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行为影响因素

　　摘要：本文研究一孩性别和家庭收入两类影响因素，以期找到缓解未来劳动力不足问题的解决方案。研究利用中山大学CLDS数据库2016年的实证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

　　关键词：女性流动人口；一孩性别；家庭收入；生育意愿；生育行为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

　　近几年来，我国流动人口逐渐减少，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从2014年5.21%下降到2018年的3.81%，并且流向城市的务工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这两个主要原因引发了许多沿海城市企业“用工难”“用工荒”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增加新生人口以缓解未来劳动力紧缺的压力显得十分重要。

　　1研究设计

　　1.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选取的是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库2016年的数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通过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村居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建立了以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包含了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追踪和横截面数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女性流动人口，要求其年龄在52岁以下，因为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库问卷的生育部分设计的是针对52岁以下的女性进行调查；并且选择已婚女性劳动力，剔除未婚、丧偶、离异、同居的女性劳动力；最后要求其至少有一个孩子。本文从21086个个人样本中根据性别筛选出11065个样本，然后根据年龄筛选出7412个样本，根据婚姻状况筛选出5973个樣本，根据流动人口筛选出753个样本，并且剔除空白值和极端值，本文一共得到有效样本593个。在有效样本中来自农村的有399个，来自城市的有194个。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大多数女性流动人口来自农村。

　　1.2变量说明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有两个，第一个核心解释变量是一孩性别，根据传统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中国社会普遍在一孩为女儿的情况下会选择生育二孩，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女性流动人口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虽然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但是他们由于外出务工，接触更多新的思想，较大程度上会对传统的生育观念进行改变，所以本文采用一孩性别来研究当今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和二孩生育观念。第二个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收入。根据效用理论，家庭收入是制约家庭个体进行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家庭收入更是首要的考虑因素。所以本文欲从家庭收入角度探究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和二孩生育意愿。

　　借鉴这一领域的其他文献，本文也选择了一些其他影响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个人情况，第二方面是家庭情况，第三方面是社区或村居情况。为了排除地区固定效应的影响，根据问卷内容的设定，本文将地区控制变量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并将西部作为对照组设定为0，中部设定为1，东部设定为2。

　　2实证分析

　　2.1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

　　基于现有的理论和研究文献，本文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为了便于对比分析，研究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共构建了6个模型对一孩性别和家庭收入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行为及生育意愿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一主要研究一孩性别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模型二主要研究家庭收入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模型三研究了全部影响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模型四主要研究一孩性别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五主要研究家庭收入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模型六研究了全部影响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其结果如表1所示。

　　从模型1和模型3我们看出虽然一孩性别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一孩性别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产生了负向影响，这说明如果一孩是男孩，会减少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反之如果一孩是女孩的情况下会增加二孩的生育行为。所以传统的生育观念还在影响着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但是这种观念正在逐渐地淡化。从模型2和模型3我们可以发现家庭收入水平一直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会增加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

　　从模型3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学历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教育的提高，女性流动人口接触到更多新的观念，对于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有一定的弱化。再者养老保险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对于保险观念的普及和认知提升，会对“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养老保险和生育二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替代关系。从地区控制变量我们可以看出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女性流动人口会有更多的二孩生育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从模型4和模型6我们看出一孩性别对女性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如果一孩是男孩，会降低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这一方面是受到传统的生育观念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流动人口家庭经济的制约，生育一个孩子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会给流动人口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从模型6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收入状况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并不显著，其中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从模型6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学历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上文的结果保持一致。另外我们发现户口性质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农业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会比非农业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有着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这也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从地区控制变量我们可以看出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女性流动人口会有更多的二孩生育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2.2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研究样本分为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分别进行回归。我们可以发现，一孩性别在农村样本中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城市样本中不显著，这说明农村的“重男轻女”的观念比城市更重。学历在城市样本中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农村样本中不显著，这是因为城市中女性流动人口比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受过更多的教育，生育观念有着明显的改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兄弟姐妹数量在农村样本中对女性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城市样本中不显著。

　　另外家庭收入对城市样本的影响比农村样本更为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的生活压力要远远大于农村。同样学历和养老保险的影响城市样本中也要高于农村，这是由于城市中女性流动人口的观念要明显区别于农村女性流动人口。

　　3结束语

　　为了缓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缺失的巨大压力，我们必须两手抓，一方面，宣扬“男女平等”的文化思想，鼓励二孩生育行为；另一方面，降低市场经济发展给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带来的高昂的养育成本，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打破其家庭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