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酒论文文献

黄酒论文文献

元明清时期，酿酒的文献资料较多，大多分布于医书，烹饪饮食书籍，日用百科全书，笔记，主要著作有：成书于1330年的<<饮膳正要>>，成书于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易牙遗意>>和<<墨娥小录>>。<<本草纲目> >中关于酒的内容较为丰富，书中将酒分成米酒，烧酒，葡萄酒三大类，还收录了大量的药酒方;对红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制法。明代的<<天工开物>> 中制曲酿酒部分较为宝贵的内容是关于红曲的制造方法，书中还附有红曲制造技术的插图。清代的<<调鼎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黄酒酿造技术。<<调鼎集>>本是一本手抄本，主要内容是烹饪饮食方面的内容，关于酒的内容多达百条以上，关于绍兴酒的内容最为珍贵，其中的“酒谱”，记载了清代时期绍兴酒的酿造技术。酒谱下设40多个专题。内容包含与酒有关的所有内容。如酿法，用具，经济。在酿造技术上主要的内容有:论水、论米、论麦、制曲、浸米、酒娘、发酵、发酵控制技术、榨酒、作糟烧酒、煎酒、酒糟的再次发酵、酒糟的综合利用、医酒、酒坛的泥头、酒坛的购置、修补、酒的贮藏、酒的运销、酒的蒸馏、酒的品种、酿酒用具等，书中罗列与酿酒有关的全套用具共106件，大至榨酒器，蒸馏器，灶，小至扫帚，石块，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一遗漏。有蒸饭用具系列，有发酵，贮酒用的陶器系列，有榨具系列，有煎酒器具系列，有蒸馏器系列等。

关于绍兴黄酒的论文开题报告，要求有选题背景及意义， 生产工艺，生产中重点和难点 预期的结果，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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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绍兴酒的起源 陈瑞苗副研究员说，研究绍兴酿酒的起源，既要以古代的文献记载作为依据，更要重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酒器陶�，是当时越族先民聚居地已经酿酒饮酒的重要物证。河姆渡虽不属于今天的绍兴市范围，但当时的绍兴属于河姆渡文化圈却是确凿无疑的。不论陶�所盛之酒与勾践激励将士之酒是否相同，也不论春秋时期於越所酿之酒与以后的绍兴老酒是否相同，都不能否认绍兴在河姆渡文化时代已经开始酿酒的史实。 林文彪先生也认为，源自河姆渡文化的水稻大面积种植，为绍兴黄酒业的崛起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绍兴酿酒业发端于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古越先民继承了这一酿酒传统，绍兴黄酒与河姆渡米酒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国语》、《吕氏春秋》、《颜氏家训》等古籍中提到的绍兴酒与今天流行的绍兴酒不同，即“都不是黄酒”，但它们无疑都是绍兴酒的滥觞。

　　二、酒与文人 酒与文人的关系，一直是酒文化研究中的热门话题。

　　刘亦冰先生的《绍兴名士与绍兴老酒》一文，从“劳军犒士，激励斗志”、“以文会友，借酒助兴”、“壮志未酬，以酒遣愁”、“修身养性，颐养天年”、“酒德若人，饮而有节”等5个方面历数了绍兴名士的酒典故，并总结说：“名士之成就，并非仰赖于老酒坛子；而酒之积极功能，在其人生价值的追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钱茂竹副教授在《试论兰亭流觞的历史影响》一文中，对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作了三个方面的探讨，认为这次活动除了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外，客观上还起到了交流学术思想观点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有重大意义。这一观点，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 邹志方教授的《镜湖之畔两酒仙》一文，以材料取长，搜集了贺知章和陆游在镜湖之畔创作的大量酒诗，从而凸现出他们作为“酒仙”的身份，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

　　王致涌的《文人尚酒深层原因剖析》一文，既深入探讨了文人活动在中国酒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详细地叙述了中国酒文化对文人生活的各种影响，并认为：“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正是中国的酒文化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酒文化，而且内涵尤其丰富深广的原因之所在。”

　　三、酒与“三市”建设

　　如何使绍兴黄酒和绍兴酒文化成为推进绍兴“三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是与会学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陈华建先生认为，绍兴有着悠久的酿酒历史和丰富的酒文化资源，这是绍兴城市品位和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今天的绍兴酿酒业，已经成为绍兴最重要的经济支撑点之一，有相当的产品数量和独特质量。现在我们要把绍兴建设成为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和旅游大市，绍兴酿酒业就必须有更大的发展，同时还要大力开发酒文化产业，让绍兴的酒文化有更多更好的载体和表现形式。

