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之后法国作家的政治情结

　　著名批评家詹姆逊在谈到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创作时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的确，在整个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普遍遇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于是，政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国家的文学首先关注的主题。由此观点考察19世纪前后的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至20世纪中叶的法国文学，政治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作家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人们说法兰西是一个热情而浪漫的民族。法国人的这种热情与浪漫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由于剧烈变动和社会生活的刺激，便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高涨的政治情绪和强烈的政治意识。1789年7月14日，随着巴黎人民攻陷象征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一个月后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更成为长期鼓舞法国人民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强大精神武器。此后，法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定，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连绵不绝，正如亨利·列弗弗尔所言：在当时的法国，“政治超脱了经济和社会，它走到了经济和社会的前面”。而在法国当时这种政治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政治又表现为政治斗争和军事纷争两种状态。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本身简直就是战争。而在这两类政治斗争中，都不乏法国作家们活跃的身影。

　　首先，在法国革命过程中，大革命之前逝世的一批法国著名作家的思想和精神对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伏尔泰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对思想迫害、书报检查制度的抨击，唤起了法国人民对自由和人权的向往，鼓舞了革命时期人民的斗争意志。1789年大革命爆发后，他那曾为官方所不容的棺椁终于被迁回巴黎伟人公墓，并被刻上“他教导我们热爱自由”的题词，显示了他在革命中的崇高地位。孟德斯鸠曾在其《波斯人信礼》中对法国的专制制度和社会风气进行了尖锐讽刺，他主张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他的学说对革命时期的立法产生了重要作用。卢梭在他的《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民约论》中阐述了他激进的革命思想，他的学说对革命中的激进派，如雅各宾派产生了很大影响，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的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学生，他主持的1793年的宪法依据的就是卢俊的这些思想。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活跃在法国文坛上的主要是一批贵族浪漫主义作家，如夏多布里昂、迈斯特、波纳尔等，他们宣传宗教神秘主义和教权主义，作品中充满了阴暗悲观的人生观，成为对18世纪启蒙文学的一股反动力量。此时，法国文坛主张反抗封建专制的作家群体尚未形成，值得提起的只是一些小人物，比如幼小的司汤达曾支持共和党人的胜利，他缝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游走在自己的宅院中，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不自由，毋宁死!”比如在1792年普奥联军攻入法国之后，立宪会议在人民的压力下，号召人民在祖国的危急时起来救国。这时，马赛青年军官热·德利列创作了《马赛曲》：“前进，祖国的儿女们/那光荣的日子已经来临。我们面前那个暴君/举起了血腥的旗帜来反对我们。”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后来竟成为法国的国歌而沿用至今。

　　187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过雅各宾专政、“热月政变”和“雾月十八日政变”，拿破仑最后掌握了国家政权。1804年拿破仑称帝之后，对内实行高压政策，通过军队和警察限制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迫害过去的革命者，大力削减报刊以控制舆论，巴黎原有的73种报刊只剩下了4种，并且禁止谈论任何政治问题。拿破仑对外推行非正义的战争政策，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邻国的封建势力，但其武装侵略也遭到欧洲各国的普遍反对。此时的法国，斯达尔夫人、龚斯当、塞南古、诺缔埃等一批作家成为拿破仑统治的反对派，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的利益，以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反对拿破仑的内外政策。龚斯当在立法院公开提出反拿破仑的建议，斯达尔夫人的父亲也公开表达反对个人独裁的观点，于是，斯达尔夫人等作家被拿破仑驱逐出巴黎。以斯达尔夫人为首的这些作家政治上是温和派，思想上是自由派，他们追求的个性自由与拿破仑的独裁政权必然要发生激烈冲突。

　　1815年波旁王朝在法国第二次复辟，白色恐怖铺天盖地，革命和进步人士遭到残酷迫害。在复辟王朝时期，以作家龚斯当为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同波旁王朝的反动政策进行了长期斗争，1825年2月13日，在查理十世将赔偿贵族十亿法郎的法案提交议会讨论时，龚斯当站出来发表演说，是会上表示反对的仅有的三个议员之一。当时刊载龚斯当演说的该期《立宪报》，因广受民众欢迎而不得不加印一版。1827年春天，龚斯当就政府查禁出版物法案发表了多次演说，同样受到人民的热情欢迎。这一时期，司汤达也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他在米兰时即同情煤碳党人为摆脱外国奴役而举行的起义斗争，积极支持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被意大利政府驱逐出境回到法国后，他与一些反对王朝复辟的文化人一起，经常出入自由派的文艺沙龙批评时政。司汤达提出“作家必须同战士一样勇敢”的战斗口号，并且把批评当时文坛上的伪古典主义提到反对王朝复辟的政治斗争的高度，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许多作家都踊跃地参加了这一政治斗争。大仲马放弃了去阿尔及尔的旅行，背起双管猎枪威风凛凛地参加了推翻波旁王朝的战斗，他除了发表演说鼓舞人民的斗志，还身先士卒参加激烈的巷战，并带头冲进复辟王朝的最后一个堡垒——杜依勒利宫。为了防止复辟王朝的反扑，大仲马还同一位年轻的画家一起到外省收集弹药，经过将近十天的艰难困苦，终于将三千五百公斤弹药运到巴黎，得到了即将登基的奥尔良公爵的热情称赞：“仲马先生，你刚刚演出了你最精彩的一出戏。”1830年6月，龚斯当因病到外省乡间修养，此时，七月革命就要爆发，他收到拉法耶特将军从巴黎发来的信件：“一场令人骇怕的生死斗争在这里开始了，我们的头颅都冒着危险;来吧，把你的头颅也参加进来吧!”于是，龚斯当抱着病体毅然回到巴黎参加了七月革命。七月革命是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胜利，是法国进一步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七月革命的胜利，使法国波旁王朝的半封建的君主制度又变成了完全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度。龚斯当在七月革命中为大资产阶级代表奥尔良公爵掌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在7月30日革命胜利后，游行队伍簇拥着奥尔良公爵向巴黎市政厅凯旋行进时，龚斯当是走在队伍最前列的人之一。

