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卢卡奇的“总体性”观念与“物化”批判理

摘　要：“物化”批判理论是卢卡奇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提出和阐发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也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解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逻辑上与基于辩证法的发现对“总体性”观念的提出有着内在的联系。

关键词：辩证法；总体性；物化
      “总体性”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支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研究的话语走向，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形成。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面对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的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在坚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通过深入阅读、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论，极具洞察力地提出了一整套既适应当下语境又明显地带有理论传承的美学思想，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经卢卡奇阐发的“总体性”观念，既有着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内涵，又吸收了黑格尔的“同一性”。同时，卢卡奇还以敏锐的视野汲取了马克斯•韦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垄断和集中化、政治上的官僚化和社会的僵化性疾病的批评所提出的“总体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主客体辩证发展的观念的影响。在对卢卡奇的“总体性”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这一观念的阐发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的解剖和批判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总体性”观念的提出
      在马克思之后，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问题，而构成这一问题的前提则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即坚持何种认识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社会历史的具体情景发生了变化，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报以冷嘲热讽，这样的态度显然有些轻率了。放弃社会历史的现实需要，只专注于理论内部的研究，这不仅不能在实质上取得任何进展，还会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理论价值的抽象和现实条件的具体构成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的内在矛盾。针对这一情况，卢卡奇认为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其核心在于从中汲取正确的研究方法。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本质即在于一种辩证的方法。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其意义在于它能使我们对理论和实践做出新的判断。马克思强调了理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掌握群众”发挥其现实功用，以“物质力量”的形式显示自身的实践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科学性和独创性。在马克思之后，如何理解马克思这一问题，因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具体化为理论的科学性以怎样的方式形成实践品格，即理论自身所包含的走向现实的“规定性”和具体“环节”的被揭示。而且，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在方法上不应该是逻辑的或现象的任何一方面的单纯表现，因为这样还不足以揭示历史的必然相对于社会主体的意义，而应该是每一个“事实”都必然地作为社会历史的真实性的具体呈现的内在统一。
      卢卡奇认为，我们对辩证法的理解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单纯的客体世界的辩证，表现为“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 二是固定的、孤立的现象在主体观念内部形成的辩证。三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这三种关于辩证法的理解，之所以不能被称作“真正的辩证法”，乃是因为他们同样没有能够把作为历史存在的各个环节归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没有能够认识到其中存在着矛盾和对抗，而这种矛盾和对抗不仅不是对“总体性”的取消，而且还是“总体性”的最为具体和现实的表现，即，“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 因此，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其意义不在于超越作为一般社会历史存在的“总体”，而是首先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一种存在。
二、“物化”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
      通过对马克思的辩证法重新阐发，卢卡奇有效地扬弃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倾向，从而实现了在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存在这一前提下重建“总体性”观念。这其中就包括着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重新阐发。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以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坚持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权威，割断了经济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使经济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以计算和设计为核心的封闭境地，因而沦为只能自圆其说的一系列虚假命题的堆砌。真相被“合理”地掩盖了，所谓“科学”已无法承担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重任，而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一方面使大众被蒙蔽，另一方面又通过欺骗的手段维护了既有统治的合法权威。