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环境与政治经济周期

　　经济增长的过程总是伴随着经济波动，即经济增长率时高时低，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趋势。探究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影响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便是探讨经济周期的政治决定因素，形成了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PBC)理论。

　　诺德豪斯(Nordhaus)建立了一个正式的PBC模型，刻画了在位的执政者为了获得连任，在选举前夕操纵经济运行，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波动的局面。希布斯(Hibbs)认为，不同政党的执政者拥有不同的宏观经济目标，因而执政结果会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两党(或多党)轮流上台执政，因而会使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局面。诺德豪斯模型强调执政者在大选之前试图提高经济绩效、带来经济繁荣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被称为“机会主义” (opportunis-tic)模型;希布斯模型则强调不同党派的执政理念及目标的差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因而被称为“党派”(partisan)模型。这两种模型构成了PBC理论的基石，形成了两条发展脉络，此后的模型扩展和经验检验都是沿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

　　对机会主义模型进行经验检验，被解释变量通常是经济绩效(如GDP、失业率等)和政策工具指标(如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等)的逐年变化率，而解释变量包括经济绩效或政策工具变量的滞后项、一些其他经济变量和政治虚拟变量。众多的经验分析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在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大选前夕，总量经济指标并没有显著增长的迹象;在许多OECD国家，通货膨胀率在大选之后有明显增加，在美国，1979年之前存在这种现象，之后这种现象消失了;很多国家在大选之前都纷纷提高货币增长率，在美国，这种现象仅在1960至1980年之间存在。而对党派模型的经验检验也结果不一，例如艾莱斯那(Alesina)通过对数据的描述，展现出美国具有明显的党派周期;艾莱斯那、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Roubini and Cohen)、福斯特和艾恩斯(Faust and Irons)则证伪了理性党派模型。

　　二、决策环境：经验检验有效性的关键

　　经验分析结果的不一致性引发了学者的思考，使用相同方法对相似变量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选举或党派效应的强度存在明显不同，在位者也会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这些问题都未获得合理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在位者所处的决策环境，会严重制约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进行经验检验的有效性。

　　根据弗兰泽塞和朱斯珂(Franzese and Jusko)，按照不同的划分方法，决策环境可分为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制度环境、结构环境和战略环境等。无论是假定适应性预期的传统政治经济周期模型，还是纳入理性预期的模型，都忽视了在位者所处的决策环境，从而使经验检验结果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政治经济周期的强度大小、规律性强弱以及包含的内容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呈现差异，产生“环境效应”的因素会因政策、国家、时机而不同，这些因素包括经济政策和产出的属性、决策者的连任及党派性动机，还包括政府间、政府内、政府外的决策权在执行者间的分配，以及政策效果和可操作性。例如，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决策者对某些政策保留较少的自主权，或某些政策可能具有较差的经济效果，很可能会减轻政治经济周期。当政策制定的控制权集中在少数高度自律的党派行为人手中时，政治经济周期可能会被加强。类似地，选举规则可能会影响政府支出在人口目标和地理目标间的相对政治收益，从而在加强某些政治经济周期的同时削弱另一些周期。这些例子表明，决策环境差异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基于竞选和党派收益目标而操纵政策和产出的动机与能力;而环境差异同样会通过许多不同的民主、选举和政策路径来修正这种操纵的效率。

　　在民主国家，所有的决策者和政策最终必须要通过党派选举而得以生存，因此，政治经济周期总是会出现，但出现的程度和特征深受环境条件的影响。深入剖析政治经济周期文献可以发现，对制定经济政策所处环境的关注已成为研究政治经济周期问题的关键，它直接决定了经验检验的有效性。

　　三、决策环境与选举周期

　　本文的主旨在于依托决策环境这条主线，回顾总结政治经济周期文献，为此，首先需要剖析诺德豪斯和希布斯的经典文献，特别要指出经典文献中没有强调的环境特征，随后揭示出决策环境对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作用。

