，学生们纵然明白这一点，却也一直为哲学“教学困难”添砖加瓦。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一直被利益主体排在最末的位置。高校大学生习惯了在期末考试来临前夕突击复习，以求顺利通过，对于一学期来真正学到了什么却漠不关心，甚至都不曾意识到这种纯粹追求学分，拿到大学毕业证的行为是多么“不划算”。魏博辉在《哲学理论公共课程发生教学“困难”的原因探析》一文中谈到：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人们的“实用”心态更为强烈。崇高的哲学遭受冷遇，社会出现浮躁之风，急功近利，哲学自然是“高处不胜寒”，“爱智慧”之学陷人危机。姬立玲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的探索》一文中也写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向经济生活以及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读书时功利心较重，较之从前更加看重能直接带来效益的实用学科的学习，而对与本专业学习和毕业求职似乎关系不那么直接的哲学课敬而远之。当前正处于一个“实践的时代”，而不是“理性的时代”，在精神上显现出的是“空疏浅薄”。在这样的时代，学生也难逃被量化尺度丈量的命运。一个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无疑可以用成绩来衡量的，但是过分注重成绩就容易成为知识的工具。知识可能掌握了，但是思考的能力却丢了。一些学生的爱好、兴趣、创造力被列人了“非主流”领域，认为那是没用的。相反，那些只会考高分的同学在主流领域得到强烈的认可。正像黑格尔所言，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他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

　　另外，大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较广，海量的信息的传输与高中之前教师“填鸭式”的教育所接受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考人理想的大学，高中教师都会研读考试大纲，教同学们与高考直接相关的知识，同学们无需分辨这些要考察的知识是否符合伦理道德、人类发展等。进人大学，脱离了班主任和家长“严格把关”的环境，同学们一方面得到了更多自由发展、充实自我的空间;另一方面正游离于学校和社会之间，这就更多的感受到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变化。同学们既羡慕国外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体制，又必须面对自己学校的专业情况的现状;既想不顾那些分数，凭自己的能力变成佼佼者，又想在分数上下功夫得到社会和学校的认可；由于没有真正步人社会，当同学们被置于理想的至高点和生活现实之间，内心一般都将现实的种种不理想排斥在校园的围墙之外。一旦进人哲学课堂，就会在潜意识里用心底的不满来排斥课本上那些华丽的道理。心理上产生“那些为政治服务的大道理与我无关”、“这些道理尽是大话”、、尽是说得好听”的反对之声。这切实体现出在我们转型期的社会，没有及时给同学们补上这一课。在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正在逐渐被瓦解，而新的符合时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的行为失去了规范，显得无序和浮躁。这使得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坚持什么该反对什么，没有了明确的好与坏的标准，没有了道德的束缚，也就没有了行为的方向，因此必然对人生感到迷茫。

　　二、生活实践缺失的客观性

　　我国正在经历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从思想到制度的转折期。处于这一过程的同学们既要遵守原来的教育制度的延续，又在内心渴望新的制度代替，内心充满着挣扎。而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高考几乎是教师和学生的唯一目的，也是衡量教师是否优秀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相反，如果学习不好，也就是分数不高，那么你将在很多方面受阻，分数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升人大学的同学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在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中难免会觉得空洞无味。包国祥教授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空洞的理论说教，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政治理论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事实上，学生们也存在学习、生活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分析：

　　第一，住宿生活导致的远离生活实践的客观性。谈到对哲学的学习，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这也就是有的老师提到的学习哲学理论不能与实践相脱离。我们想要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问问，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把理论和实践脱离呢？我们难道不愿意结合实践来学习吗？当然不是，这一代学生埋头在象牙塔里一直为得高分奋斗着，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实践去感知课堂或者是书本上的哲学道理。生活中我们会听到在这样的话:满腹经纶的哲学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学，而那些连字都不识的乡下老人说得话却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年老的人经历了实践了的人生，验证了“实践出真知”、‘‘生活决定意识”的道理。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出于考出好成绩的需要，努力学习；另一方面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哲学的奥妙和伟大。但是从中学时代，有的同学可能更早，从人小学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寄宿的校园生活确实带来了方便，但是学习不是人成长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传身教，爷爷奶奶的人生阅历的渗透，周围邻里街坊的日常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题材一旦严重忽略，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无疑进人了的知识的神圣殿堂。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对于哲学的学习，不是从内心的感知和结合生活阅历的感悟，反而变成了条条框框的东西，靠背诵、记忆就可以拿到高分，这样便渐渐丢掉了真正的哲学，丢掉了思考，丢掉了想要进行哲学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务面前成为了得高分的机器，纯粹把哲学当成了知识。孙富江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价值》一文中说到:哲学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哲学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个体掌握相应知识，应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它需要对象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所以说，公共课并不单单是在上大学形成的。这样的课堂表现是之前教育“后遗症”的体现。

