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之下，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流动人口数达到26139万，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增加11700万，增长81.03%。这些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城市流动人口一般以来自农村的青年人居多，他们大多处于育龄和生育高峰期，但由于户籍政策造成的户籍与居住地分离的状况，居住地的流动人口生育管理与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有关城市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意图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认识。

　　一、概念厘清

　　根据我国户籍管理的特点，可以将迁移人口分为两类：（1)在现住地居住一年以上，户口不在本县市的称为非户籍迁移人口，或称为常住流入人口；（2)人口迁移的同时户籍也随之变更的，称为户籍迁移人口，简称迁移人口。

　　我国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大多都来自于农村地区，他们的生育意愿深受农村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影响。穆光宗和陈俊杰总结了农民生育需求的几个层次：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求、社会性需求、生存性需求。以上五个层次的生育需求构成了农民生育行为的内在动因，使农民在生育态度与生育偏好这两个紧密相连的层面上表现出这样的特征：（1)在生育态度上，-定要“生”；(2)在性别上偏好男孩；（3)时间上尽可能早结婚和早生育；（4)生育数量上，如没有男孩会倾向于多胎生育。②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大多基于以上理论框架，即生育意愿包括生育动机、生育数量、生育时间和生育性别偏好，生育动机的要素由生育需求的几层次构成。

　　生育意愿以及生育行为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观念行为体系，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目前的城乡生育意愿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植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多子多孙多福”的观念；另一类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关的“注重自我发展”的生育观念。相对于传统的生育意愿，现代的生育意愿的特点则是少生、无性别偏好以及重视子女质量。

　　农村人口自农村迁移到城市，这一流动过程会对其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西方人口学家针对人口流动迁移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提出了若干解释性理论，如选择理论、社会化(同化、适应）理论、干扰（中断）理论和分离理论等。这些理论都认为人口的流动迁移对降低生育率是有积极影响的，表现为进入城市的流动迁移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来源地农村的生育率，但要高于目的地城市的生育率。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生育数量的减少和生育时间的推迟，也即生育意愿改变了。

　　二、当前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

　　1.生育数量

　　研究认为有过流动经历的农村人口其偏好生育数量更低，流动人口的生育数量和偏好较农村人口更低。尤丹珍和郑真真对安徽等省农村妇女的研究表明，在相同的年龄、相同的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家庭经济水平等条件下，外出会减少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伍海霞等对深圳流动人口的研究也表明，农村流动人口普遍期望生育1孩或2孩，不要小孩和生育多孩者较少，流动后其生育数量偏好已与城镇市民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性别来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也存在一定差异。谢永飞和刘衍军对广州市流动人口的研究显示，男性意愿子女数多于女性。伍海霞等也发现流动男性意愿生育子女数略高于女性。从婚姻状况看，未婚流动人口理想子女数显著低于曾婚人口。分析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女性是生育的直接承担者，女性从怀孕到孩子出生，面临着较大风险，而且女性在养育子女上花费的时间远多于男性。女性在工作中承受的压力越大，就越不愿意在子女身上花费太多时间。此外，妇女地位的提高，也使传统以“生儿育女”为使命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她们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安排、选择生育行为。也有不同的研究结果，如1998年杨瑛等对上海闵行区外来流动育龄妇女的研究显示，她们仍偏向生育较多的子女。

　　2.生育性别偏好

　　多数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男孩偏好依然存在。谢永飞和刘衍军对广州市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中存在偏好男孩现象，且意愿子女数与意愿性别偏好程度是相关的。如意愿子女数为1个的流动人口，偏好男孩的程度最为严重，其次为意愿子女数为3个及以上者，意愿子女数为2个的意愿性别则接近正常的意愿性别比。多数流动人口的性别偏好是儿女双全，无性别偏好的人口比例较低。

　　伍海霞等对深圳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部分流动人口男孩偏好观念有所弱化，但总体上仍强于城镇户籍人口。①尤丹珍和郑真真对安徽、四川等地农村妇女的研究得出，在对子女的性别偏好上，外出妇女和从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差别。杨瑛等对上海某区的流动妇女的研究认为，流动女性对男孩的偏爱依然较明显。刘爱玉对北京、上海等市的流动人口的研究也表明，两性在性别偏好上无显著性差异，且均有男性偏好倾向。