　　(一)适应性预期公民

　　诺德豪斯展示了现任者如何使用货币政策来操纵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来赢得短视选民的选票，其模型的核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行为人有适应性预期，即预期通胀率基于且仅基于过去的通货膨胀率。第二，选民是天真的，他们偏爱能够掌控低通胀及高就业、高增长的在位者，在进行回顾性评价时，他们对近期结果赋予的权重过高。第三，现任者追求连任并控制菲利普斯曲线来调整政策，因此，现任者在选举前使用扩张性政策来提高实际产出，在选举后使用紧缩性政策来应对随之而来的通胀，并为下一次选举进行再次刺激经济的准备。 希布斯指出，当经济形势良好时，在位者获得连任的几率将提高。克莱默(Kramer)、费尔(Fair)和希布斯对总统选举的经验分析，塔夫特(Tufte)对国会选举的经验分析，以及麦德森(Madsen)、李维斯-贝克(Lewis-Beck)对欧洲民主国家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结论。艾莱斯那、伦德里根和罗森塔尔(Alesina，Londreganand Rosenthal)发现，在美国，选民持续地用天真的回顾性投票奖励或惩罚在位者，而不是进行理性的回顾性投票。这样，“经济投票”模型被充分建立起来，学者们开始在此基础上研究环境条件。

　　已有的研究对“经济投票”和“选举产出周期”(特别是实际产出)的支持力度显著不同。例如，阿尔特和克里斯托(Alt and Chrystal)，艾莱斯那及其合作者，以及希布斯的经验研究表明，来自美国或OECD民主国家的经验证据对选举政策周期提供了不一致的支持，并且对于产出周期，特别是实际产出周期的支持几乎没有。更大范围的观察显示，对经典的选举产出周期的检验结果并不一致，但并未将其完全证伪：根据弗兰泽塞的综述，该领域的14篇论文支持了某些周期的存在，而另外8篇文献的检验结果显示了弱周期或无周期迹象。

　　然而，这些看似不一致的结论可以被决策环境这一关键因素统一起来。诺德豪斯(1975)中的引例指出，观察1947年至1972年的9个国家，只有3个国家存在明显的选举性失业周期，进一步的观察表明，势均力敌的选举双方、强大而统一的行政机构，以及国内政策自主会导致最强的周期。这就是说，经验证据从一开始就表明，对选举周期而言环境条件的重要性。选举周期经验证据的不一致性可能源于一个过于绝对的假设：所有的在位者在所有的选举中同样程度地追求连任，并为了这一目标同样程度且同样有效地控制政策。然而，连任动机、政策操纵，以及政治～经济政策效率并不相同，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下有明显差异。

　　以宏观经济产出来考察选举周期的经验研究，会受到政策性质的严重制约：有选举激励的在位者会偏好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易于操纵且易于被选民感知的政策。在大多数民主国家，相比于转移支付或对于宏观经济的操纵，政策发起或修正的时机，以及选举本身可能更容易被在位者操纵，并且对于选举来说更为有用。当在位者能够提早发起选举时，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容易将选举日程安排至经济扩张而不是萧条之时。伊藤隆敏和帕克(ho and Park)等学者发现有力的证据，表明日本具有策略性选举日程安排。相似地，乔杜里(Chowdhury)发现印度的策略性选举安排，其他更广泛的比较研究也有这样的发现。

　　以上结果全都表现了在位者选举性(党派性)操纵的拉姆齐法则：假设政策的边际收益递减，在位者操纵所有政策的程度将与他们的相对净收益弹性正相关。简单地说，在位者使用所有政策工具的程度，将与这些政策满足选举目标的有效性成比例。更具体的，一个选举的拉姆齐法则意味着，政策构成和水平都会表现出选举周期，直接实施的政策比间接政策表现出更显著的周期性，而且这种选举的程度和特征显著受到环境的制约。

　　总体来看，选举周期理论在直接转移支付方面获得了最强的支持，在选举期间及之后的其他政策和通胀方面也获得了较强的支持，在实际产出方面获得的支持最弱，其主要原因在于环境条件的制约。此外，选举周期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致的支持，而在发达民主国家获得的支持较少。因此，最有前景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纳人环境条件因素，如果忽视了存在联盟伙伴、自治的中央银行等环境因素，将会导致对选举周期进行经验分析的明显缺陷。因此，选举周期的程度和内容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受到环境条件的高度制约。