　　张嘉兴先生认为，绍兴丰富的旅游资源，当然包括了享誉海内外的“绍兴老酒”在内，在绍兴众多的旅游商品中，“绍兴老酒”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在绍兴旅游业2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绍兴老酒”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酒都之旅”、“水乡风情游”、“书道之旅”这三个最具生命力的绍兴专题旅游项目中，都有“绍兴老酒”的参与。但是，“绍兴老酒”的旅游功能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绍兴酒文化的研究，加强对“绍兴老酒”旅游商品的开发，努力创造“绍兴老酒”旅游利用的载体。如果我们有了比较完整的酒文化旅游系列，有了充满情趣的“酒道”，相信绍兴的旅游活动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关于“酒道”，戴尔康先生提交了专题论文。他认为，所谓“酒道”，就是正式宴会、习俗宴会和家庭宴会上的礼仪行为，是一套约定俗成的吃喝规范，也是饮食本身的专类研究，其目的是创导文明饮酒，礼仪吃喝。戴先生把绍兴酒道分为“正规道”、“休闲道”和“习俗道”三种，他认为，这些酒道，不仅是绍兴酒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黄酒（或白酒、啤酒）的起源与发展

药酒的起源和发展来源：寻医问药网　寻医问药网推荐阅读
药酒应用于防治疾病，在我国医药史上已处于重要的地位，成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剂型之一，至今在国内外医疗保健事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药酒是选配适当中药，经过必要的加工，用度数适宜的白酒或黄酒为溶媒，浸出其有效成分，而制成的澄明液体。在传统中，也有在酿酒过程里，加入适宜的中药，酿制而成的。药酒即是一种加入中药的酒。

药酒的起源与酒是分不开的，中国是人工酿酒最早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过很多陶制酒器。关于造酒，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战国策?魏策二》：“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此外，《世本》亦讲到：“少康作秫酒。”少康即杜康，是夏朝第五代国君。这些记载说明，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酿酒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所以后世有“仪狄造酒”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之说。这里杜康已成了酒的代名词。商殷时代，酿酒业更加普遍。当时已掌握了曲蘖酿酒的技术，如《尚书?说命篇》中有商王武丁所说“若作酒醴，尔维曲蘖”的论述。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了商朝武丁时期(公元前12阗多年前)的墓葬，在近二百件青铜礼器中，各种酒器约占70％。出土文物中就有大量的饮酒用具和盛酒容器，可见当时饮酒之风相当盛行。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出，商朝对酒极为珍重，把酒作为重要的祭祀品。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振玉考证的《殷墟书契前论》甲骨文中有“鬯其酒”的记载，对照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考黜》曾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表明在商代已有药酒出现。

周代，饮酒越来越普遍，已设有专门管理酿酒的官员，称“酒正”，酿酒的技术已日臻完善。(周礼)记载着酿酒的六要诀：秫稻必齐(原料要精选)，曲蘖必时(发酵要限时)，湛炽必洁(淘洗蒸者要洁净)，水泉必香(水质要甘醇)，陶器必良(用以发酵的窖地、瓷缸要精良)，火齐必得(酿酒时蒸烤的火候要得当)，把酿酒应注意之点都说到了。西周时期，已有较好的医学分科和医事制度，设“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谱……之齐(剂)”。其中食医，即掌管饮食营养的医生。六饮，即水、浆、醴(酒)、凉、酱、酏。由此可见，周朝已把酒列入医疗保健之中进行管理。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更明确提出：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医酒”。说明药酒在周代的运用确也相当普遍。

我国最古的药酒酿制方，是在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从《养生方》的现存文字中，可以辨识的药酒方共有六个。①用麦冬(即颠棘)配合秫米等酿制的药酒(原题：“以颠棘为浆方”治“老不起”)。②用黍米、稻米等制成的药酒(“为醴方”治“老不起”)。③用美酒和麦X(不详何药)等制成的药酒。④用石膏、藁本、牛膝等药酿制的药酒。⑤用漆和乌喙(乌头)等药物酿制的药酒。⑥用漆、节(玉竹)、黍、稻、乌喙等酿制的药酒。《杂疗方》中酿制的药酒只有一方，即用智(不详何物)和薜荔根等药放人瓶(古代一种炊事用蒸器)内制成醴酒。其中大多数资料已不齐，比较完整的是(养生方)“醪利中”的第二方。该方包括了整个药酒制作过程，服用方法，功能主治等内容，是酿制药酒工艺的最早的完整记载，也是我国药学史上重要史料。

先秦时期，中医的发展已达到了可观的程度，这一时期的医学代表著作《黄帝内经》，对酒在医学上的作用，做过专题论述。在《素问?汤液醪醴论》中，首先讲述醪醴的制作“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即用完整的稻米作原料，坚劲的稻杆做燃料酿造而成，醪是浊酒，醴是甜酒。“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说明古人对用酒类治病是非常重视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记载了扁鹊认为可用酒醪治疗肠胃疾病的看法。

