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及理论探析论文（共5篇）
第1篇：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指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史和演变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的变迁史。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和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人，他无论是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还是对于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历史生成，都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社会加速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关键时期，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增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解与认识，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首要前提，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史和演变史。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位系统介绍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与介绍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在历史影响层面上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传播固然包括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与理解，但并非局限于此。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的介绍和研究，它本身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传播。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李大钊就以最大的热情关注和研究俄国革命。在1917年3月撰写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中，李大钊认为俄国革命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学说等“革命文学之鼓吹”。当然，李大钊对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的俄国革命的积极宣传和研究，主要集中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几篇文章之中，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1918年12月）、《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1月）以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1919年2月）等等。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法俄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俄国革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精神，而法国革命则只是坚持了爱国和自由的精神，即“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在《庶民的胜利》中，李大钊强调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而今后“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劳工主义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毫无疑问，李大钊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结论即“两个不可避免”——“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即“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在李大钊看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战后全世界“社会革命的潮流！”可以看出，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和宣传，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俄国的历史影响的宣传，当然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积极传播。
（二）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传播不只是停留于对其历史影响层面的介绍和研究之中，而是直接面向马克思主义的原文或本文，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当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直接将马克思主义文本原原本本地翻译过来，而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而展开的介绍和传播，这种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附带着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认识。这集中体现在1919年5月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书之中，在这部著作中，李大钊在学术研究层面上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其一，从介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文本来看，李大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哲学的贫困》（1847年）以及《资本论》（1867年）等著作，当然他重点介绍了《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其二，从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成果来看，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唯物史观”、“阶级竞争”、“余工余值说”等。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实质上是与个人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而“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其三，从李大钊评论与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来看，李大钊重点评论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李大钊看来，阶级竞争学不能与唯物史观具有同等的理论地位，它也不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要素，而只不过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则离不开独特的环境，即“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產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即“余工余值说”、“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家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由此可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与传播不只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翻译上，而是深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层面。
（三）在实际应用层面上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的关键在于实际应用，这是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李大钊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改造世界”，于我们当前做的事情有所裨益。即是说，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李大钊认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传播，不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传播而传播，而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及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当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中国的实际，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集中表现，由于后文将详加论及，在此不赘述。由此可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主要是在历史影响、学术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等三个层面展开的，其中第一个层面是最为直接的和最现实的层面，因为我们直接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由俄国十月革命来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第二个层面是较高的层面，不是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第三个层面则是对前两个层面的升华，因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历史影响的介绍与宣传，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与宣传，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都是为了实际应用，而这种实际应用的精神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李大钊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历史生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指的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史和演变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的变迁史。即是说，促进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只不过是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另一方面，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集中则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不懈探求之中。
