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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及逻辑起点论文(共4篇)

发布时间:2023-12-07 05:52

 

 第1篇: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逻辑也称理则、论理、推理,是描述和研究事物的规则、序列,也指思维的规律性。任何学科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既有逻辑,就有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整个学科理论体系中得以开始的一个最初规定,是每一学科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之处。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颇丰,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有“思潮传入之日说”“俄国十月革命说”“中共建党说”“中共二大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言论说”“1920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说”“中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说”“以人为本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说”“毛泽东思想说”等。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逻辑起点的概念认识不清。


  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必须从逻辑起点的内涵开始。现今学术界引用比较多的是冯振广、荣今兴对逻辑起点的定义:“任何一种理论,要想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必须具有严密的、内在的联系,也就是必须形成一种理论体系。而要建立理论体系,就必须先确定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样,全部理论才能从起点开始逐步展开。”[1]首先,该范畴是该学科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这是回答该学科体系中一切复杂问题的源头;其次,该范畴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规定,这就能保证该学科的独立性和独特价值,是区分其他学科的最关键范畴;第三,要看该范畴是不是该学科研究领域一切矛盾的“胚芽”,因为要解决事物的矛盾必须要找到最根源的问题所在,抓住“胚芽”就抓住了解决矛盾的根本;第四,该范畴作为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历史起点,历史起点是该学科最初产生发展的原点,逻辑起点自然应该从学科的历史起点出发。马克思并没有对逻辑起点直接的定义,但他在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论述的基础上吸收合理因素,抛弃了唯心主义外壳,最后得出商品是《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商品是《资本论》中最基本、最简单、最抽象的概念,是《资本论》问题研究得以展开的最初和起点。这为我们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简单来说,逻辑起点必须是该学科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能回答学科体系中最为基本和复杂的问题。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一定要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上,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根据逻辑起点的含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得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第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常见、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是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李君如认为这其中其实存在两个过程: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國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经验总结与现实矛盾研究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2]实践就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问题这一过程来说,还是总结经验、提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都离不开实践,实践这一范畴可以回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的最复杂问题。


  第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对象有着相互规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其理论成果为研究对象,分析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进程,努力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发展的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实践这一范畴有相互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论基础,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是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而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能指导中国新的具体实践。可以说,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相互规定性,两者相互依存。


  第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一切矛盾的“胚芽”,是该事物全部发展的雏形。余曙光提出,当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同时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而这些艰巨的任务核心包含的主要矛盾则是“结合”的矛盾,即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实践给出了答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第四,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同样也是历史起点。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最核心要素,或者说是应该寻找到其细胞形态、原始的基本关系,这样的规定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很难将某一个事件和某一个人作为逻辑起点。但是,历史起点往往呈现为某一时刻,是寻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因此由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从中国的“实境”出发,实行“根本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这已经是走出实践的第一步,是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步。


  有几个观点需要在这里辨析。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只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起点而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理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但这个命题是不可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并非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很明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比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要早,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历史阶段,是不恰当的。同理可证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也是不正确的。当然,还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将其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和理论创新起点等,这反而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第五,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同时也是逻辑终点。马克思指出“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同样也是逻辑终点。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实践出发,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还是要回归于实践。如果将某一事件、某一人物作为逻辑起点,那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重点还是要回到某一事件、某一人物,很明显这是说不通的。


  首先,关键人物、关键事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要论述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还需要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在学界,通常喜欢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来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就如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有很多争论,沈桂红[4]提出李大钊最早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最早从理论上论述了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最早思考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易永卿[5]提出是蔡和森第一次提出两半社会的性质,提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各种社会思潮分析比较后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余玉花[6]提出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早研究中国国情、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国情,最早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及特殊性,最早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


  当然还有学者通过某些事件来断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马乙玉[7]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应为中共二大。因为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制定的革命纲领及各项议案,表明它们是符合中国实际并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方针和政策。林华俤[8]提出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传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中间有一个时间空场,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的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而《反对本本主义》既是确立完成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端的标志。涂小雨[9]提出在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旗帜,用以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所以,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力量和领导力量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以上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提出第一人、第一次,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些第一人、第一次并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但是又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可以称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具有重要影响意义和价值的关键人物、关键事件。


