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策略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我国大学生的规模先后超越俄罗斯、印度、美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二是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高等学校在全国的布局由“大区布局”逐步转向了“以省布局”，并普遍适当下移到地市州一级。三是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四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讲，实施了“普及、提高、赶超”的发展战略。我国当今高等学校的自由度、开放性、国际化、现代化的程度，经过近十多年的发展，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高等教育的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五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高等学校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十八大报告所讲的“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我们有理由为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这些成就让我们不但引以为豪，而且让我们充满信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能够把今后的高等教育办得更好。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既是要求也是号召，我们应贯彻这个要求，响应这个号召，把高等教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现在高等教育方面的问题也比较多，并经常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还是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任何社会发展、任何科技进步都是通过解决问题而取得进步的。解决问题就是发展，关键在于问题要梳理、把握得比较准确。如果不是问题的问题花了很多脑筋去做，鸡毛蒜皮的问题花了很大精力，根本的问题看不到，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触及，讳疾忌医，这就难办了。如何查找教育改革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把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成为五个问题，即“五大困境”。
    一、日益增长的对良好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形成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根本的困境
    日益增长的对良好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所形成的困境，是制约教育战线中所有问题的最核心的矛盾、最根本的问题。尽管我国发展到现在，实力大增，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依然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发展不足的矛盾。教育战线的矛盾是这一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又特别表现在日益增长的对良好高等教育的需要方面。推动这种需要的因素很复杂，主要有以下3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提升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2011年中国的GDP按照美元汇率计算达到7.2万亿美元，人均5416美元。1978年全国的GDP为1437亿美元，仅为2011年GDP的五十分之一。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大众化的门槛，当年人均GDP为1133美元，还不到2011年人均GDP的四分之一。预计到今年年底，我国人均GDP按美元汇率计算将超过6000美元，中国已经地地道道地成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摆脱了贫困，开始整体走向富裕。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后就会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按照孔夫子“富而教之”的思想，这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这就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需求迅速提升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然而，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状况，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并不一致，收入分配两极化的趋势比较严重，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中国人民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利用广义β分布和对数逻辑斯蒂分布两种不同方法对我国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2002年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46和0.44,2008年则分别达到0.50和0.47：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则显示，2012年为0.474，2008年曾达到0.491[2]。无论用哪种方法测算，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都远远超过了0.40的警戒线。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在1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10%最低收入家庭财富差距巨大的情况下，不同社会阶层对教育必然会提出截然迥异的、非常复杂的需求。一些富裕的家庭送孩子到发达国家上大学，甚至上中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对教育来说，要保证公平，并不是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但是有钱之后对教育提出更高的需求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对教育战线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也不应在教育方面陷入一些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社会转型最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有不少中国特色的复杂情况，如，虽然宣布城市化率超过了50%①，但是有城市户籍人口的只有33%[3]，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处在流动状态，这主要是两亿农民工和大批异地创业的企业人员，这就产生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子女要求异地上学的问题。然而，目前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在这方面都还没有科学的、妥善的办法来大规模地加以解决。在中国最发达的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地区、最有吸引力的地区，在现行高考招生录取体制下，异地高考的方案都很难尽如人意地出台，外来人员家庭和本地家庭都有各自的主张和诉求，也都有一定的道理，都在以各种形式向政府表达，让政府左右为难。这种异地上学的困境，虽然与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布局、教育投入和招生计划体制等密切相关，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地加以解决，但它加剧了城市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个因素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独生子女约有1.4亿人，也就是1.4亿个家庭。加上望子成龙的东方文化心理，这些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极其强烈的，子女不但要上大学，而且要上好大学。哪怕家里再穷，也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供养孩子上大学。这应该说是好事，是我们中国教育发展永恒的动力， 但是这也带来负面影响，那就是过于集中、过于强烈地放大了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