　　(二)理性预期公民

　　由于适应性预期的假设过强，菲利普斯曲线完全可被操纵的假设也与事实不符，基于适应性预期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自然会受到各方的质疑。实际上，选民和经济行动者能够轻易地预见选举和决策者的激励，因此在理性预期条件下选举周期不应该存在，或不应该有实际的效果(尽管对直接转移支付的激励依然存在)。如果决策者并不比选民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他们就不能够通过选举前的刺激来有效地显示他们的执政能力，因此，也就不存在充分利用菲利普斯曲线的激励。然而，如果一些行动者采取适应性预期，那么菲利普斯曲线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操纵;相似地，如果一些选民只看在位者过去的绩效对其进行评价，他们的选票份额可以衡量在位者更广泛的选举激励。此外，如果一些影响在位者绩效的特征持续存在，而且选民不能完全观察到这些特征，理性预期的行为人仍会回顾性地评估政绩。因此，在不完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经典的选举产出周期模型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正如弗兰泽塞和朱斯珂所描述的，理性预期下能力揭示的选举周期模型与完全信息理性预期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选的决策者比选民享有信息优势，特别是对其自身执政能力的认识。这种信息优势导致了更小、更不规律的周期，特别在实际产出上。即使经验证据支持这一理论，在检验“更小、更不规律的”周期是否具有确切程度时，定量分析也是十分困难的。此外，当考虑许多环境条件时，也会得出更小更不规律的周期。因此，实证研究并没有推翻理性预期下能力揭示的选举周期模型，只是相比于适应性预期下的政治经济周期模型，这些周期看起来更小更不规律。

　　然而，现实证据与理性回顾性投票不符;不论在理性预期还是在短视条件下，环境制约的周期理论都预测了更小更不规律的周期;如果现实中的政治经济行为人在信息和理性程度方面具有差异，那么也会呈现出更小的不规律周期。理性预期的选举模型的理论性比实证性更强：选民的预期、理性预期评估很可能限制了在位者操纵经济政策的程度，当然更限制了带来选举优势的结果。这就是说，观察到的周期现象能与理性预期相容，但是理性预期本身不能完全解释所观察到的周期。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经济行为人所处的信息环境，仍是选举者激励中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

　　(三)进一步讨论 　环境条件在选举周期中极易被忽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选举对手，在大多数模型中，对手并未产生直接作用。例如，实力超强的对手会使在位者预期出现一场激烈的选举，因而会滋生更强的行动激励，并使这种激励系统化。相似地，强劲的挑战者也会使在位者修正揭示其能力的激励。在位者能力越强，展现得越多，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同平均水平的挑战者区分开来;由此，强劲的挑战者可能会带来更为缓和的选举竞争。这可能会为理性预期下能力揭示的选举周期模型提供一些经验支持。

　　此外，从经验上看，机会主义行为似乎在选举前和选举后立即发生，而且，至少在转移支付和财政赤字方面，选举结束之际的竞选行为更加明显，周期更为确定。使用挑战者理论也能解释这一现象。在位者能够在选取前做出承诺，因此他们必须履行承诺以获得选民信任;基于同样的原因，获胜者也会履行其承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用更好、承诺更多的候选人将会胜出。在机会主义行为有成本的条件下，在位者必须估计该行为的最优规模，由此，在选举前的案例中，会包含那些承诺较少、缺乏信用从而落败的在位者，而选举后的案例中，也会包含慷慨承诺的获胜者。因此，从本质上说，选举获胜=可信性*慷慨承诺，这样，新当选的政府正处于蜜月期，会最具生产效率，所以选举后的承诺比选举前的承诺更为确定且更为重要。早期的研究只是比较了选举前期和其他所有时期(包括选举刚刚结束之际)，因此所得结论的可信性大打折扣。

　　非常明显，对选举周期理论的经验检验结果存在严重分歧。究其原因，决策环境对决策者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如果不考虑环境因素，将会导致错误的估计。尽管经验证据更支持党派周期，本部分探讨的选举周期也非常明显地受制于决策环境因素。

　　四、决策环境与党派周期

　　(一)适应性预期公民

　　在政治经济学的党派模型中，无论是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还是选民投票，都是基于党派性展开的。政党努力同各种选民集团建立纽带，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迎合各集团利益以建立声誉。政党和选民都十分看重这些纽带和声誉，因此在位者会实施鲜明的党派性政策，从而导致显著不同的经济结果。实际上，相关理论并未预测政党间的行动差异如此显著：根据霍特林唐斯布莱克(Hotelling-Downs-Black)模型，至少在两党竞争中，政党会趋同(converge)，即政党的政策会趋于一致，都实施中点选民所偏好的政策。