  其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10]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以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三次大的主题的转换,第一次转换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義改造,第二次转换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到社会主义建设,第三次转化是社会主义建设到社会主义改革。不同的实践主题的转换有不同的解答,但究其根本,还是依靠对中国当下具体国情的判断,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实践探索出的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国是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军阀的分裂和战争为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空隙,在“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指引下,开创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一方面看到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国情,提出要求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同时另一方面,提出了先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社会主义改造观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有一段时期虽然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但没有根据国情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导致了严重的错误,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回到中国国情和具体问题上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可见,中国具体国情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具体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终仍以实践为逻辑终点。


  作者:戚静

  第2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内的延续,这是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仅为新思想的传播打开了大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主要学习西方的器物而没有认识到思想的腐朽。随着一战的爆发和学习西方屡遭惨败的事实,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某些疑虑。俄国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无产阶级人民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事业开辟了道路。首先,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其次,俄国坚决抵抗帝国主义,并愿意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最后,十月革命中俄国的工农和士兵的广泛联合取得胜利的事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得以启示,并推动他们去进行研究和学习。


  二、苏联及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重视


  共产国际成立之后,把中国革命确定为远东战略的重中之重,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重视对中国先进分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指导和帮助。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成为共产国际指导远东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纲领。共产国际及其相关机构都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工作义务之一,促使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呈现出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在中共二大会议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并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定和分析。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1927年9月,秋收起义爆发,在城市中心論屡遭挫败的情形下,毛泽东带领部队向中部山区挺进,逐步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可能也没想到这逼上梁山的尝试竟使共产党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得以延续。实践证明,由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道路才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所没有的,却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予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这一历史进程的完成。确立阶段的完成也即意味着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是理论得到坚定地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基本理论得到完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中国人对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达到理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还因为在中国有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明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运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他们还饱含激情去探索国家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既深入社会,正确把握国情,又找到了推翻三座大山、取得革命胜利的主力军。他们就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能够切实解决中国问题,找到中国出路。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


  1、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是因为它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的,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为实践所检验并随实践而发展。正如马恩所说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入,不断与时俱进的。


  2、一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发生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时代条件上的必然。一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个阵地,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以前,世界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主要目的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在这条革命阵线上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3、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研究和传播,这无疑就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主体上的必然。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学习西方屡次失败,儒家学说束缚人们的思想,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条件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与迷信。新文化运动更加注重人的社会性,为寻求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和谐与稳定。从而教导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中国传统的哲学观都是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所以这就为两种文化思想相互吸收、借鉴与融合提供了充分的土壤。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


  作者:赵昱霖

  第3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关系论析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关联性,但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双向互动,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逻辑和根本动因。研究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互动机制,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着重大思想理论价值,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作一探索性尝试。


  一、中国文化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文化条件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的,离开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会十分艰难。辛亥革命之前,占居文化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旧文化是前近代的,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文化性质的差异决定了二者不可能衔接在一起。只有现代的新文化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创造有利条件,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相继产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文化条件。离开中国文化由旧(传统)到新(现代)的转化,将无法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时,并未引起思想界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尚未兴起。在社会思想领域占居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主义旧文化,它与包含奴化思想的帝国主义文化结成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动同盟,极力压制着一切反映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1〕695。若不首先展开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中国文化现代化就无法起步,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依赖于初步产生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大多又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用历史的眼光看,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们曾孜孜不倦地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先后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包括改良派发起的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革命运动及试图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尽管所有这些努力在政治上都没能满足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激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思潮,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培育了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群,并使他们的思想重心转移到了思想革命救国方面,这为新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主体思想前提。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一场用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思想解放与启蒙运动,核心即是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在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高举的是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并将之作为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良药。要拥护民主,便需要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科学,便需要“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新文化运动使人们经受了一次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完成了思想上的准备。在“五四”之前,“在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中国的前夜,真正的‘新文化’其实还没有完全形成,思想文化斗争的积极意义正在于使人们从旧文化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真正的新文化的传播开辟道路”〔3〕。得益于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准备,中国的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革命在“五四”运动中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革命。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并逐步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能从民主主义者转化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政治思想上的根本性转变,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动力的驱使。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的精神是相通的,它本身就是为人民争得民主的科学理论。正是知识分子身上涌动的民主主义思想,使之能够用具有民主主义内蕴的民主的、科学的现代文化精神去审视“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潮流,从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文化革命演进到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现代化进入到共产主义思想引领的文化发展轨道。