（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可以说，“结合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在李大钊看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主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其一，李大钊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由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转换为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长点，才能真正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基于这个原因，李大钊强调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进而推进其中国化，就不能简单地转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而是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转换为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而这个努力的结果事实上成就了李大钊的大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李大钊强调，应该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其三，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为此，我们要解读、研究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由此可知，李大钊尽管在当时并没有提出当今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命题，但他已经领略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因为李大钊始终在思考有效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问题就是必须“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即马克思的——编者注）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5]而这个“实境”既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的具体实际，同时还包括了时代特征。
（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李大钊不仅事实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其一，坚定性原则。所谓坚定性原则指的就是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动摇，李大钊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较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一方面，李大钊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另一方面，针对外界发起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诘难，李大钊对之进行辩护，如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其二，灵活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并非要求我们固守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个别字句或某些段落，搞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李大钊看来，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在遵循坚定性原则的同时必须坚持灵活性原则，也就是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具体实际。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一种封闭的静止的理论，我们绝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看成“象面包似的现成的一件死东西，拿到手吃到口便算了事的。”其三，创新性原则。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李大钊强调要坚持创新性原则，根据中国的文化环境、时代环境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出新的理解和认识，甚至可以说，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质上就是创新了的、发展了的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
（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
李大钊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李大钊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即“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為此，李大钊撰写了大量的分析中国实际的文章如《学生问题》（1917年）、《不自由之悲剧》（1917年）、《劳动教育问题》（1919）、《唐山煤厂的工人运动——工人不如骡马》（1919年）、《灰色的中国》（1919年）等等。其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强调既要深入研究“问题”，也要积极宣传“主义”，要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而不是割离开来，因为这两者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因为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系。其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李大钊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应用，还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都不可能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程式，而“必须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这种方法实质上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由此可知，李大钊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事实上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历史生成。
三、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理论及现实价值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全面而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先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奠基者，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具有较为重大的理论价值：首先，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价值。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不只是停留于文本宣传的层面，而是实现了对其历史影响、学术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等多层面的全面而系统的传播，这种传播是深刻的、开创性的；同时，李大钊从理论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因而，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其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范式。李大钊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不是要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解，形成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而这种“马克思主义观”实质上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最后，有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在哪里？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首要问题，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逻辑起点，在这个意义上，深化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研究，实质上就是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当然，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萌芽时期的历史产物，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李大钊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名词，我们阐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从其实际意旨来讲的；另一方面，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过分倚重实践，而与这种实践相比，他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传承与解读，由此导致他在同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并未能够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替马克思主义辩护，致使这场“论争”并非严谨的学理論争，而更像是一场政治论争。
