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的无冕之父

　　卢本菲尔德在研究美国宪法及其解释并试图解决通常所认为的宪法性权利与民主自治之间的矛盾时，独具匠心地提出，应该把美国宪法作为一种书写来解读。 “要尊敬合众国在为宪法书写而进行的现实的、历史的斗争中付于自身的宪法性承诺”，美国的成文宪法体现的是一种铭写性的政治，它所创制的是一个民族在时间的延展中所争取实现的自治政府，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自治政府，因此，与其说它的民主性在于它是某个特定时期民众呼声的反映，毋宁在于它记录了这个民族为把握自身命运而做出的争论和斗争。斗争为这个民族留下了铭写在宪法中的奠基性的承诺，因而，这份“世俗的圣经”并非一个横空出世即一劳永逸的文本，相反，它吸纳了论辩和奋斗的热忱，它是由它的民族在时间中不断镌刻着的一座丰碑，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奠基性的承诺下向着自治的梦想迈进。

　　因此，当人们评说美国“修改宪法时，对于宪法中已被历史否定的文字，包括美国的历史耻辱，不是抹掉，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在宪法原文里，显示出美国的后人对宪法的尊重和信心”，我们更能领会斯托林所下判断的分量，——“美国起于共识而存于争议”[1](P6)。正是异见，不懈地为这条航船小心翼翼地探测暗礁险滩、不时地给舵盘拧上一股制衡的力量，终使它一路平稳驰骋未曾因莽撞而毁灭。塔科夫分析美国关于对外事务的权力设置兼具总统的秘密、快速反应与国会的公开、缓慢商议，他把这两种对立特性的结合归结到了“建国历程留给我们双重遗产”：一方面是高贵的渴望，要成为与众不同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清醒的认识，不可能仅仅生活在自己的高贵世界里、也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由都像自己一样高贵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里。[2]事实上，不仅仅适用于对外权力，源于制宪时代的这“双重遗产”也同样适用于美国政治生活的所有基本原则，因为恰恰是“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的争论为[合众国]贡献了美国宪法”[2]。

　　在这个意义上，1787年前后之所以能够被公认为合众国的“关键时刻”，不仅是因为独立战争之后邦联情势危急、亟需能够力挽狂澜的重大行动，这一重大行动——制宪会议——开始直至后续的一年里围绕宪法而发生的不同阶段、不同主题的大辩论也同样参与锻造了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所谓“关键时刻”，在这长达一年甚至更久的辩论中，论辩双方针锋相对的主张绞合在一起共同奠定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而惯常——特别是宪法批准后的一百年里——被人们视为“失败者”的一方，之所以会被简单地定性为“失败”，也正是在于这些所谓的“失败者”们清晰地洞察到内在于这个民族集体命运中的种种张力，他们提出并试图去控制这种张力。焦灼于两极的人往往显得沉重而黯淡，相比在辩论初期即已占据有利形势的对手，他们的观点既不鲜明又毫无棱角，他们犹豫徘徊，他们深思慎明。他们坚持说不，直到步步封堵可能的漏洞，直到道尽所有忧患，直到确信已把这些前见的担忧最大限度地限制在可能之中，然后他们点头同意，在规则之下开始制度内的谨慎合作，以积极而正当的行动来守护那些之所以曾使他们说“不”的原因和目标。在反联邦党人说“不”的这一时期，他们的沉沉忧虑和重重审慎处处逼视着联邦党人的宏伟蓝图，他们的质疑和警示就像给即将放飞的风筝加了一板稳重的线轴，当宪法最终投入运行时，不至于无所顾忌而肆意妄为。

　　1788年6月新宪法生效，并不意味着反联邦党人的观念和行为从此销声匿迹，相反，他们融入到了新兴的政治体中，在一段时间里消失的至多是“反联邦党人”这一名号。事实上，在批准宪法后的三四十年间，反联邦党对公众的民主参与、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同质性(也即实际代议制或利益代议制)等焦点问题的理解，都渗透在立宪建国之初人们对联邦政体的讨论和认识之中，这些理解也直接影响了杰斐逊式的以及稍后一些的杰克逊式的联邦主义思想，而且，通过倾注于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反联邦党人的思想在政治实践层面赢得了实际的上风。