　　然而，从理论上讲，党派趋异(diverge)可以在选举竞争的一些合理状态下出现。选举中的不确定性或不完全信息，特别是中点选民偏好的不确定性，允许利益相关的政党以有限的投票成本离开预期的中点，即造成趋异现象，并且不确定性越强，两党之间差异越大。如果选举前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也会造成两党趋异;候选人可能会发现，最优的政策是在选举之后食言：在两党没有进入下一阶段博弈的情形下，若两党偏好不同，则当选者没有动机来实施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所以选民会认为，无论两党如何做出承诺，他们在当选之后将实施其自己所偏好的政策。在这些条件下，任何程度的两党分化都是可持续的。更为现实的情形是，在有一定进入成本的条件下，会出现公民一候选人多重均衡。当仅有中点进入者时，会出现霍特林一唐斯布莱克模型的结果，而当两个候选人同中间进入者的距离相同时，进入成本增长会使两党差异不断扩大的局面得以维持。因此，两党趋异是一个有待进行实证检验的问题。

　　在实证上，党派之间经济政策及产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塔夫特发现，美国两党在经济和劳工议题上的分歧比在其他议题上的分歧大得多，与此同时，两党的选民也具有类似的分歧，尽管剧烈程度稍小一些。特别地，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对所有人而言都具有显著的周期性，但持续存在的党派差异则明确反映了两党选民各自的社会经济特征。希布斯详尽地建立了左派和右派的偏好，强调了他们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相对厌恶程度，明确指出社会低端群体面临着更为严重、周期性更强的失业风险，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只能部分缓解该风险。

　　因此，不同的选民集团受困于失业或通胀的程度并不均衡，公众的看法反映了这一客观差异，并且反映在选举投票中，从而导致不同党派对打击失业或通胀存在不同的激励。更一般性地，政党的施政方针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存在差异，选民意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据此来进行投票，政党又依据选民的反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因此，左翼政党通常希望获得低端群体的支持，从而会谋求更高的增长和就业水平，容忍更高的通胀率;而右翼政党会做出相反的行动。希布斯假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会产生可观的中短期效应，所以这些政策差异也将会导致经济产出的差异。

　　同选举产出周期相比，支持党派性周期的经验证据更为丰富。希布斯的估计结果表明，美国共和党执政时期比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失业率高1.5至2个百分点，而实际增长率低5.3至6.2个百分点。在1948年到1978年间，民主党为收入不公平的减少贡献了60%左右。贝克尔(Becker)指出，这些估计未剔除通货膨胀因素，高估了大约三分之一，但方向上是正确的。希布斯、帕尔达姆(Paldam)等使用更多OECD国家的样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艾莱斯那及其合作者使用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均证实了党派性周期的存在。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都发现了环境制约下的党派性周期。总之，无论使用美国数据还是进行比较分析，经验研究均得到了可观的证据，表明在左翼政党执政时，周期中的党派性具有恶化名义产出、改善实际产出和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然而，克拉克及其合作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环境制约的周期更支持选举周期而不是党派性周期。

　　总体来看，经验研究表明，尽管党派性周期在分配结果方面被证实，甚至实际产出的党派性周期也获得了一定的支持，但党派性周期在名义产出方面获得了最强的支持。广泛的党派性政策周期也得到了一致且有力的证据支持，其中公共就业、政府收入与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时，获得了最有力的支持。最后，党派性周期在社会或福利政策、税收结构、货币政策等方面获得了更为一致的支持，而对财政政策的检验结果则存在分歧。例如，天真的“左翼赤字、右翼盈余”论点得到的支持最为有限。 综上，对党派性政策及产出趋异的经验分析经常得到同预期相符的结果。然而，估计系数差异显著并且估计系数的标准差有时较大，意味着估计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也支持了克拉克(Clark)及其合作者指出的，党派趋异的程度相对较小。从经验分析的细节来看，估计系数不显著的可能原因在于，样本量不足、样本中的观测值差异不明显、控制变量不足，以及对环境的错误设定。最后一点原因尤为重要，因为当我们分析党派性周期，特别是分析财政和货币政策时，经验分析的结果高度依赖于环境制约。