（二）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现实价值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首先，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具有较强的实践诉求。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应用于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从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离开了中国的“实境”谈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了。其次，李大钊亲自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譬如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等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再次，李大钊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实践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也就是组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实现工农联盟，而此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就是在有效促进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最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增强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解与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就必须像李大钊所提出的那样，即坚持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出发，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境”的有机结合。而依据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而形成的崇高社会理想，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作者：王浩斌
第2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的内在机制探析
所谓机制，是指一个系统中的组织构造，运行原理以及相同条件下将出现相同结果的现象。它包涵有关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部分变化的相互联系和规律；它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组织部件结合的方式；其二，内在的本质联系，必然规律。机制原来是物理学术语，后来其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到生物学、医学、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认真考察每一个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对其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机制作为潜藏于各种社会表象之后的运行原理和内在逻辑，本身是抽象的，但它的具体表现却是实在的。所以，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机制。本文对这一机制的运行和理论成果形成进行了探析，以求教于广大专家学者。
一、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机制的启动系统
启动系统是一个系统或有机体工作运转的启动装置，它是整体组成运行或发挥作用的第一步。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机制中发挥着启动的作用。每一次理论成果的形成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
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解放思想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首先，对“城市中心论”的突破，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次，对党内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反对，开启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此，毛泽东指出：“列宁告诉人们不要硬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话，就是它的基本原理，也要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再次，对“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的否定，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关于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都是解放思想的号角，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先河。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开启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1997年前后，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姓“公”姓“私”的问题的讨论，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造的先声。可以说每一个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先前都有一个解放思想的准备，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机制的操作者——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始终做到了主动去解放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取得了先决条件。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邓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不能用本本框框去实践，而只能用实践去发展本本。”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机制的动力系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自觉主动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承担了拯救中国，实现国家独立的革命任务。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中国的国情等问题。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时的国情，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日渐成熟，在革命中锻炼了自己，成功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断完善，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又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的实践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探索中不断发展。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口号。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这种结合一直没有处理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成功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凸显出许多问题，在加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考验。“怎样建设党，如何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回答此问题而形成的。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凸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于是科学发展观便应运而生。
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借鉴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机制的加工系统
（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科学性的加工工序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实事求是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正因为认识了反革命力量在城市集中，在农村薄弱的“实事”，我们才“求”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是”；正因为认识到了中国内无民主，外无独立，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实事”，我们才“求”到了武装革命“是”；正因为认识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的“实事”，我们才“求”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事”出发，积极探索，“求”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市场和计划只是手段而非制度的“事实”，“求”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又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可持续发展的“实事”，“求”到了科学发展观的“是”。
（二）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时代性的加工工序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它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形势任务的变化而发展的理论。因此，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此恩格斯曾强调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理论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就是与时俱进的过程。党在思想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立足于时代的特征，依据中国国情，善于开拓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结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都是我们党立足时代发展的前沿，不断开拓创新，提出的符合时代发展的理论。我们党更应该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最新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机制中必不可少的工序，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时代性的重要保证。
（三）借鉴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民族性的加工工序