　　尽管如此，人们却未曾顾及关于名号的策略性狡诈以及现实政治中错综的思想导引以及复杂的实际运作，单从宪法经得批准这一表面事实来品评宪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致使“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后一个世纪都一直面临着“实予名不予”的命运。相比对联邦党人的齐声称颂和顶礼膜拜，对于反联邦党人，报章杂志则呈现一片鞭挞之声，出版界更是不曾见到反联邦党人的论战结集问世以作为读解宪法的参照。特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国家主义”的统一论调逐步加强，反联邦党人被当作失败者、不和谐的声音、开历史倒车的人、无教养且被债务所困的乡下人、狭隘自私的小宗派、辉煌建国历史中的污点诸如此类的反面形象而被遗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中。哈佛大学法学院强烈压制各种具有州权偏好的宪法解释，力图在宪法理论中彻底剥除反联邦党人的声音，这一做法一直垄断着十九世纪中后期主流法理学的风向。内战爆发，建国时代反联邦党人的主张更是被视为邪恶的“州权理论”的直接渊源，“反联邦党人”这个称谓干脆被等同于“奴隶制的支持者”、“分裂主义分子”等有碍人道原则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反动势力的代名词。从历史书写到宪法解释，蔑视甚至敌视反联邦党人是当时学术界和公众舆论的基本倾向。

　　十九世纪是从联邦党人的立场来看待宪法争论，但在二十世纪则正相反，对民主、平等以及政治德行的诉求使人们想起了那些曾经批判过现行宪法的人，对政治参与和共和德行的渴望使人们更多地希望从反联邦党人的思想资源中找到确保民主自由的疗救方案。对反联邦党人的明确关注始于十九世纪末，随着合众国内伤初愈，工商业出现大规模垄断，工人生存条件恶化，工会组织遭到禁止，小商人处境艰难，城市贫民激增，农民贫困化，妇女和黑人普遍受到歧视性待遇，而政治领域中金钱私欲渐成主导，贿选成风，政府支持不公正的补贴和保护性关税，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失衡，这一切激起了平民党运动以及延续到二十世纪的一系列反抗运动，要求人民在政治事务上更大的发言权，敦促州政府采取纠正性措施。进步主义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首先从这一时期民众的民主呼声中看到了反联邦党人的遗迹。另一位更具影响力的进步主义史学家查理斯·比尔德以动产和不动产集团来二分宪法斗争的参与者，将宪法还原成利益集团出于经济考虑的产物，比尔德划分的武断后来常遭诟病，但第一次强有力地质疑了身为“国父”的制宪时代联邦党人的动机，动摇了联邦党人在两个世纪里建立起来的不容置疑的高贵名声，比尔德并没有直接赞赏反联邦党人，但无形中提醒人们注意到反对的声音，自从“比尔德对宪法以及制宪者的批评兴起之后，反联邦党人逐渐受到相对友善的对待”。[1](P2)比尔德的经济决定论引发众议，后来的许多学术努力都意在消除简单还原论的偏颇，而把建国历程——包括宪法诞生之初的挣扎——视为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和对垒。塞茜莉亚·坎雍开启了这种扬弃比尔德而从观念史的角度研究制宪建国这一早期历史问题的先河，她在1955年那篇重要文章中指出反联邦党人最本质的特点是对民主自治、进而对“全国政府之自我治理”)没有信心。新进步主义史学家杰克逊·特纳·梅因从进步主义传统内部完成了超越比尔德的工作，当时美国冷战的文化强调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统一民族的成就、强化国家崇拜，在这种气氛之下，勇气十足的梅因清醒而尖锐地要求人们认真对待反联邦党人。他揭示出联邦党人对称谓的盗用，自谓“联邦党人”的人们所暗指的“联邦”已不是独立革命所孕育而出的、州权优先的“联邦主义”(也即邦联主义、或为与宪法所倡行的“新联邦主义”相区分也可权且称作“旧联邦主义”)，而是一种结合了单一制国家理论的“新联邦主义”，他们把反对拟议宪法的人称为“反联邦党人”，于是，从字面的效果看，“反对宪法的人”便与“反对国家的人”发生了某种奇异的联系，这使对手在辩论中先失一招。而真正坚持联邦主义原则的是“反联邦党人”，他们希望“各州独立的主权都能持续下去——同时渴望总体政府能够以最有利的方式来巩固联盟” 转引自[1](P15)，当联邦党人欲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时，他们已经背离了根本意义上的联邦主义。梅因通过史料的爬梳和分析发现“反联邦党人提出了严肃的论点，值得现在继续聆听”。从此，反联邦党人日渐清晰地进入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内，关于反联邦党人的研究也随之声势鹊起、渐成规模。

