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关系分析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现代中国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该校为中国文教界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包括一批日后成为中国文教界领袖人物的留学生如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等人。二三十年代，杜威(John Dewey)、孟禄(Paul Monroe)、克伯屈(W. H. Kilpatrick)等哥伦比亚大学知名教育家来华，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主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他们以高涨的热情，对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并促使中国教育体系开始由近代向现代转型。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该校与中国教育的关系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在整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全球化的视野，对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关系作一探讨，进而揭示在当前新的全球化形势下应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教育、文化关系以推进中国教育改革。
    一、哥伦比亚大学与近现代中国的教育交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有力推动下，世界经济、政治、哲学和科学等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促使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加剧。而近代中国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必然走向世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由被动领受转为主动吸纳。正是在世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密切、中美两国关系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教育结缘。拥有当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理论重镇和人才培养基地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其卓著的声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20世纪初，从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振兴中华的愿望出发，中国留学生也纷纷慕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拜师杜威等教育大师门下，潜心学习。哥伦比亚大学由此成为在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中独领风骚的一所学校，为中国文化教育界培养了大量人才。有关资料表明，中国留学生每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经常有300人之多。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30多年中，在该校毕业的有上万名中国留学生。[1]这些人学成归国之后，大多任职于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和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近140位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子担任了从民国教育部长、司长到省教育厅长、局长，从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中学校长以及各主要教育、学术团体的会长等职务。①这其中不乏在中国政界、学界、文教界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如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马寅初、蒋廷黻、冯友兰等人。随着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广泛任职于文教界且位居显要，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领导群体和中坚力量开始形成。他们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学行优势，占据要津，组织学术团体，不仅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鼓吹者和新教育的推进引导者，也为中西文化关系的交流与融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为使中国教育汇入全球教育改革的时代大潮，在以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为主体的中国新教育界的盛情邀请下，具有世界影响的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不远万里，亲临中国，通过巡回演讲、系统讲学、教育调查、座谈讨论、具体参与等方式广泛传播了西方现代教育(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的新理论、新思想，对中国教育改革运动进行了具体指导。在哥伦比亚大学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帷幕徐徐拉开并渐入高潮。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生与教育观念变革
    至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习西方，办理新教育已近60年。从形式上看，教育已颇有改观，但就实质而言，中国教育并未由此迈入现代。究其原因，教育观念仍恪守传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展开大规模批判与反思之际，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育家访华，与其中国弟子们联袂开展了教育观念变革活动。他们深入批判封建传统教育观念，系统宣传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在教育界刮起了实用主义的飓风。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风靡全国，促使现代教育观念最终形成。
    (一)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深入批判
    胡适、蒋梦麟等学成归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们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坚力量，他们同时也在教育领域向封建传统教育观念展开了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批判。由于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均亲身经历过旧式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对中西教育的差距有着切身体会和深入比较，因而他们对传统教育的目的观、价值观、儿童观及教学观的批判也更加鞭辟入里。
    如蒋梦麟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者，这样的教育，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不能为“民众谋利益”。为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愚民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教育。陶行知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即看不起儿童。他说：“把小孩子看成大人，以为大人能做的事小孩也能做，所以五六岁的小孩，就教他读《大学》、《中庸》。换句话说，就是小孩子没地位。”[2](P121)他指出如果不把儿童从这种成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则不可能有新教育。陈鹤琴则用自己家乡流行的一首歌谣来揭露传统教育的弊端：“一貌堂堂。两眼无光。三柱香火。四肢无力。五脏全无。六神无主。七窍不通。八方来拜。究(九)竟如何？实(十)在无用！”[3](P283)可谓入木三分。