　　1830年革命中上台的七月王朝代表了一小撮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后，广大小资产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受到极大限制，于是，1848年的法国革命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在这次革命中，许多作家都参与了进来。温和的女作家乔治·桑在诺昂听说巴黎爆发了革命，立刻动身赶来参加。巴黎火热的革命气氛激起了她的政治热情，她说：“我度过了好些不眠之夜，好些坐立不安的白天……我生活，我有力量，我生气勃勃，好像我才二十岁。”乔治·桑满腔热情地编辑《共和国公报》《人民事业》周报，亲自撰写了多篇文章和社论，宣传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抗一切压迫者。她在给儿子的信中兴奋地写到：“如今，我已像个政界人物一般忙乎。”而以前在政治上与现实妥协的作家雨果，在这次革命中重新焕发出了政治热情，他同人民一起战斗，被选为巴黎第八区区长和国民议会议员。路易·波拿巴攫夺了革命果实后，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用武力帮助意大利罗马教皇恢复职权，雨果对此发表演说进行了严厉抨击，宣布与当权的秩序党决裂。1848年12月1日深夜，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以武力解散国民议会。随后，巴黎人民拿起武器展开斗争，以鲜血和生命保卫革命果实，雨果站在巴士底广场上发表了义愤填膺的演说，然后不避凶险地穿插在各个街垒之间，鼓励人民不屈不挠地战斗。抵抗斗争失败后，雨果被迫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雨果也从未放弃政治斗争。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祖国危难之机，年逾古稀的雨果激动地返回巴黎，面对围困巴黎的普鲁士军队，他积极报名参加国民自卫军，并发表激昂的爱国主义演说，鼓舞人民的抗敌斗志，他还捐款铸造抗敌的大炮，其中一尊大炮就以“雨果”命名。对于后来的巴黎公社起义，雨果虽然不能理解，但当刽子手大肆屠杀公社社员时，他又仗义执言，为被判决的社员辩护，以至在后来的议会选举中因同情公社社员而落选，但他却无怨无悔。

　　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帝制的社会基础已经尽失，共和制最终在法国站稳了脚跟，近一个世纪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宣告结束。但是，法国作家在革命中对政治斗争和战争本身的直接参与，已逐渐在文坛上形成了一种关注政治的传统，这种光荣传统得到了此后众多法国作家的继承，并使这种主持正义的政治力量在法国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方面的事例非常多，其中最值得提起的有两件事。一是左拉的不畏强暴。1897年，面对法国政府和军队方面联合炮制的德雷福斯这一轰动法国的巨大冤案，左拉、法郎士、普鲁斯特、格雷格等一批作家，为了正义和真理，同强大的右翼政府和军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给共和国总统的著名的公开信《我控诉》，并义正词严地在法庭上揭露这一对整个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法郎士则亲自出庭为左拉辩护。左拉因参与政治而遭到了政府的迫害，被迫流亡英国。1905年，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法郎士在此时已经谢世的左拉墓前称赞他是一个“在哪里遇到社会弊端，就在哪里战斗”的人。二是萨特的正义凛然。1968年5月巴黎爆发了学潮，后来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学生运动，年事已高的萨特焕发出了高昂的政治热情，他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出席集会、发表演说，坚决地支持这一弱势群体的革命行动。这一年，苏联入侵捷克，萨特给予强烈谴责。1969年，苏联将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萨持表示了愤怒的抗议。1970年，法国《人民事业报》主编被官方抓捕，为保护这类激进派的出版物，萨持挺身而出亲自担任该报的社长。同年9月，在审理《人民事业报》案件时，萨特主动出庭作证：“假如他们有罪，我比他们更有罪。”充分显示了一个正直作家可贵的人类良知。

　　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至20世纪中叶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法国的古代作家还是后来的现代作家，他们都普遍具有一种相当强烈的政治意识。可以说，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文学中的这种政治意识代代相传、绵延不断，逐渐在此后的法国作家中形成了一种颇为稳固的政治情结。

　　作者：张桂琴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2004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