借鉴创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为借鉴阶段，其二为创新阶段。借鉴就是要善于借鉴国内外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创新就是在借鉴一切有益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消化吸收，创造出符合自身发展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指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从毛泽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借鉴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出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不难看出，借鉴创新的最终归宿是实现民族性，不过这种民族性是建立在对国内外一切积极成果吸收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借鉴创新是实现民族性的重要途径。
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和平改造的设想，以此为借鉴，并结合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加以创新，形成了和平赎买的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创新的典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的管理方法。”江泽民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成果。”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都论述了要吸收人类所创造了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的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样十分重视借鉴创新。在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论。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借鉴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阶段都有突出的表现，而且经过借鉴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印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四、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机制的检验系统
如同机器生产的产品，要检验是否合格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同样需要检验是否正确；而检验的标准就是实践，实践只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质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实践是主观和客观相对接的物质活动，它体现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现实的物质关系。因此，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論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同样需要实践来加以检验。通过实践来确认这些理论的真理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同时又必须经过实践来检验正确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
五、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共同品牌
在经过检验系统的检验，确定合格之后，最后一步就是给产品贴上商标，以显示其身份和出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同样具有共同的品牌，这便是中国特色。因为它们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并且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共同名称的概括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是对理论正确性的肯定。通过实践检验正确的理论成果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自然还有错误的理论，不能归入中国化的理论范畴。例如，人民公社化、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这些虽然也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理论，但它们经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理论，不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同样不能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同特征的概括，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总结。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形成的理论成果，其共同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就像产品的商标一样，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品牌。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些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同时它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上的总结；并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开拓，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也将不断丰富，将会有更多的理论成果产生，这些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将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广阔。
作者：刘志伟
第3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理论自信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主要就是将其理念运用与中国现实特点进行融合，同时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创造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认知应当是针对其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即实践模式与理论模式，而且两者之间存在彼此作用、彼此支撑以及彼此促进的特殊关联性。唯有完全洞察这种特殊的关联性，“理论自信”方能获得相应的构建基础。而就此，笔者将通过本文，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理论自信方面，将进行具体的研究与分析。
一、理论自信基于中国化的最初成功
“落后就要挨打”的理念贯彻和影响了一代人，特别在清末，国内诸多有志之士就已经开始探索救国强国的方案，但是一直苦于缺乏科学的理念作为导向，这也让革命发展进入到误区中。而著名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就曾提出，社会状况的改变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改变一个社会公共思想与认知的过程，也需要他们统一进行改革。而这些往往需要将一个科学的理念作为主要依据，而十月革命也推动了马列主义的思想诞生，而其在中国得到认同与运用后，国人的思想也实现了相应的进步与发展[1]。
不过，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将马克思思想作为主要的思想领导，同时对其在救国方面的作用深信不疑，但是在初步得到成功后，一些共产党领导者往往是直接搬用俄国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进而导致思想出现“左”倾或右倾，进而产生错误的认知。特别是在大革命之后，更多领导者也深刻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理念需要结合中国的现状进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出现的理论自信表现。而自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曾将发言权与调查权进行密切联系，这也是暗示马克思主义理念应当要满足国内的现状。而到了1938年，他有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了实际的与抽象的。而对于前者就是表现为民族特征，简单而言，就是思想必须要满足当前环境的特点，同时运用与革命抗争中，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个抽象的理念。若完全忽视国内现状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那么就是思想抽象的表现，因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思想无论在改革、提出及发展都需要满足国内现状，甚至可以说按照国内现状去采用它[2]。
二、理論自信基于思想的进步
就理论自信而言，其关键性的价值在于构建实际存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基于多位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认知与思想，共产党的理论自信主要是基于中国化的理念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地步，而且在发展历程中这一自信也被不断的强化。特别是在建国之后，由于我国选择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主席也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理念虽然可以参考马克思主义，但是需要更加新生的需求以及社会现状构建科学的理念，而这一思想也在他的后期相关的文章中有所体现。也是因为存在这类科学的思想引导，我国经济发展才能保持长期的高速化与科学化，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中，中国共产党努力强化认知，同步增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也为改革开放的发展带来了参考依据。