    上述社会经济方面的三个问题是接受良好高等教育、优质高等教育的强烈的推动力，这也是中国面临的、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特殊情况。发达国家早就渡过了这个时期，而我们正在这个关口上。我国近些年来，在高等教育发展上主要注重了“量”的扩张，在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上做得还不够，有时政策还有偏差。高等教育大众化实现以后，上大学的人数剧增，以前是500、600分上大学本科，现在400分就可以上大学本科。与此相适应，大学除了“一本”、“二本”，还有“三本”。考生考600多分上大学，考400分也上大学，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出现的正常现象。但如果在人才培养上，考600多分是四年毕业，考400分也是四年毕业，这两个毕业生的质量显然不会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用人单位要查毕业生的本科毕业学校。如果教育质量仅仅适应低水平的需要，培养的学生用人单位不肯要，社会不信任，怎么可能建成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在制度设计上下工夫，根据不同类型，制定基本的质量标准和相应的制度。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学习西方，不仅在大众化阶段要学习他们的“宽进”，更要学习他们的“严出”。如果能够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三本”院校也不是不可以有，但可能要通过延长学制、严格学分制等方式来实现“宽进严出”，保证质量。
    另一方面，是要努力扩大并提升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当前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需要把这一问题作为根本性问题认真考虑。解决这个问题，要端正理念，并要千方百计加大投入，普遍提升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固定设施、师资队伍等各方面的水平。从国家层面讲，十八大重申要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教育优先发展”最重要的标志还是加大投入。2012年实现了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DP的4%的目标，明年、后年要继续巩固，而且将来随着经济发展还要逐步有所提升，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高等学校的现代化水平。同时一定要加大对重点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基础学科的支持。在重点支持的基础上，老的名校继续提升，新的名校不断产生。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名校出现，而且名校是分类型的，研究型大学有研究型大学的名校，本科教学型大学有本科教学型大学的名校，职业技术学院有职业技术学院的名校，都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在美国，既有我们常常谈及的耳熟能详的名校，也有相当一批世界一流的本科院校。所以要提升现有各类学校的水平，要解放思想，要加大投入，促进各种类型的名校产生。从学校来讲，一定要转移到内涵提高为主的发展轨道上，真正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工夫，发愤图强，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最终反映在提升教学质量上下工夫。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国家宏观政策也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因为上述问题显然不是教育部门自己所能解决的，需要整个社会、政府各个部门共同的努力。
    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与现实教育单一性的导向、偏好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二个困境
    社会需要具有多样性，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中国有句老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对人才的定义也是如此：“能让卫星上天的是人才，能让马桶不漏水的也是人才。”因为这反映了社会的需要。但是最近若干年来，我国现实的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却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单一性倾向，从政府来讲这是一种导向，从学校来讲这是一种偏向。这种导向和偏向就是热衷于强调精英教育。政府有意无意地是这样做的，很多领导、名人有意无意也是这样说的，学校基本上是自觉地这样做的。现在的高校，专科要升本科，本科要搞硕士点，有了硕士点要搞博士点，有了博士点要搞博士后流动站。大家无论什么条件，一律都要拥挤到精英教育轨道上来，都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整个社会舆论氛围是这样，普通劳动者谁来培养？我有一次到英国访问，看到英国的一所大学里的横幅标语是：“培养世界一流的劳动力大军”。但在中国只讲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种理念会影响教育、教学方针，造成整个考试制度也存在问题。现在统一的国家高考，录取成绩竟然被划分成“一本线、二本线、三本线、高专高职线”四个分数段，随之，高等学校被制度性地划分成了四等，高职是最末一等。如此高考，不但制度性地公开制造了一个低水准的本科教育体系，更为严重的是压抑了高职院校和高职学生的荣誉感、自豪感、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感到的不是“行行出状元”，而是因被社会瞧不起而“灰头土脸”。这与国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显然是不合拍的。要不要精英教育？肯定要。要不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肯定要。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肯定都要有，没有这些“家”怎么行？但大家都能成为“家”吗？普通劳动谁来干？以前说培养“劳动者”，现在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者”和“劳动者”意思上有什么区别？好像“劳动”这个词没有“建设”好？当然不能说现在没有提过培养普通劳动者的提法，但是声音太轻、太弱，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声音太强，充斥着各个领域。实际上这种思想是50年代曾批判过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成长泛起的一种表现，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可以评判，但现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会把中国的教育引向何方？现在的名牌大学，来读书的学生大多是“非富即贵”，家庭条件或社会地位一般都不错，农村的孩子很少。我最近了解到广西某地的一所中等职业学校，7000多学生中竟然没有一个家长是带“长”字的，连副科长都没有，更不要谈什么处长、局长。据说，这在全国都是普遍存在的。职业学校的生源都沦落到这个程度了，如何体现教育的人民性？怎样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些有关教育方针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好好研究。这种对精英教育的单一的偏好，在大众化教育时代是不合时宜的，现行的各种评价制度、人事制度都值得认真研究。这种状况的 产生已经很长时间了，与东方社会“望子成龙”的思维有一定关系。政府、社会、家长、学生、学校五位一体，大概都有着精英教育的情结和偏好。我国2013年招生计划可能近700万人，如果大家都奔着精英教育去，中国需要那么多精英教育的毕业生吗？所以这些学生中有的一毕业就失业，找不到工作，高不成低不就，造成严重的人才结构性浪费。
    这样一种困境，有其社会原因，也有教育本身的原因。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破解这个困境，现在高等教育很多问题都很难得到解决。本来各类学校都应该有它自己的光荣感、自豪感，各类学生也都有自己的光荣感、自豪感，只不过个人的喜好、禀性、特长、志向和条件不一样，才走了不同的道路。所以我长期呼吁高等教育阶段要建立两套体系，一个普通高等教育，一个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校应用性教学的知识重点是了解为什么这么做，职业技术学院的知识重点是了解怎么做，这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大区别。作为社会来讲，应该为个人的成才和个人兴趣爱好的转变提供四通八达的可能性，满足学生兴趣爱好的转移和需要，所以应该在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间搭建“立交桥”。要构建这样的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哪个体系里都有作为，在哪个体系里面都有光荣感、自豪感，这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体系。