    (二)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大力引入
    虽然早在民国成立之初，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即经蔡元培、黄炎培等人介绍而传入中国，但这一思想广为流传并成为20年代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子陆续归国之后。“教育救国”的崇高理念和得天独厚的学行优势促使他们自觉地担负起改造中国传统教育的重任。而在教育改革事业发轫之初，大力引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指示中国新教育的概念与途辙，几乎成为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不谋而合的一致主张和共同行为。
    首先，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著作的翻译。在五四前后的短短几年间，他们翻译出版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著名教授及其他美国教育家的一些教育原著。一批美国教育家理论原著的翻译出版，大大加深了国内教育界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了解。其次，在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访华前后，为使国人充分了解他们的生平及学说，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们撰写了大量介绍文章，在加强舆论宣传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再次，因郭秉文 、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邓萃英、李蒸、李建勋、庄泽宣、俞庆棠等一大批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相继任职于高等师范学校和大学教育学院，成为所在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由此进入大学的讲坛。通过课堂讲授、编译教材等方式，他们在无数莘莘学子的脑海中播下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种子。教学之余，他们还致力于开展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及论著之多，难以胜数。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对实用主义的深入研究，使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成为中国教育学术界的显学。
    (三)对现代教育理论的系统宣传
    在来华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家中，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宣传介绍最为全面、系统的当以杜威为第一人。他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作的大小200多场演讲，尽管内容十分广泛，但概括起来看，“主要是现代科学、民主、教育及其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4](P7)杜威在华所作演讲涵盖了教育哲学、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等方方面面。通过这些演讲，他向中国文教界全面系统地宣传了其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主张。继杜威之后，孟禄、麦柯尔、克柏屈等人先后应邀来华讲学。在访华期间，他们各自结合自身的教育研究背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向中国文教界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发。
    在哥伦比亚大学知名教育家来华讲学及其出身于该校的一批中国教育家的奔走呼号、大力倡导下，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并迅速风靡全国。与此同时，提倡教育的民主化、科学化、生活化及实用化逐渐成为教育界的共识。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中国人在主动地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和观念后，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并直接引发了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蓬勃展开。
    三、哥伦比亚大学师生与《壬戌学制》制定
    由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制订的《壬子·癸丑学制》是民初教育改革的重要成就之一。然而，由于这一学制主要是随政体变革的需要而仓促草就，缺乏对社会和心理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暴露出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弊端。20年代前后，学制改革呼声日高，并最终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制改革运动，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则成为运动的主导者。
    (一)杜威、孟禄与学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确立
    杜威、孟禄来华后，对学制改革问题尤为关注，直接参与并深刻影响了学制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杜威在其访华所作的大量公开演讲中，对学制问题屡有提及。如他提出应以儿童本能为基础，以科学为方法，以社会为目的来贯穿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应用于学制。他强调：“近代民主社会的精义所在，就是使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去做兴奋的发展；又须使人人心理都适合人性的原理原则。”[4](P229)杜威认为其时的中国教育模仿日本，采取中央集权制度，但实际并无成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中日两国国情不同，故教育统一制度可行于日本，不可行于中国。他说：“教育制度应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应该用机械制度，勉强使它一致，在中国越发不应该用机械制度。”[4](P190－19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杜威讲学期间，1919年10月10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此次会议为正式讨论修改学制系统之始)，杜威在胡适陪同下前往太原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教育上的试验态度》。其演讲受到热烈欢迎，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全体与会代表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孟禄对学制改革产生了更为直接具体的影响。1921年9月他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抵华伊始，即两次与上海教育界人士讨论学制问题。10月29日，孟禄在进行学校调查期间，专程赴广州参加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该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学制)。他高度评价与肯定这次学制改革会议，发表演讲《平民主义在教育上的应用》，明确指出学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民主主义的教育。孟禄还与各省代表及《新学制系统草案》的起草人黄炎培、袁希涛等进行了广泛的座谈、讨论、对话、交流，并专门发表了《对于学制改进方面之意见数则》一文。通过上述活动，使他关于改革学制的意见和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可和一致赞同。而这些意见在《新学制系统草案》的制订过程中，也多有采纳。