三、理论自信基于社会主义的成果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由一个经济实力不足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而且无论是在人们基本生活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的提升往往是巨大的。而这种提升也是飞跃性的。即如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截止至2011年，国内GDP总值已经从二十年前的4062亿元提升至471564亿元，涨幅高达115倍，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而在政治方面，整体社会体系已经进入到逐步整合的阶段，而且改革的持续进行带动了相应法律系统的构成，也让法制社会的构建工作获得了显著的成果；而在人文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已经逐步普及到公众心中，而且国内的文化建设也进入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过程；此外，公众生活质量提升也是有目共睹，即从建国初的十几、二十几美元到目前的人均已经高达3000美元。而以上事实依据说明，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初见成效，也间接表明其本身属于科学的、正确的思想。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先进的思想，而其主要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理论的教育作用，更是国家发展方向以及途径的参考依据。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用，并不仅仅需要领悟思想的精髓，还需要结合当前国家的背景以及情况，进而整合出符合国家现实特征以及发展战略的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前国情进行结合，也是对思想的一种改革，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在我国已经普及多年，但是其影响力依然会持续下去，也是我国对未来发展方向选择的重要参考，要保证该思想能够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国共产党则应当保证对该思想的理论自信。
作者：谷婵娟
第4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溯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渊远流长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换言之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首先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源于对道德的忧患，忧患天道，忧患人道，忧患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正是忧患意识才有了诸子百家，而这其中，尤其以儒家为代表。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有多种学说粉墨登场，最后秦始皇用的法家之术一统天下，但法家之术严刑峻法、刻薄寡恩，导致秦朝二世而亡，这给历史以非常大的教训。后来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了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也成了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文化在先秦诸子时代瓜熟蒂落，到汉代基本定型。但是，东汉后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混乱，持续了三四百年的分裂战争。此时，佛教传人中国，并且它以和平不争，顺从王权，安抚百姓，最后形成了隋唐盛世。佛教最早在东西汉之交就传到了中国，在魏晋时代，借助于谈玄论道的魏晋玄学，它的思想性、哲学性，都超过诸子百家，并且凝聚起各民族的信仰。佛教的理论后来被儒家吸收，才形成了宋明理学，才有了宋元明清一千年的中国历史。
二、中国近现代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又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邪教乱出，列强横行，神州陆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危险。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接着是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沉重的打击。一些汉族开明儒生，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他们意识一是要学习洋人的工业和武器，“坚船利炮”，二是要维护封建制度，实行自强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惨败，举国震动。后意识到是体制有问题，此时一些国外的思想进入中国，有的人主张要变法，有的人主张要革命，有人提倡君主立宪，有人提倡民主共和。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但此时国内混乱，军阀林立，列强横行，帝制复辟，天下大乱，这表明政治制度也不是根本。后来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打倒孔家店，高呼民主和科学。
按照西方的逻辑，启蒙运动之后应该是自由主义登场，但中国的情况和西方有一点不同，西方的启蒙运动面对的是封建专制，他们要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而中国已经由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们的头号敌人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帝国主义，所以必须由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来领导中国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紧接着，中国共产党成立，而中共一大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一大到六大，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指导思想、领导都是必须经过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认可，后来共产国际的“左倾”给中国革命以错误的指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在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
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首先，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城市是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是主要力量，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只能是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党的领导，武装割据，夺取革命政权，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其次，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仍有非常大的区别，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不同外，最大的不同是文化的不同，毛泽东思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自成体系。从文化人类学上讲，俄罗斯这个民族受蒙古帝国文化影响非常大，苏联的版图和蒙古帝国的版图高度重合，苏联虽然在文化上接受欧洲的东正教，但政治基因上其实是继承了蒙古当年的金帐汗国，对领土有天然的狂热。后来中国和苏联彻底决裂都和历史文化有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再发展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上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掌握国家命脉。资本主义在思想上主要是自由主义，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可是和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相比，我们又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我们把市场经济写入党章宪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虽说是公有制，但又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特别是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指出私人财产、国家财产都受到国家平等的保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也引进西方的思想。在社会理论上，马克思、列宁都是持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我们却是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甚至不再提阶级斗争，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我们的贫富分化也比较大，共同富裕变成了人均GDP的概念。这些都让人们对理论产生极大的焦虑感，甚至有人认为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毫无意义，只有富国强兵的实用主义才是真理。而以西方民主理论衡量中国，同样得出我们不搞西方宪政民主，就要崩溃的结论。同时，在国际上，发达资本主义不容纳我们，美国更是不停的遏制我们，而一些落后国家又认为我们是新殖民主义。此外当前的腐败问题等，也让很多人忧心忡忡。
但是从我们取得的成就上看，无疑是对这些疑虑的最好回答。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世界前二，军力世界前三，社会安定，人民乐业。这就让人非常费解：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发展的问题，现实却给出了如此有力的解释。这恰恰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带来的成果。
客观地看，首先从从经济学上讲，自由主义成本太高，民主自由的前提是经济富足，因为富强文明所以有民主、自由的本钱，而不是因为搞了民主、自由的形式就自然富裕发达了。从文化上讲，自由主义到目前为止，只是在基督新教的区域，也就是西欧、美国等国家成功过，其他国家一概失败，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学说，只有基督新教有自由、理性、民主的文化基因，其他宗教和文化都没有。从政治学上讲，自由主义的-前身是城邦奴隶制，也就是一种少数统治多数的政治模式，少数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多数人受苦的前提上，它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却是建立新的奴隶制，所以有人说，这个世界有10亿发达国家居民，60亿发展中国家居民，如果明天60亿发展中国家居民从地球上消失，你不会得到一个10亿人口的乌托邦，你会得到1亿富人和9亿奴隶。
正因如此，十八大指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并且在总结我们取得的成就时，这样说：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就是三样东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用主义的流行、多元思想的冲击，中国社会正面临文化危机，民族精神正面临被掏空的危险，文化内涵的空洞化，让迅速积累的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越高越重，越容易崩塌。如果不能以教养提升素质，以道德涵养财富，以文化延续国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仍然是低层次的，是没有吸引力的，是要靠维稳、运动来维持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力量