　　二十世纪——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反联邦党人对当初拟议宪法的批评有了更多的认同和支持，随着美国早期历史的不断重写，多数学者认识到在建国者的行列中明确地追认那些“忠诚的反对者”所应有的地位是必要且恰当的，而且时至今日，“政治谱系的左翼和右翼中也都有反联邦党人的追随者”。其实，学术风向的变动，不仅是学术史自身发展脉络使然，也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政治局面所致，暂时补救性的新政成了永久政策，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权力不断扩大，人们对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急剧膨胀忧心忡忡，反对中央政府的过度集权，要求地方自治，对民众普遍政治冷感的厌倦，对席卷全球的美式消费主义的反思，都是发掘反联邦党人这一思想资源的现实动因，人们希望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更具有纵深感地来审视这个政治体，找到理解和推进共和道路的另一种可能;而宪法解释中层出不穷的分歧，原初主义的法理学及其引发的争论也迫使人们追溯宪法文本之外的声音，因为无论是定位原初意图还是消解原初意图，都需要参询制宪双方的考虑。可以说，美国宪法的生命力越持久，反联邦党人的心意越是不容忽视。

　　正如艾尔布里奇·格里所言，合众国“处于一种微妙境界”，她既不是同一个邦国，也不是许多不同的邦国，因此在治国问题上，她不能过分地追求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自脱离母国而宣告独立之日起就一直蕴含在合众国政治路途中的太多双重性——州与中央、自由与强悍、权利与权力、美德与利益——都需要在富于政治教养的公共氛围中进行理性的对话和商议。不同的声音既是纵深地拓展原则所必需，也是原则贯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制衡。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逻辑很难适用于美国立宪建国这一重大事件，因为这既不是一场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以扫除对手的智识影响、甚至消灭对手肉体存在为目的的灭绝式的争斗，也不是一场为赢得大奖而展开的较量言辞技巧、煽动观众情绪的比赛式的辩论，它的确是一场争斗、也的确是一次辩论，但却是为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前途、怀揣炽热的乡土情和责任心，以公开、文明、有礼有节的方式而进行的探讨和交锋，它是特殊的争斗、特殊的辩论，它要尽可能地穷尽特定时刻的人类智慧，用坚定的言辞洞穿人事深不可测的未来，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谋划，皆因它的认真而严肃的态度、热烈而积极的行动以及和而不同的合作姿态而最大限度地逼近了蕴藏在世界历史深处的一个民族的命运。无所谓成败，有的只是一个迄今看来依然成功的民族，这个民族中既有发言者、又有聆听者、还有互动的提问者和参与者，这个民族因不同的声音而成功地窥见到并且把握住自身的潜质，乃至于今天，他们之间的对话仍然鲜活激越，他们共有的未来仍在彼此的争论之中孕育成形。

　　作者：苏婉儿 来源：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 200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