    在杜威、孟禄的来华讲学与具体指导下，中国教育界经过长达7年之久的酝酿和讨论，终于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上通过了《新学制系统草案》。与民元学制相比，《新学制系统草案》存在如下几个明显特征：(1)不设教育宗旨，代之以7条标准，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和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2)以仿效美国教育模式为主，主干学程为6·3·3·4制；(3)进一步缩短了小学的修业年限，由7年减为6年，将中学分段设置，有利于不同年限的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同时也更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4)在中等以上学校实行了选科制，便于学生自由选择；增强了职业技术教育内容，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从上述特征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杜威、孟禄的来华讲学与具体指导得以实现的。
    (二)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学子与《壬戌学制》的制定及颁行
    《新学制系统草案》制定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要求各地组织讨论，并通过报刊、杂志向全国征求修改意见，以便翌年的第八届年会作出最后决定。于是，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学制讨论的热潮。陶行知、胡适、郑晓沧、汪懋祖、郭秉文、李建勋等一批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均积极参与了这场讨论，他们纷纷撰写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新学制系统草案》进行了评议。仅以陶行知为例，他在1922年1月至3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连续撰写了4篇文章：《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评新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新学制与师范教育》。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们均对《新学制系统草案》持热情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同时，他们对《新学制系统草案》的标准与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理性分析，并对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中肯的改进意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 子对《新学制系统草案》的精辟论述与深入分析进一步深化了时人对于学制改革运动的理解和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时的舆论导向，从而为新学制的出台营造了更为有利的舆论氛围。
    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在新学制审定与颁布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参加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关于学制改革的历次会议，在会内外对学制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性和建设性的意见。1922年10月11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经过激烈讨论，最后通过了以胡适起草的审查底案为蓝本的《审查会报告案》。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是谓《壬戌学制》。
    四、哥伦比亚大学师生与中国中小学改革
    随着现代教育观念的逐步确立和新的《壬戌学制》的颁布实施，上世纪20年代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运动也在神州大地澎湃激荡开来。而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改革运动中，哥伦比亚大学知名教育家及其中国弟子们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正是在他们的直接推动下，中国中小学教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一)哥伦比亚大学师生与中小学课程及教材改革
    杜威、孟禄、克伯屈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家来华后，在大力宣扬现代西方教育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同时，还对中国中小学课程与教材改革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如杜威认为要克服传统教育的弊端，就必须打破与儿童生活经验及其心理能力相脱节的传统课程、教材体系，建立以儿童自主活动为基础的、有着广泛社会生活联系的课程与教材体系。又如孟禄批评中国学校课程设置缺乏弹性，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家们不仅向中国教育界传授了其实用主义教育的课程理论，他们对中国学校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建议也切中肯綮，为中国中小学课程与教材改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对中小学课程与教材改革的推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他们领导和参与了白话文运动和国语教育改革，对中小学课程尤其是国语课程与教材的改革影响极大。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1920年教育部通令规定，凡国民学校都废止所用文言文教材，代之以现代语体文，至1922年止，停止使用一切文言文教科书。[5](P381)二是他们主持和参与了与《壬戌学制》相配套的课程标准的制定。三是他们主持了对中小学课程与教材改革的研究。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张彭春主持的中学课程改造研究连续三年被中华教育改进社列为重点推行计划之一。此外，该社还组织了教育图书馆与教育物品陈列所，收集历年的各科教科书，以作历史的比较研究。四是他们进行中小学课程与教材改革的实践。如张伯苓执掌的南开中学在全国中学中率先进行“三三制”课程试验，并对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选科制、学分制、教学时数及各科程度标准进行了深入研究。[6](P911－913)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生与中小学教学改革
    1.孟禄对教学法的批评与建议
    孟禄在赴各地调查教育和讲学过程中，每至一地，必先深入学校教室，参观各科课堂教学情形。他对中国小学教学法较为满意。但认为，中等以上学校所采用的讲演式教学法，导致学生居于被动地位，无主动的精神。他曾形象地说：“中国今日的教学法，譬如踢球，是只教学生研究踢球方法，不叫学生自己踢球。”[7]这种讲演式的教学法，显然不适于科学教学。并认为，中学教学法若不加以改良，就是试行新学制也无益。孟禄建议，要改良中学教学法，首先须改良高师教学法。他还向国人介绍了美国教育的最新趋势——设计教学法，认为这种教学法不仅使学生自动，且进一步引导学生解决具体问题，建议中国不妨试行。
    2.克伯屈与设计教学法的推行
    设计教学法是克伯屈依据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桑代克心理学而形成的一种教学制度，于1917年传入我国，此后，各地相继开始研究和试验，其中以俞子夷(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短期研修)主持的南京高师附小进行的设计教学法试验反响最为强烈。1927年3月，在陶行知为主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盛情邀请下，克伯屈访华。国内教育界迫切希望他此次来华能对中国在推行设计教学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困惑与实际困难予以解答和指导，克伯屈不负众望，深入分析了设计教学法的优点，并详细解答了人们的疑惑。其来华廓清了国内教育界对设计教学法的模糊认识，进一步推动了设计教学法在中国的实施。