　　(二)理性预期公民

　　与选举周期的情况不同，大量经验证据支持党派性周期，因此就不存在特别的实证谜团来促使理性预期党派模型诞生。然而，艾莱斯那的理性党派理论(Rational Partisan Theory，RPT)填补了理论空白，提供了一个与现代理性预期学派在逻辑上一致的框架。特别地，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完全可预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如同传统的政治宏观经济政策周期所描述的)，RPT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RPT的关键之处在于选举的不确定性。最简单的模型可以概括如下：经济具有理性预期的特征，因此只有不可预期的政策才会影响产出。例如：一个理性预期下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即将前瞻性预期而非适应性预期融入整个模型。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具有不同的偏好，并且在当选后会实施不同的政策。相似地，选民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偏好存在差异，并且他们会将选票投给预期带给自己最大效用的政党。在这些条件下，经济行动者(选民)的理性通胀预期将会是两党偏好的加权平均值，权重是理性预期下两党获胜的概率。在选举后，预期会调整到实际当选的党派，当然，调整速度要受到名义合约(例如工资谈判合约)的限制。因此，除非获胜者具有完全的前瞻性，实际选举结果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政策，带来短期实际产出的变动，而随着选举结束、合约缓慢调整，这种变动会逐渐消失。

　　艾莱斯那等学者使用战后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政治经济数据，构造了理性预期和非理性预期变量，对支持选举周期和党派性周期的经验证据进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实际数据一致地支持理性预期模型，特别是强有力地支持了宏观经济产出的党派理性周期，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可识别的选举性周期。

　　纵观已有的经验研究，短期指标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证据，然而，以此为基础坚定地认为RPT理论正确还为时尚早。举例来说，估计出的各种周期实际上差异很小，更为严重的是，理性预期之外的众多理论也能解释短期党派性效应。例如，艾莱斯那等人描述了如下政治图景：左翼政党先使用扩张性政策，随后观察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状况，当政党认为通胀率过高从而为选举带来负面影响时，转而使用紧缩性政策;极右的政府则采取与此相反的政策。这些方式被艾莱斯那和罗森塔尔称为“中期平衡(Mid-term balancing)”，也将会产生以短期指标表现出的周期;同样，“蜜月效应”即刺激政策的收益递减，也将引起周期的发生。最后，也是RPT的最大困扰，从现实和统计指标来看，美国实际增长的党派性周期在1972年以前更为明显，而直接揭示RPT实际周期的指标——显著的右翼/左翼间通胀率差别则在 1972年以后才出现。

　　RPT也更具体地预测了实际产出效应需要与选举的意外程度相称。艾莱斯那等人非常清晰地将期权定价理论应用于测度选举意外程度，并在相关的美国月度数据中发现了党派性失业效应。然而，他们又对周期进行了检验：假定不存在一个简单的党派性周期，那么同选举意外程度相称的周期应该具有多大的振幅?他们进一步指出，RPT周期振幅实际上取决于选举意外程度同在位者与竞争者之间通胀的预期差异的乘积，而不仅仅是选举意外程度一这就同RPT的理论预测不相一致。因此，实证模型隐含地假定，在所有的选举中，在位者和竞争者会出现相等的极化现象。而RPT模型中假定，获胜概率同候选人之间的政策距离相关，这就会造成针对RPT的实证分析是有偏的。绝大多数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记录数据是存在的，这就可以对必要的距离进行测度。当然，上面提到的问题，包括政策同观察到的政策周期之间的联系缺失、国会影响，以及不同的汇率制度，也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

　　总结而言，艾莱斯那及其合作者清晰地建立了短期实际产出和长期名义产出的党派性周期，但却没有从实证上使用RPT模型对这些周期进行很好的解释。特别地，货币政策和名义产出模式无法合理地解释实际产出模式。当对政策进行考察时，艾莱斯那及其合作者在两党制国家，以及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方面，发现了很强的党派性效应，由于两党制会产生频繁的左翼和右翼政府更迭，因此这样的结论与直觉非常相符。在选举前操纵税收和操纵支出方面，他们仅发现了较弱的证据。