汉代，随着中药方剂的发展，药酒便渐渐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其表现是临床应用的针对性大大加强，所以其疗效也进一步得到提高，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收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二十五个医案，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医案记载，其中列举了两例以药酒治病的医案，一个是济北王患“风蹶胸满”病，服了淳于意配的三石药酒，得到治愈。另一个是茁川有个王美人患难产，淳于意用莨菪酒治愈，并产下一婴孩。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则载有“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红蓝花功能行血活血，用酒煎更加强药效，使气血通畅，则腹痛自止。此外，瓜蒌薤白白酒汤等，也是药酒的一种剂型，借酒气轻扬，能引药上行，达到通阳散结，豁痰逐饮的目的，以治疗胸痹。至于他在书中记载以酒煎药或服药的方例，则更为普遍。

隋唐时期，是药酒使用较为广泛的时期，记载最丰富的数孙思邈的《千金方》，共有药酒方80余首，涉及补益强身，内、外、妇科等几个方面。《千金要方?风毒脚气》中专有“酒醴”一节，共载酒方16首，《千金翼方?诸酒》载酒方20首，是我国现存医著中，最早对药酒的专题综述。

此外，《千金方》对酒及酒剂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认识，认为“酒性酷热，物无以加，积久饮酒，酣兴不解，遂使三焦猛热，五脏干燥”，“未有不成消渴”。因此，针对当时一些嗜酒纵欲所致的种种病状，研制了不少相应的解酒方剂，如治饮酒头痛方，治饮酒中毒方，治酒醉不醒方等等。

宋元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制酒事业也有所发展，朱翼中在政和年间撰著了《酒经》，又名《北山酒经》，它是继北魏《齐民要术》后一部关于制曲和酿酒的专著。该书上卷是论酒，中卷论曲，下卷论酿酒之法，可见当时对制曲原料的处理和操作技术都有了新的进步。“煮酒”一节谈加热杀菌以存酒液的方法，比欧洲要早数百年，为我国首创。

此时，由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加上政府对医学事业的重视，使当时中医临床和理论得到了发展。因此，对药酒的功效，也渐渐从临床上升到理论。如《太平圣惠方?药酒序》认为“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傈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导引药势”。《圣济总录?治法?汤醴》认为“邪之伤人有浅深，药之攻邪有轻重，病之始起，当以汤液治其微。病既日久，乃以醪醴攻其甚。又有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者，酒以醪药，以此见受邪既深，经脉闭滞，非醪药散发邪气，宜通血脉，安能必愈……酒性酷热，立行药势，所以病人素有血虚气滞，陈寒痼冷，偏枯不随，拘挛痹厥之类，悉宜常服，皆取其渐渍之力也。又古法服药，多以酒者，非特宣通血气而已，亦以养阳也”。药酒的治病范围也相对集中，朝保健养身方面发展，如“治一切风通用浸酒药二十二道”，“治风腰脚疼痛通用浸酒药十四道。”另在药酒专门方中，出现了较多的养身延年，美容保健方剂。当时，以药材制曲的风气已开始盛行，单在《北山酒经》中就记载了十三种药曲。如香桂曲，配用了木香、官桂、防风、杏仁等药品。瑶泉曲，配用了防风、白附子、槟榔、胡椒、桂花、丁香、人参、天南星、茯苓、香白芷、川芎、肉豆蔻等药物。并认为做药酒以东阳酒最佳，“用制诸药良”，其酒自古擅名，清香远达，色复金色，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称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李时珍解说：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李太白诗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即此，常饮人药俱良。

随着酿酒工艺的不断发展和提高，有些药酒不但具有强身保健，治疗疾病的优点，而且口味醇正，成为风行一时的名酒，并成为宫廷御酒。元代建都于北京，是当时世界各国最繁华的都城。国内各地和欧亚各国的商客川流不息，国内外名酒荟萃，更成为元代宫廷的特色。羌族的枸杞酒、地黄酒；大漠南北各地的鹿角酒、羊羔酒；东北各族的松节酒、松根酒、虎骨酒；南方的五加皮酒、茯苓酒；西南的乌鸡酒、腽肭脐酒等等均为当时流行之名酒。明代宫廷则建有御酒房，专造各种名酒，尚有“御制药酒五味汤、真珠红、长春酒”。如当时名噪金殿的“满殿香”就有白术、白檀香、缩砂仁、藿香、甘草、木香、丁香等各种药物，合白面、糯米粉等酿制而成。当时，民间作坊也有不少药酒制作出售，如薏苡酒、羊羔酒。另有一些人们自酿自饮的酒，如正月的椒柘酒，端午的菖蒲酒，中秋桂花酒，重阳的菊花酒，都成为人们常酿的传统节令酒类，其中有不少就是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