    值得提及的是，1925年5月，应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道尔顿制创立者、曾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美国著名教育家柏克赫斯特访华，对中国学校的道尔顿制实验进行了具体指导。其来华讲学，促使中国学校道尔顿制的传播与实验进入高潮。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家来华讲学的推动下，中国中小学教学方法的改革方兴未艾，这其中亦有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活跃的身影。他们除以实际教育调查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依托，积极聘请孟禄、克伯屈、柏克赫斯特等人来华讲学外，还纷纷撰文、著述，或进行实验研究，为中小学教学方法改革推波助澜。
    五、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学子与中国大学改革
    随着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大量任职于民国高等教育界，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努力下，高等教育改革如火如荼，并促使中国高等教育形成了全新的教育理念、富有特色的现代化办学模式，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当时全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两面旗帜——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其执掌校政与担任重要职务者均为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以北京大学为例，蔡元培掌校时期，蒋梦麟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更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先后主持该校校政17年，是历届北京大学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胡适于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此后历任哲学研究所主任、文学研究所主任、代理教务长、教务长等职。194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外，还有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多人任职北京大学，如马寅初曾任经济学系教授、主任，1919年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袁同礼任图书馆馆长，刘廷芳、陈科美、杨振声、查良钊等多人任教育、心理学教授等。蔡元培在改革北京大学期间，虽然在学术上倡导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但在对学校管理体制、学科设置、教学制度、教学内容等方方面面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他更多地依靠了新派学者。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不仅全 力支持其改革北京大学的方针、政策及具体措施，而且直接参与谋划和实施，成为其得力助手。正是在蒋梦麟、胡适等人的大力支持与襄助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使学校自身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北京大学校园。北京大学的改革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21年6月在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的东南大学是中国近现代第二所国立大学。作为一所当时即享有相当国际声誉的新型综合性大学，它曾与北京大学齐名，并称中国南北两大学术重镇。该校可谓哥伦比亚大学学子云集，校长郭秉文及知名教授陶行知、陈鹤琴、郑晓沧、汪懋祖、姜琦、张士一、任鸿隽、汤用彤、陈逸凡、凌冰、罗家伦、朱君毅、程其保、程湘帆、朱斌魁、赵叔愚、陈桢、戴芳澜、孙本文、潘序伦、常道直、艾伟等人均系哥伦比亚大学出身，而俞子夷等教授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短期学习和考察。上世纪一十年代末二十年代初，他们效法哥伦比亚大学先进的办学模式，勇于开拓，锐意改革，使东南大学成为一所名扬海内外的高等学府。
    哥伦比亚大学对当时国内其他一些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大学曾亲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理论，并调研了解美国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归国后，他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宗旨，进行了把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探索，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短短十余年间，南开大学就以校风优良、人才辈出、名师荟萃而著称于世，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私人办学最成功、最具活力的学校之一。又如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罗家伦(曾于1922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成为首任校长。他力倡学术独立、改隶废董，采取了一系列革除积弊的措施，很快使清华学校由一所殖民色彩极浓的“留美预备学校”转变成为真正的“国立大学”。而罗家伦在清华大学的改革亦得到了昔日哥伦比亚大学同学如教务长杨振声、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及冯友兰等人的支持。三十年代，罗家伦又执掌国立中央大学，在近十年的校长任内，他倡导学术研究，加大学科建设力度，聘请一流教授，努力提高教学科研质量，使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最负时誉的大学之一。
    在归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子的努力下，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得以根本改造：如在领导管理体制上，形成董事会制度、校长负责制和教授治校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在学生管理上，实行学生治校和男女同校；在教学制度上，建立学院制(学系制)的组织结构、实行通才教育、学分制的教学管理模式和主辅修制的选课制度；在职能范围上，建立科研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推广活动，发展了高校的科研、服务职能等，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得以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发展模式日益丰富。
    六、结语
    中国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透过这一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哥伦比亚大学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该校师生的联袂主导下，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之路得以重构，并最终建立起兼收并蓄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相对稳定的现代教育体系，尽管这一体系还存在诸多不足，但它给中国未来教育的发展昭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也正是在这一追赶先进、超越传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教育融入了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成为世界现代教育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一由中美两国著名教育家携手主导构建中国现代教育的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教训。