  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问题,而它的顺利进行,首先需要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科学理论论证和适宜的思想环境。在一定意义上,没有文化建设的成就,就很难自如地掌握好马克主义这个新式思想武器,这将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顺利推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表现为新民主主义式革命文化的发展。“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708。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大致经历了初兴、奠定、繁荣三个历史阶段。大革命时期是革命文化的初兴时期,它以接受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盟,扩大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统一战线;以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为实践基础,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革命文化对革命群众的锻炼和培育,看到了群众革命觉悟和文化程度的提升,进而萌生了相信、依靠和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思想,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奠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进农民革命深入的同时,也推进了文化革命的深入。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共产党将开展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宣传、教育和武装群众,在根据地创造了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在先进革命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下,新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成熟,走出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初步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走向繁盛,形成了稳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面对国民党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反动宣传,以及长期以来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的性质偏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界定了国民文化的内容,指出文化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706。对文化性质问题上的正本清源,解放了文化工作者的思想,巩固了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促进了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随着对文化性质理解的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对中国革命性质、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更加准确,在理论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在实践中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如何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表现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发展,其历程同样经历了初兴、挫折、重兴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将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在“双百”、“双为”方针的指引下取得了初步振兴,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和文化动力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成就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取得良好开局。但之后由于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恶化,毛泽东思想也被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失去得以中国化的文化条件,“文化大革命”几乎阻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文化也在新的起点上开启了现代化之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是从文化领域首先开始的,并将对文化建设的正确认识延伸到政治、经济领域。首先,将思想建设放置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强调思想僵化、思想污染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危害性。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4〕144,“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4〕44。通过解放思想来统一思想,引导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自觉克服“左”和右的各种错误思想观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其次,提出文化发展的方向与标准问题。“三个有利于”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性质”、“人民”标准。关于教育发展“三个面向”的方针,分别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的基本维度,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的逐渐成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性质、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在实践中则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回答了共产党在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生关联之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已经开启。在“五四”之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努力引领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尝试,在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这对文化战线上的反动同盟的夹击下,其很快败下阵来,未能成功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软弱和思想理论的先天缺陷,这种替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新文化,必然会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而偃旗息鼓。“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1〕697。“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使中国文化逐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拥有了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与一定的政治发展道路相适应,中国文化走的也是经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到达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备了主体条件,党的一大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说明这时党还未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顺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逐渐形成。在大革命时期,湘鄂赣的工农群众运动高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5〕。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中国文化的发展关键在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群众性革命文化的兴起,初步实现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之后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顺畅并结出丰硕的成果,期间以1935年遵义会议为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被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在井冈山时期,党内在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一度占居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偏离正确的轨道,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被迫放弃和红军的战略转移,使新兴的工农苏维埃文化遭受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重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入正轨,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延安时期更加成熟完备,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繁荣,更要把“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663。“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原理,解决了中国文化运动长期存在的问题,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为工农兵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正确道路,使解放区的文化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在革命进程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共同凝结成了以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精神,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巩固、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及其文学艺术成果的涌现,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呈现出空前繁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文化初步由传统向现代的成功转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第二次革命”,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课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决定着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各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前途。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的认识一度出现偏差和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被当作“封资修思想文化”加以否定,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陷入困境。这从反面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思想指引,文化现代化就不能坚持正確的方向而不断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首先恢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步入正轨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汲取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科学解答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步入健康轨道,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29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运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党在新时期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日臻成熟与完善,不断推进文化理论的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也得以拥有了现代化的理论形态,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根本方法是对中国文化的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将传统的文化形式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形式,创造出我们努力追求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民族化包括赋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以民族的文化形式,也包括挖掘、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赋予新文化以中国风格、作风和气派,体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和自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近代以来面对强势外来文化的冲击处于弱势地位,这使国人兼怀文化自信与自卑交杂的复杂文化心理。他们也曾虔诚地向西方文化寻求救国真理,却发现资本主义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侵略和殖民属性,难免产生文化屈辱感与拒斥感;也曾不加甄别、极端片面地反对传统文化,最终发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观,改变了人们对外来文化要么盲目崇拜、要么不屑一顾,对传统文化要么妄自尊大、要么妄自菲薄的态度,使人们树立了正确的文化观,掌握了将古今中外的先进文化民族化为现代新文化的思想方法,恢复了对中华文化的民族自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使之在新时代重绽强大的文化生长力和生命力。


  科学化指的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倡导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客观真理、理论与实践一致性原则,赋予中国文化所欠缺的科学内容和科学品格。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缺陷是科学性不足,这也是其在近代逐渐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迷信是科学的大敌,民主是科学的挚友。没有科学精神的首先确立,实现迷信的破除、民主的启蒙是不可能的;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离开现代科学文化成果的刺激性补益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内含着丰富的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内容。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6〕。在其观照下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民族性和科学性相融合的综合创新之路。