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和抱负。中国是一个文明，中国的命运，并不是一个在西方文明后面亦步亦趋的模仿者，不是成为另一个美国，而是有更大的抱负，这个抱负，就在五千年的文明当中，在古老的圣贤智慧之中，就在“内圣外王”四个字当中，就是要让世界有道，要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礼记·中庸》），要让世界和平，万民得安，要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天下的王者，这是我们的王道理想，是永远都不可抹去的文化基因。这个王道理想绝不同于西方的一神教理论（价值观不同就是敌人）、不同于罪恶的资本主义、不同于蛊惑天下的自由主义、不同于为害世界的战争机器。
總之，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华民族将失去生存的能力，而没有传统文化的注入，马克思主义有空心化蜕变为实用主义的危险。这就是马克思与中国相遇的真正原因，就是现时代的内圣外王。这个理想，在今天的最高表达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陈静
第5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源于对世界文明的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重构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创立了时代的先锋，拓展了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以哲学的方法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在中国进行阶级革命、社会化生产、对外扩大开放、对内深化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段，马克思主义都能够与中国的逻辑相互调和、适应。理论与实践内在的统一性得以发挥，据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其历史的视角、发展的思维、变革的理论都充分增添了中国化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着严谨的理论逻辑
内在逻辑与历史现实能否真正实现统一，事关马克思主义能否切实实现对中国的指导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方法论大致可以归纳为：第一，以实际为切入点，将实际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与出发点，坚持唯物主义思想；第二，针对中国社会的具体时代、具体群体、具体环境展开分析，运用哲学的观念对具体状况予以解剖；第三，关注逻辑与现实的调和，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观点，为中国历史进程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借鉴历史中成功的成果，摒弃历史的错误认知，形成动态的、变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为体系化的重大创新实践，其构筑势必要凭借严谨的理论逻辑与社会主义的固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符合工人阶级开展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遵循了传统的哲学科学论，相应的方法论也兼具唯物的思想與辩证的理论，充分利用唯物史观来开拓中国社会，借助唯物的辩证观念来选择富有实践意义的变革方式。
马克思主义强调立足中国国情，实现逻辑与现实世界观的调和
现实情况作为中国化的特有问题，关注现实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关解决方案，是化抽象理论为具象指导的重要步骤。以开放的眼光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以现实的思维，立足于当前的中国实际，而不仅仅是固守原有的抽象原则，教条的循规蹈矩。将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增添入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有元素，利用其中的内在逻辑形成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方式，实现逻辑与现实世界观的调和。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与自然能够相互依存，两者间最普遍存在的形态就是社会生产活动。生产活动的资料从自然中取得，在物质资料的基础上，人类可以开展相对应的社会生产，并由此产生与之相对应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中国社会多元化的精神文明需求，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物质生产，更增添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作为社会的个体与生产实行的创造者，理应受到尊重。对于中国社会，该理论的中国化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人民在历史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其内在逻辑的开放性展现为，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的建设作用需要引发社会的关注，中国的国情需要秉承着与时俱进的思想，打破封闭的体系思维，开辟广阔的空间，为群众创造广阔的发展机遇。马克思主义强调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增强对群众的关注度，深入群众生活，采取全方位的举措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
就中国当前发展现状而言，深化社会改革已成为社会主流，改革的中心是解决全社会公共生活的困境，这就需要在改革发展的各环节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念，致力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还要关注弱势群体，以外地务工群体为例，该群体在当今社会的处境比较艰难，生活幸福指数偏低，相关群体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领域面临的问题较多，这也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根据生活哲学的有关理论，针对类似弱势群体能够提出很好的指导建议。比如，可以根据不同类型弱势群体的现实需要，综合运用结合人道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相关理论，引起全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激发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责任感，鼓励大家奉献爱心，关爱弱势群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现实入手，使其理论逻辑内涵具体化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其中国化的内涵需要从现实入手，使其理论逻辑内涵具体化。要坚持开放性思想，以中国现实为出发点，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尊重实践与现实的真实情况，赋予现实以批判的、科学的、实践的内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摸索符合中国特质的理论，并用相关理论实现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不断检验理论对于现存实践问题的效用，进而为社会发展提供创造性的建议。
具体化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认知。实践作为客观规律产生的源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实践的概念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突出表现为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即遵循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原点，构建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等多方位的和谐发展观念。在实践中开辟能够保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道路，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添砖加瓦。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对于历史理论的批判性思考，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中，用辩证的眼光，批判的哲学思想，形成对于传统理论的理性认知。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有助于为新时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辟道路，进而深化马克思主义，为其未来的持久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批判性的逻辑，具体可以阐述为，依据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展开辩证的否定，这就需要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扬弃”，即去粗取精地继承与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逻辑，其目的是希望能够实现对于固有理论的创新，创新的思维在批判逻辑中表现为对辩证思维的准确把握。
辩证的逻辑是选取相互关联的多个共同体，从揭示中国社会的各类矛盾出发，遵循严密的思维轨迹来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此类行为在本源上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创新”的特质，能够在继承传统哲学理论成果的同时，逐步拓展理论对于实际的指导效益，促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大多数群体服务，进而实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批判的逻辑不盲目轻信各类传统的理论，利用运动变化的观点来审视相关的理论，从与时俱进的角度来改善机械性的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推陈出新的中国化思维，循着创新的思维，做到古为今用。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具有科学的逻辑结构，具体而言，需要在充分分析复杂的中国社会现象的基础上，将感性内容深化为理性材料，形成概念性的中国化理论范畴。并且构建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框架，坚持马克思的立场方法，依据时代要求，实现相关理论的创新与深化，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同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作者：闫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