    通过对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关系的考察，笔者认为，在当今全球化发展新形势下，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注意处理好5种关系：即开放与自主的关系、求同与存异的关系、引进与原创的关系、聆听与言说的关系及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具体而言，应做到：
    (一)既要向世界开放，又要坚持自主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必然是开放的教育，要求教育必须向社会、向整个世界开放，而随着与其他国家、地区间交流的不断加强，我国教育的发展也将面临极为丰富的可供选择的世界文化教育资源，如形态各异的思想观念、理论学说、制度文化、教育内容等，这些带有鲜明异域风情的文化资源为我国教育的变革提供了多元选择，也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但在这一选择的过程中，不能迷失自我，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自主选择，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当前我国只有立足全球化视野，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开放的胸襟，努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之优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主地确立教育目标、教育体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才可能有教育改革的成功。
    (二)既要求同，又要存异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教育的发展会形成一些具有全球性的共同特征，如自由、民主、平等的教育价值观念，制度化的教育模式，科学化的教育内容，先进的教学手段等。全球化实际上即意味着同质性的增强。然而，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异质性和多重性也时有表现。只有尊重他种文化，才能清醒地判断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也才能在借鉴继承中做到优势互补。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精华的同时，保持并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因此，我们既要关注同质性，认识到全球教育规范和标准的相对性，也要对各民族、国家教育制度丰富多彩的差异性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与理解，更要坚持走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教育发展之路。
    (三)既要主动学习和引进外域一切先进经验，又要坚持从中国本土教育问题出发，弘扬原创精神
    作为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活动的各种规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教育改革正是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中国教育界由过去的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地面向世界，并试图通过把握世界教育潮流来重建本国教育体系，最终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文化教育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要使中国跻身世界先进教育国家的行列，就必须博采众长，在多元选择的基础上主动学习和引进外域一切先进经验。当然，引进不是移植，更不能取 代自身的创新。要实现中国教育的科学发展，需要学习、引进，更需要融合、创新。当代中国文化教育不仅要采取“拿来主义”，更要向世界贡献我们的创造，使本国文化教育传统在与西方文化开展良性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变革，并重现辉煌。为此，我们应始终坚持关注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找准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教育变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大力弘扬原创精神。只有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与国情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充分发挥主体性，才有可能使中国教育走上一条充满阳光的康庄大道。
    (四)既要“聆听”，更要“言说”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必然是以强势文化为主导，由强势文化垄断话语权的不平等交流。这种不平等交流容易导致不健康的文化关系。近现代中国在被迫开放国门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国人的态度由闭关锁国时期的盲目自大转变为过度的自卑，而这种自卑心理又使得中国教育界在学习、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崇拜、是聆听、是接受，而鲜有自己的质疑和言说，因而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对话。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这种状况也依然存在。如果这种现象不引起重视和警惕，必将导致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教育理论的缺乏和中国教育国际地位的日益低下，进而给中国教育的发展带来恶劣后果。因此，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我们应在保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前提下，深刻反省自身不足，不仅善于“倾听”，更要主动“言说”。而这种“言说”，又是以大量原创性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为前提的。惟其如此，方能真正实现中西文化教育平等的对话，使中国教育有效地吸取外来文化教育的精华，并对世界教育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五)既要继承传统，又要重构传统、超越传统
    如何调和中西文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做到既能走出传统，又不丧失自我，实际上是自清末以来几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前人已经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众所周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教育的激烈批判以后，崇尚西学蔚成风气，人们往往忽视对本国教育传统的梳理与甄别，也导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有盲目求新，过多地否定传统的倾向。而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在中国建构纯粹的现代教育的变革只能是一场失败的变革；反之，立足本土文化及国情，对西方教育文化进行改造与创新的变革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随着教育全球化的推进，这一问题再次凸显在世人的面前。中国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十分宝贵的教育文化传统资源，直至今日这些传统仍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因而在深入发掘、整理本国教育文化传统基础上，明晰把握教育传统在现实中的实际地位及作用；兼采中外，贯通古今，在对一切外来文化教育进行重塑、整合与创新的过程中重构传统，并超越传统，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2011-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