    中国只有精英教育的名校，没有大众化教育的名校，本科院校没有，职业技术学院更没有，因为一旦有“名”就“升格”了。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也做了一些努力，分别在本科教育方面和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建立了一些样板，但这些作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为整个社会的导向不一样。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与精英情结的日益强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使高等教育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
    三、人才全面发展的要求与分数第一的升学制度之间的尖锐矛盾，形成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第三个困境
    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人才全面发展的要求，再一次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前的提法是“又红又专”、“四有新人”，后来是“素质教育”，体现的思想都是希望能够得到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升学制度还是分数第一，制度设计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孩子从上小学开始就对分数非常看重，考大学更是如此。大学招生录取时，全是计算机操作，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连总分的学科结构都不考虑。如中文系希望招文史哲好一点的考生，但录取的时候只要总分达不到，中文再好也不行。这种只认分数的做法难道就叫“社会公平”？这种把分数看成评价教育公平唯一指标的做法究竟哪一点符合辩证法？哪一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哪一点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让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此一来，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跟分数第一的升学制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且这一大矛盾根本无法解释。美国的大学录取，特别名牌大学录取，都要看考生的经历，看考生有没有参加过义务劳动，有没有当过志愿者，学过什么课程，考察他的知识结构，当然还要看他有没有做过研究，综合考虑才能决定是否录取。而我们现在的录取却简单到仅仅是分数第一。这个问题看上去简单，要解决这个问题却很难，难的是如今人们把分数看成是公平的唯一指标，“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十八大重新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要真正把这样的精神贯彻到日常的教育工作当中去，也应当贯彻到升学制度中去。这对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升学就业制度的完善或改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这个局面也很难改变。
    “重才轻德”，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在教育上“重智轻德”也反复出现过，但是把分数当成唯一升学标准的状况，于今为烈。改革开放以后，高考录取还曾有120%的投档率，录取时还可以考虑考生的品德、学科结构、优势偏好，还有挑选余地；但自从采用计算机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以后，学校的招生自主权进一步被剥夺，本来由教授们参与的招生录取的学术盛事，最后竟成了年轻人在电脑前的简单的键盘敲击，这居然还被人认为是重大创新。
    四、学校的社会角色定位与学校具备的能力之间的矛盾形成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第四大困境
    今天中国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无限责任机构”。学校承担无限责任最明显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求全的人才培养的即时要求，学校很难做到。我们对毕业生提出要有崇高理想、优良品德，要有创新能力，要有动手能力，等等，这样提要求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努力方向，也是一个延续到大学后的过程，但要求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刚一毕业马上成为业务骨干、成为全能人才，这种要求也太不切实际了。对人才的成长来说，大学仅仅是培养了一个“毛坯”。社会既是人才的使用者，也是人才成长的新的土壤。真正的人才是在大学毕业之后长期的实践锻炼当中成长起来的。二是各种社会责任可以无限制地加到大学头上。如维稳，学生的人身安全问题，各种无关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责任，都可以列为学校的无限责任。学校本身的社会角色定位就是培养人才，资源、能力有限，哪里能承担那么多责任？但社会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公众心理状态和集体期盼，加之得不到正确导向，得不到舆论的及时疏导或支持，形成了教育的一个困境。
    五、“官本位”、“钱本位”等当前社会的不良风气与学校学术本位之间的尖锐矛盾，形成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五个困境
    现在评价一个人，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偏向：要么是钱，要么是权，就是“官本位”、“钱本位”。社会被这样的功利思想引导，造成理想缺失、道德滑坡、金钱至上、物欲横流、权钱勾结等不良风气泛起。在这种氛围之下学校要坚持学术本位，必然面临很大挑战。因为学术本位要求坚持追求真理，崇尚学术，关注人类命运；要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甘坐冷板凳；大学应该不为任何物质利益所动，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讲话，这才能成为知识的殿堂、人才的摇篮、社会的良心。这些本来是大学存在的理由和大学精神的基本特征。但是如果社会环境是崇尚“官本位&rdquo ;、“钱本位”，尊师重教的氛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形成，那么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如果学校迎合“官本位”，就会出现行政干预学术；如果教师“钱本位”、“利益本位”，就会出现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学术腐败，就会出现教师不是敬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去追求灰色收入。所以“官本位”、“钱本位”与学术本位有着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要靠学校的定力，要靠学校坚守自己的大学精神，要靠教授们崇高的学术理想。但是，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纯粹依靠个人定力，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是很难做到的。不良社会风尚与学术本位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学校经常处在一种无奈之中。
    上述五大困境既有传统的因素影响，更主要的是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既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样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也涉及社会认识、社会风气和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涉及如何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教育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教育发展中数量速度与结构质量的关系、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的关系、教育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关系、改革创新和坚守传统的关系等种种方面。所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在微观的运行机制上做调整、进行改革，更要在宏观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要有全局的观念和系统的思路。如果不考虑上面提到的各种关系，就教育谈教育，就教育改革谈教育改革，是不能解决这五大困境的，充其量只能缓解或者只能部分解决。当然整个财政体制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干部制度的改革等都与教育改革密切相关，这些改革如果不能同步推进，教育改革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只有实现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必要的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彻底破解这五大困境，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