  大众化指的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确定文化为群众服务和如何为群众服务的基本方针,赋予中国文化深刻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中国灿烂的文化是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但文化成果长期以来被统治阶级所独占和利用,这是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旧中国的文化是为剥削者压迫者服务的,而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则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在如何为群众服务的问题上,新文化强调必须继承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从事文化创造的借鉴。这就不仅指明了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还将群众的社会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赋予了传统文化丰富的群众气息、生活气息、现代气息,使之更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使文化创作在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中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双向互动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相互作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与实在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态的单线并行关系,而是动态联系、交互渗透、彼此推进的关系。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不断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但任何两种思想文化的结合,都以契合性相通为前提条件,以差异性弥合为实现机制。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视野的开放性、思想旨趣的现实性、思想关怀的人本性、思想方法的辩证性等方面存在诸多契合性,但这只代表二者有结合的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必要性和现实性,则要依靠差异性的逐渐消除和共融性的逐步建立。马克思主义一经来到中国呈现的就是先进的、现代的理论形态,而中国文化的理论形态是传统的,兼有精华和糟粕两种思想内容,在文化大交融的过程中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挑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之间的接引机制,使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转化机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文化和民族特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就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产生;离开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每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都不可能顺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中,要始终关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尤其要重视挖掘传统文化的现时代适用性价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营造合宜的文化环境。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引。文化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之注入现代性,以此来补益中国文化的现代性不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能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尤其是思想方法论指导,使中国文化沿着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朝着文化现代化发展目标前进,不断结出新的文化建设成果。在党领导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凡是能正确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时期,文化现代化的步伐就加快;反之,文化现代化的步伐就会随之放慢甚至偏离正确发展轨道。离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目标不可能实现;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文化不可能逐步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旗帜下团结全党、教育人民、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至关重要。


  作者:张健彪等

  第4篇: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引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化,大众对物质以及精神的需求在不断增长,马克思主义的建设是以我国的基本国情而开始的探索,是对我国的改革意义的关键阐述。当前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做出了解释,通过更加细化和具体的理论与实践实质填充大众的理论结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价值张力表现。目前我国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妨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价值表现,为解决当前国家存在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阻碍的问题,还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出更适合当今发展需要的模式,顺应时代变化以及人们需求的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运转体制仍需不断的探究与发现[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用范围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中运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融合,才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应用的中国化模式论。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化的进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解決这些问题,我国应该加大对政治体系的研究,制定出符合国情与民情的政治体系,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经济范畴,应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应对持续变化的市场形势,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进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经济范畴内应该探讨的问题。最后是在精神文化范畴内,我国一直推崇多样化的精神建设,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发展带来了机会与挑战。所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运用,使大众建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进步的关键[2]。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理论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发展,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理论实质。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发现,该理论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毛泽东思想,二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是邓小平理论,这对我国社会的创新与改变有重要意义,社会的发展带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不断变化,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发展[3]。研究成果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为大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变现在有极强的凝聚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大众的凝聚力,对大众的精神文化建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完成实践结果从内到外的变化,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们的进步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积极带动大众加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当中,这是凝聚力的具体体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实践应用


  1、五位一体改革实践应用


  该实践应用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五个方向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此外,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质更加完善[4]。该实践应用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理论的研究更加细微,深化实践研究,是探索的结论更加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需要,对其理论实质的改革也可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可持续进步。


  2、多样化的新媒体传播途径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发展与研究,政府应该加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传扬。通过新媒体的传播作用加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结果的宣传,使大众充分了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此外还应该拓宽新媒体的传播途径,强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研究成果的传扬,并引导大众积极主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


  3、创建成熟的制度与机制


  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的探索与研究,国家应该建立成熟的制度以及机制,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模式的研究更加标准、有效以及可持续发展。制度与机制的创建应以当前我国的今本国情为出发点,以实践探索结果为依据,确立制度与体系的内容以及组织方式,此外重点内容的细分也极其重要,完整的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重要引导作用,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5]。


  结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要完整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作用,有效处理我国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以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指导。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研究与探索,合理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时间途径,推动社会的相关工作的建设与发展,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此外,还应注意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与生活实践,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定的规划,逐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个人认为,为使中国未来的有关工作的建设还应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础进行探究,更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作者:刘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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