　　综上可得，流动人口或是农村人口当中有过流动经历的人们，其生育性别偏好依然继存，且无论男女，偏好表现均较为明显。

　　1.生育目的或生育动机

　　流动人口的生育目的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沈毅对吴江市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表明，被调查者迁移前和迁移后的生育目的有所变化，迁移前“养老送终”排第一，“传宗接代”排第二“夫妻感情上的需要”排在第三，而迁移后“夫妻感情的需要”从第三跃升为第一，“传宗接代”从第一下降到了第三，选择“养老送终”的人比例仍然较高。夫妻感情重要性的上升和传宗接代重要性的下降，说明核心小家庭的地位上升，夫妻决策逐渐取代了旧时的家长权威式决策。庄渝霞通过对福建省厦门市三代流动农民工的对比研究表明，旧生代农民工选择“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作为生育动机的次数最多，过渡代农民工更多集中于选择“传宗接代”“增加家庭乐趣”和“养儿防老”，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选择“增加家庭乐趣’、“增加夫妻感情’、“人生无憾和圆满”。随着年龄降低，流动农民工的生育动机显示出更重视情感因素而忽视传统的传宗接代和养老功能的倾向。

　　但刘爱玉对北京、上海等市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研究发现“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依然重要，并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莫丽霞利用2002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的“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研究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生育目的以“传宗接代”传统观念和“养儿防老”现实需求为主。但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的人群中，最主要的生育目的有一定的差异。各项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合理的解释应是农民作为整体其生育目的依然较为传统，而外出农民因受到城市社会文化的影响其生育动机更趋现代化了。

　　2.生育时间

　　生育时间在研究中表现为流动人口的意愿初婚时间以及意愿生育时间。谢永飞和刘衍军对广州市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在流动人口的意愿婚育间隔方面，超过一半的人希望结婚和生育之间要有段时间间隔；在流动人口的意愿生育间隔方面，男性的一、二胎之间意愿生育间隔较女性更短。分性别看，男性的意愿初育时间较女性更早。

　　杨瑛等对上海闵行区的外来人口调查表明，外来已婚育龄妇女初婚年龄较小，早婚早育的现象仍较普遍。⑩但靳小怡等对浦东区外来人口的调查表明，已婚妇女的理想婚龄较实际更高，而且已婚妇女的理想平均婚龄明显高于实际平均婚龄，说明流动妇女的婚姻观念有融合于城市市民的趋势，尽管这种观念的改变不能再对其婚姻行为产生影响，但也许可以影响到周围和家乡的未婚妇女，从而推动农村农民婚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

　　周祖根利用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各类迁移流动妇女与流出地妇女的比较表明，大城市流动妇女的生育水平（即生育率）确实低于原流出地妇女的生育水平。伍海霞等对深圳市外来人口在流动前后生育行为的研究表明，流动后人口初育年龄推迟，初育间隔缩短，更倾向于初婚后短期内即生育小孩，一胎与二胎生育间隔延长。郑真真对回迁农村的妇女的研究表明，外出打工影响农村妇女初婚年龄，通常是使其推后。

　　总之，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引起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体现出这样几个转向：生育数量下降、生育时间推迟、生育目的趋向现代化，但生育性别偏好仍为明显。与城镇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生育数量偏好与城镇市民已不存在明显的差距，但在性别偏好上仍有显著差异。

　　三、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尤丹珍和郑真真认为，根据“选择模式说”，妇女的生育意愿受到原住地的生育文化、原住地生育政策、个人特征（即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等）的影响。⑤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体现在个人、社会两个层次上。

　　1.个人层面

　　(1)教育水平。庄渝霞认为受教育程度始终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和生育动机。伍海霞等认为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流动人口理想子女数下降，但不同教育程度群体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如小学文化程度群体中有性别偏好者的比例最低，初中以上的群体中具有性别偏好者相对较多。刘爱玉认为，文化程度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体现为传统生育观的弱化。文化程度较高者，外出流动后期望子女数变少者显著。而且文化程度越高，其流动后的期望子女数越少。

　　(2)年龄。伍海霞等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人口理想子女数呈上升趋势，年龄对个体理想子女数具有显著影响。谢永飞和刘衍军认为，第一次外出年龄较小和未生小孩的人口，由于可塑性强，有很多机会接受城市文明，其生育意愿更易受到外出的影响；而第一次外出年龄较大和已生小孩的人口，更多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而狭小的圈子里，交往的对象也比较固定，相对影响较小。

　　(3)流动时间。伍海霞等认为流动时间对调查对象生育水平的影响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态势。同时，不同流动时间群体的理想子女数具有显著差异，表明流动时间对流动人口期望子女数具有显著影响。流动时间在4年以上的人群中有性别偏好的比例相对较高。?

