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自我行动者网络探讨一一以薄荷健康App为例

新闻媒体论文哪里有？本文从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两个角度，分析量化自我网络的运作如何促进现有社会秩序的改变。量化自我首先改变了身体与技术的关系。随着量化自我中身体和技术日益紧密融合在一起，技术对人类产生凝视、监控、引导的作用，甚至对人造成了负面影响、影响了主观感知的迷失，人相对于技术的绝对主体性受到了一定动摇；量化自我同样改变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第一章 绪论

1.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2.1 量化自我

（1）量化自我的发展过程及研究路径

《连线》杂志主编加里·沃尔夫（Gary Wolf）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于2007年首次提出“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概念，用以指代人们通过追踪设备和工具对个人健康信息进行收集、管理和反馈，从而更好地理解自身健康状况并与周围世界互动的行为（Almalki et al.，2016）。根据量化自我学者Lupton（2014a）的观点，量化自我一般等同于自我追踪（self-tracking）、生活记录（life-logging）、个人分析（personal analytics）和个人信息学（personal informatics）等概念，都可以指“定期收集、记录、分析关于自己的数据，得出与日常习惯、行为和感觉有关的统计数据和其它数据（如图像）的行为”。本文遵循这种观点，将自我追踪、生活记录等概念等同于量化自我，进行文献整理和分析。

量化自我的发展不只是一种医疗健康观念的传播，也是媒介技术发展之下的新文化现象。在学术话语中，量化自我的发展常常被作为一种自恋式的自我卷入、一种全景式自我监视的表现，以及电子健康的潜在曙光，引发了相关讨论（Till，2014）。

第三章 量化自我的转译

3.1 自我优化：使用动机的转译

3.1.1 新自由主义视角

自创始起，量化自我总是与一种更便捷、精准、有效的自我管理方式捆绑在一起，这一点可以在量化自我者的目标、相关产品的宣传语言中得到体现。运动应用Keep宣传语是“自律给我自由”，薄荷健康App的每日推送壁纸上写着各类激励人心的名言和词句，苹果手表Apple Watch的广告中直接写道“健康的未来，现在戴上”。量化自我话语总是将健康管理与更好的未来和自我联系在一起，以激励用户的使用行为。

这种新自由主义式话语符合当前的社会需要，因此对自我的主动优化和管理一直是社会和集体鼓励的方向。新自由主义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将其主体视为情感存在的治理形式，鼓励个人将自己的情绪和他人的情绪理解为“情感资本”。在这种政治理念下，随着国家对社会和卫生方案的支持力度下降，量化自我被视为是公民对自我意识形态的转变，个人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依赖政府和机构来进行健康管理（Isin，2004）。健康的饮食规划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人的自制力、自我管理能力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健康、高效的个体成为了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第四章 量化自我网络对社会秩序的重构

4.1 身体与技术：人类主体性的动摇

在传统观念中，人的主体性是唯一的，人利用技术、媒介，成为自我的延伸和扩展。但是有学者提出，当前技术可以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和人类的传播活动编织在一起，从而控制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认为“人成为了媒介的延伸”（姜红、鲁曼，2017）。通过访谈发现，在量化自我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非人类行动者对人类行动者有着凝视、监控、引导的作用，过度依赖设备和数据甚至造成了人主观感知的迷失，在一定程度上，人相对于技术的绝对主体性受到了动摇。

4.1.1 技术的凝视、监控与驯化

根据福柯的“自我技术”观点，肉体是可以被塑造、驯服的。对大部分使用健康类App的量化自我者来说，最重要的使用动机是内动力和自控力不足以支持个体进行完整和长期的自我管理，因此需要一个外部第三方工具对自我提供客观的监督视角，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动的自我驯服。

在健康类App中，技术对人的监视和控制随处可见。可穿戴设备促进了青年跑者的自我赋权的同时，实际上取代了他人的凝视，成为个体主动接受的凝视装置（王健，2019）。在薄荷健康中，系统会根据数值对用户的饮食情况打分，每日摄入和消耗的卡路里数值如果超标，会在日历中标记为红色，如果摄入过少，显示为黄色，只有摄入量恰当时才会显示绿色；由于薄荷健康近年来更注重营养算法，用户记录的食物会根据营养组成算法被拆解成相应数值，经过系统的加权，形成一个系统生成的评价，分为较差、一般、良好、优秀，并配以相应的情绪表情呈现给用户；薄荷的体脂秤也会根据使用者的体脂率、骨骼重量、新陈代谢指数、体水分、肌肉量、体年龄等生成一个“健康指数”，通过算法将用户的身体健康程度浓缩成一个简单、直观的数字，以激励用户进一步根据规则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驯化。

4.2 个体与社会：边界的模糊和转化

4.2.1 医疗关系：健康责任的下沉

在传统的医疗关系中，只有医生掌握专业的设备和器材，拥有健康数据获取、分发和解释的能力和权力，患者只能被动接受分发的身体数据和诊断结果。但是，技术赋予了使用者自我关注的能力和知识，有效补充和扩展了传统的医疗保健服务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设备检测自己的心率、睡眠、血糖、胆固醇、生理期等生命体征，促进自我疾病管理（Lupton，2006；Ajana，2017），指向了一个以数据为中心、主动参与式的“个性化医疗”（personalized healthcare，PHC）时代。Lupton（2012a）认为，随着人体表征的改变以及医学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人体的内部器官和工作已经从医学院学生和外科医生的专属领域转变为对所有人开放的领域，病人将自己置于医生的照顾之下并寻求专家意见的概念，已经转变为病人产生健康知识和获得专家知识以便自己进行管理。

大多数研究对医疗关系的转变保持积极态度。由于当代公共卫生面临各类挑战，包括成本增加、结果恶化、“肥胖”流行病以及医生资源短缺，因此个性化的预防医学/服务对于解决公共卫生挑战的因果关系至关重要（Swan，2017）。

第五章 结论

5.1 研究总结

在技术日益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当下，智媒时代下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议题。作为身体与技术的切实交汇点，App和可穿戴设备通过数据重新解构了人对于身体和自我的理解，对人的意识和行为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探究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考察了量化自我中技术、人与社会相互渗透的复杂情景，讨论亲密技术和身体数据化对个体、社会的塑造和影响。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量化自我这一复杂网络中的各类行动者，确认了用户这一核心行动者，重点探讨了用户和社区、可穿戴设备和App、数据三类行动者，初步构建出量化自我异质性网络，打开量化自我这一复杂的“黑盒”。

研究同样发现，量化自我网络还涵盖了复杂的各类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例如作为人类行动者的设备及软件公司、广告商、政府管理部门、KOL博主等，以及政策法规、算法、社会观念、健康商品等非人类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往往隐藏在用户这一核心行动者的观念和行为背后，但推动了整个量化自我网络的运作。例如，可穿戴设备和软件公司为了获取更大利益，将量化自我与更好的自我进行捆绑，并请KOL博主宣扬这种观念，推动了锻炼的商品化，同时其掌握的海量私人数据也造成了隐私安全等问题；健康领域KOL一方面生产并传播了健康知识，另一方面也被纳入了电子商务系统之中，成为社会观念的传播者；政府管理部门通过相关的政策及宣传，积极推动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以减轻医疗系统压力、提高公民健康水平，此外也起到了监督管理者的角色，对公司、数据以及个体进行管理，维护量化自我网络的秩序。通过量化自我异质性网络的图像可以发现，各类行动者互相交织、互相影响，构建出复杂的运作机理。

参考文献（略）

(本文摘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