　　第二，好奇心的丢失。回顾我们的成长: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倶来的可贵品质，在一个特殊的成长期里，人会不自觉的拿起手边的东西丢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东西遭殃，这就是好奇心的开始。而每一个阶段的好奇心如果没有发挥的余地，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渐渐地便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了，以为那些熟知的东西就是真知，但其实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记忆中，多数父母会因为孩子的“好奇”“、淘气”、”追问”而责骂过孩子。只有少数会因势利导引导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开动孩子的大脑。孩子喜欢问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傻”，但无论孩子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烦，更不能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而应尽可能多地给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并且引导孩子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的答案，让孩子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长的过度关爱剥夺了我们的思考权利。现在很多家长，习惯于给孩子指路和包办。孩子养成了依赖家长的习惯，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会去想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只会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善于发现问题，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品质，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遇，更容易拥有成功的生活和事业。

　　第四，现代生活远离实践，高科技懒于思考。现代化的教育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多媒体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执着于快节奏的猎取知识，忽略了放慢节奏进行必要的思索。这不只是我们大学哲学领域教学困难要进行的探讨，而是全民现代生活的一个现象。与读课外书和听广播习惯相比，孩子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是看动画片或者是玩电脑游戏。能帮助家长做家务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等设备，孩子们觉得做家务很简单，就连削铅笔也是“自动化”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孩子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确实不多。都市人成长杂志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孩子们懒得动脑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时代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轻松，减少了孩子们动手动脑的机会。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动画与电子游戏，也因为声、光、色彩、图像的越来越完美而挤占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

　　三、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观性——努斯和逻各斯精神的缺乏

　　高中的政治课中我们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哲学，这里的西方哲学其实主要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更谈不上来追述西方思想的根源。尤其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下，理科的同学把哲学课作为“副科”大致了解，而文科的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考取更高的分数只能走“捷径”。于是乎，我们的哲学是有关“背”的学习，谁背的多，谁背的快，谁应用答题模板最好，谁就获得了“成果”。这样，我们就把哲学当成了一条条知识点，忽略了真正的哲学，从而“误解了”哲学，而大学哲学公共课堂面对的学生群体既有理科的同学，又有文科的同学，既有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也有对哲学不太了解的同学。造成了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教育的进一步困难。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哲学教育在此阶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什么是教育？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这部著作中谈到:所谓教育无非就是一种代际关系的变化模式。他对教育所提出的几种定义莫不如此:”教育若想成为教育，就必须有成年人和年轻人这两代人的互动，有成年人对青年人的影响。”“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讨论有关哲学课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我们在哲学教育中是否有代际互动的意识和行为。我们的成年人，既家长们在代际互动方面有何作为？我们的互动多数是在讨论学习成绩高低的互动，讨论谁家孩子上的名牌大学、谁家的工作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汽车贵的互动，讨论如何在商品社会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的互动。这些讨论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地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教育起点就是我们学习的起点。当我们有的放矢的探讨哲学教学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的哲学认知。

　　于是，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向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哲学认识的普遍的问题上来。邓晓芒教授在《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0世纪初许多西方思想传人我国，引起了国内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新变化。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的西方哲学，是用中国传统本根论的形而上学来阐释的。这种形而上学发端于周易，张扬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学。因此，国人最初用程朱陆王的心性心学的眼光去接受西方哲学的。”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当代解释学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理，这也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的，否则是无法接受的。在实践领域我们开始就看中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只是在后来，人们才开始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甚有渊源，其中古希腊哲学可以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这个最初的原始形态就是古希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显是从古希腊的辩证法发展而来的，而且还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邓晓芒教授从对黑格尔的研究人手来阐明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西方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这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们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至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带来一种不自觉的遮蔽性，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层次，在这里那里随意选取一些适合自己固有思维框架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毫无内在关联和逻辑，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误解。这样一来，辩证法这种原本是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的思维方法，竟变成了一条一条僵硬刻板的教条，或成为了某些人戏弄群众、玩弄权术的诡辩术。

　　在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从立足文化超越的角度，排除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偏见，将一种原版的西方学术思想作一种更确切的介绍，以便发现和衬托出我们视野中的盲点是我们今后哲学理论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向。邓教授也提出：我们在进行任何西方思想的研究时，都应当注意其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要尽可能的还原西方哲学的内涵，并且通过照镜子的方式，从外来文化中汲取我们超越自身的动力。哲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一个时代的哲学文化反映着时代的灵魂和文化的进步。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堂的反思也正是我们当今时代的反思。这是基于这种反思，我们才能在高校哲学理论课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超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