　　(三)进一步讨论

　　其他对RPT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得到的结果更不一致。例如，谢弗林(Sheffrin)发现美国存在货币周期，但同RPT所预测的周期具有较大差异。克莱因(Klein)使用超过一百年的美国数据，发现与经济暴跌或猛增结束相关的政治事件与RPT预测相一致。卡尔森(Carlsen)以及卡尔森和彼得森(Carlsenand Pedersen)考察了名义刚性和选举意外，并且比较了二者的组合与希布斯的党派理论中推导出的各种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名义刚性和选举意外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将会产生RPT周期，当考察美国的通胀周期时，结论同两种党派性周期的预测相符;当考察美国实际产出时，结论同党派性周期理论相反;当考察其他变量时，结论并不明确。卡尔森和彼得森使用英国数据，强烈地支持了RPT的理论预测，使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数据检验时，RPT的预测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使用美国数据则支持了经典的党派性理论，而用瑞典和德国的数据进行检验时，经验结果并不确定。最后，福斯特和艾恩斯的经验分析支持了艾莱斯那及其合作者的结论，认为新政府执政的前两年，在实际产出方面，展示出显著的理性党派特征，但在货币政策方面，则并未显示出明显的党派差异。其他的研究更多地强调理论的局限性。加芬克尔和格雷泽(Garfinkel and Glazer)沿着罗戈夫的思路提出如下问题：在美国，交易者是否会为了避免可能改变名义合约实际价值的选举意外，而直接将合约拖到选举后执行?他们发现，确实存在显著的选举后集中执行合约的现象。这意味着，交易者深谙选举给经济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并据此转变经济行为从而减轻货币方面的波动引致的实际周期，这就削弱了RPT对党派实际产出周期的解释力度。埃利斯和托马(Ellis and Thoma)则强调，由于在绝大多数议会制度下，选举时序是内生的，因而党派性带来的意外更具连续性且没有规律，而且可能会比选举时序外生制度下更小。随后，他们使用经常账户、实际汇率、贸易条件等周期的数据，证实了上述结论。相应地，赫克尔曼(Heckelman)建立模型刻画了面临不确定性的理性经济主体，他们考虑的主要因素是选举时序和获胜者将会是谁。这里的实际效应取决于当期和以往各期的党派状况，自上次选举的时间间隔，以及在位者的受支持程度。在这个理性预期模型中，不同于艾莱斯那的RPT模型，左翼/右翼政党在其任期内会刺激/抑制实际产出，而且在任期内，这些实际效应会加剧而不是消失。最后，德雷泽(Drazen)质疑了RPT对货币政策的强调，建立了一个积极财政/消极货币的理性预期模型，无论使用何种政策或者经济产出变量，该模型都可以证实同以上模型更为一致的政治经济周期。

　　五、结论性评述

　　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党派之间的选举竞争产生了经济政策制定者，因此，党派性和选举动机影响政策制定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正如本文不断重复发现的一样，当研究者识别了周期的环境条件时，由选举和党派性激励引起的周期得到了最强的实证支持。因此，弗兰泽塞对此进行了如下总结：“竞选活动或党派活动的激励、限度及效果，应该根据政策、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制度性、结构性及战略性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该论断揭示了很多关于环境条件的政治经济周期的具体假说。例如，给定拉姆齐法则，并且在约束条件的限制之下，决策者将会根据政策手段的有效性相应地使用所有手段，在所有的政策与产出、政策构成，以及产出组合方面都产生了振幅可变的周期。

　　由于存在多重在位者，或者政策可操纵性的内外部约束成为核心问题，竞选和党派活动的机会也可能存在差异。累积的债务限制了财政政策的可操纵性，政府席位比重和政党纪律增强了可操纵性，私人或公共对外借债的能力也增强了财政政策的可操纵性。一般来说，多重决策者会限制可操作性。在政策控制权被分割的情况下，可操纵性还依赖于授权、代理和讨价还价问题。特别在货币政策方面，许多学者(克拉克及其同事)考虑了中央银行独立性、同定汇率，以及资本流动性在这方面的含义。而哈勒伯和冯·哈根(Hallerber and Von Hagen)指出，财政政策契约或授权也具有相似的效应。

　　综合来看，本文考察的经验证据清晰地支持了环境条件约束下的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因此，在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未来研究中，学者们应该充分考虑国际和国内环境、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结构环境，以及战略环境如何形成了公共决策的选举和党派性激励。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政治经济环境和政策决策机制，因而决策环境对政治经济周期的影响具有其特性，目前国内学者尝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进行描述和检验，并发现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出的循环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然而，如何真正将中国特定的决策环境融入到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之中，探究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变动产生影响的机制，谋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将成为未来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