　　(4)经济状况。刘爱玉认为，经济因素对于期望子女数与生育动机的变迁无显著影响。?但傅崇辉和向炜研究认为，经济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复杂，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短期效果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

　　(5)社会交往。靳小怡等认为，社会交往对流动妇女的理想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与社会交往以弱关系为主的妇女相比，社会交往以强关系为主的妇女，理想婚龄明显要大。谢永飞和刘衍军对流动人口中“认同迁移改变了自己的生育观念”与“不认同迁移改变了自己生育观念”两个群体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商业、服务业人员与农民相比，外出对他们的生育意愿有影响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因为前者接触和交往的群体大于后者，面对的城市社会生活也更为丰富。但尤丹珍和郑真真分析指出，外出妇女具有的选择性特征同时又是有利于降低生育率的一些因素，加之这些特征在外出前后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不变性（如妇女在外出前和外出后的受教育程度基本不变），因而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可能在外出前就有别于未外出妇女。

　　2.社会层面

　　(1)人口政策。从宏观上看，人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生育意愿的变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3年，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基本要求为：“晚、稀、少”，后来又实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中国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国策，并在宪法里明确规定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风笑天和张青松认为生育意愿的转变往往经历服从、同化和内化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迫地接受具有惩罚性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第二个阶段是自愿地履行政策的生育要求，第三个阶段是个体的生育意愿同政策要求趋向一致。所以政策制度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是长期而深刻的。谢永飞和刘衍军认为我国的人口政策自提出以来，主要以控制生育数量和生育时间为主。而对于从根源上改变意愿性别偏好，则不够重视，这也是导致意愿子女数、意愿生育时间的变迁较之意愿性别偏好的变迁更不明显的原因之一。

　　(2)社会保障的困境。目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事业正处于蓬勃的发展中，但我们的社会保障政策往往是基于户籍制度，即许多省市其政策性优惠与福利只提供给拥有当地户籍的城市人口，流动人口享受不到这些政策性优惠和福利待遇，政府基本不承担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责任。因各地政策的差异较大，全国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联网的使流动人口既能履行义务也能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的缺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3)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吴帆发现，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谢永飞和刘衍军也认为，与农村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来自家庭亲友的压力也会使流动人口的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变迁相对缓慢。

　　综上研究，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农村居民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体现在意愿生育数量的下降、生育时间的推后和生育动机的现代化转变，但是生育意愿中最根本的生育性别偏好的变化却很小。有的学者认为生育观念已发生转变，即现代化转变。如郑真真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女性经流动后已发生质的改变，即生育意愿中的生育性别、数量和时间都已与城市人相近。但这项研究只针对农村妇女，而生育决策的基本单位远不至夫妻二人，且关联着对于夫妇生命任务与价值的伦理化评判，深受以家庭与亲属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再加上女性在农村传统社会中较低的地位，一般会导致其在家庭事务的决策上缺乏真正的话语权，所以女性的生育意愿变化虽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生育意愿作为整体的转变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顾宝昌认为，人口的生育现代化必须在多生少生、早生晚生、生男生女这三个问题上都实现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在农民的生育需求结构中，最核心的是性别，其次才是时间和数量一早生是为了生男，多生也是为了生男。所以生育意愿结构中一些因素的改变并不能动摇其传统的基本属性。尽管城市化意味着居住方式的改变和次级社会关系的发育，这将明显淡化农民初级社会关系对于农民行为决策乃至观念的影响，从而导致农民在进入城市后传统生育意愿弱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生育需求的深层结构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此外，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后的城市化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包括社会保障的缺失、政府计生部门和医疗干预工作服务的不到位等，都将阻滞其生育观念现代化的进程。

　　总之，尽管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经历使其在生育意愿和行为上越来越趋同于城市人口，更具有现代性生育观念的特征，表现在生育偏好及实际生育数量的减少、生育时间推后和生育目的的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生育意愿已经完成向现代化生育观的转向。影响流动人口生育观念的因素众多，个人特征的千差万变、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健和计生服务的缺失都阻碍了其生育观念的现代化。流动人口的生育需求中最基本的男孩偏好依然较顽固，这决定了其生育观念和意愿还未摆脱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束缚，仍然处于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生育观念的转型过程之中，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