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评，提出了“异化”是资本主义普遍现实的命题，并且指出了只有真正克服“异化”问题，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这一点对于卢卡契和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是前期法兰克福学派坚持批判立场的理论核心。但是，马克思对克服“异化”问题的分析表明，造成异化的深刻根源在于“私有财产”，而消除“私有财产”的途径又有两种：一种是革命，即不排除暴力的工人运动，这种方式可以从形式上消除现实的“私有财产”，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土壤；另一种是从意识是上消除“私有财产”，使私有财产的观念从意识上得以消除。马克思比较推崇后一种，但他对实现后一种的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的阐发，不是建立在社会历史的具体语境中的，而是明显带有黑格尔关于“法哲学”的权利与意志的逻辑设定的色彩，因而常常暗示着它不仅不具备具体的现实条件还极有可能陷入乌托邦。客观地讲，这一点又与卢卡契对“无产阶级意识”的讨论，以及后来他的后继者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的文化批判立场有着内在的关系。
      物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现象，它的生成和扩展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数量化计算、社会分工、商品逻辑的推演等。这三个原因都与资本的运行方式和它主宰社会经济运行的地位有关。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除了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 一个潜在的因素有待于我们重新加以阐发，那就是从文艺复兴后期以来的西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一系列价值典范，其中既包括自然科学的复兴所带来的技术理念和工具理性，也包括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进步成果的或有意或无意的汲取，以及由此形成的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体系和结构预设。
      卢卡奇对于物化形式的讨论，一方面指出了物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在归纳它得以形成和产生的原因。这里需要特别肯定的是，对于卢卡奇来讲，物化的表现和形成的原因并不是可以相互区别开的两个问题，而是内在地统一于社会生产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同一问题。如此来阐发物化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解读和理解造成了苦难，但也最大可能地避免了我们将这一问题因简单化而误读。统一于社会生产的历史与现实中的物化现象，它的形成的原因和它的现实的表现是同一个问题，大致上可以被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资本以数量化计算的形式，将对象客体化的并进而商品化，由此使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使“物”脱离“物性”；社会分工在确保数量化计算得以在现实中确立其普遍形式的同时，也进一步使劳动力的商品化被彻底地商品化，从而成为孤立的现实中的一种；商品逻辑的形成和推演将某种统一的体系强行植入现实，进而在维护社会存在作为统一的整体的前提下呈现出与此相呼应的普遍的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极其合理性因为仅仅在形式上存在，所以既无法真正实现内在的统一也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物化本身。用以评价这一过程的基本结论是：方法的“科学”和概念的“精确”恰恰排除和否定了真是社会存在的内在联系和本真性内涵，从而使一定的体系在形式上的无懈可击与现实存在的真是需要形成尖锐的对立。
物化不仅折射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揭示了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境遇。尤其是面对工业化所确立的价值和规范，人的本质力量将以何种方式在历史中呈现自身，人类社会未来的命运将最终走向何处，现实中的种种矛盾究竟是否应该归于历史的必然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以物化理论对照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代科学越发展，它在方法论上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越清楚，它就越坚决地抛开自己领域的各种存在问题，它就月坚决地不得不把这些问题从由它可以理解的领域里排除出去。它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对于这种系统来说，处于这个领域本身以外的世界以及甚至首先同这个世界连载一起的、由这个领域加以认识的物质，即这个领域自身的、具体的现实基础，在方法论上和原则上被看作是无法把握的。” 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主义的勃兴、技术主义的泛滥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此要强调的不是作为一般现象的科学发展，即科学技术因为得以发明、应用所以对现实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和改变，而是科学技术在本质上的一种表现。因为放弃了或者说忽视了总体性的价值判断和现实观照方式，现代科学强调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寻求解决的途径，并强调以实证的方式推演出科学上的结论，这种方法论上的特点使得现代科学无法从体系上内在地形成一致，因而也就沦为若干片段的、零散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科学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已相去甚远，因为它所能够提供的答案，都与现实存在保持着一种本质上的距离，它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放弃了普遍存在的现实，因而也就放弃了发现和揭示真理的可能。它所强调的仅仅是一种“真实”，而且，这种真实本身仍然是虚假的；因为它不具备普遍性，对具体条件的依赖性太强，以至于完全建立在偶然的基础上，而它对这种真是以及获得这种真实的方法的夸大和强调，无疑由为真理显示自身制造了障碍，使其蒙上了越来越多的尘垢。
      在对自然法展开批判的过程中，卢卡奇再次强调了回归整体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从反对自然法开始的资产阶级的法意识，不过是披着合理化和可计算性的翻版的自然法，它从本质基本能对权力的分配和运行做出界定，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内在的统一。正如物化理论的提出与总体性观念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解决法意识的物化危机，同样需要回到总体性的观念中去。一方面，作为一切专门科学的基础的哲学，以其现有的形式来看，基本上都已弃绝了概念的现实基础，因而无法承担起引导专门学科走向整体性观照，从而为话语实践构筑起内在的通途。另一方面，解决物化危机的办法又必须来自作为基础学科的哲学话语；因此，他主张由“通过专注于可认识事物、被认识事物的具体的、物质的总体”，以一定的方法从内部将被分割的现实重新加以统一的一种新的哲学话语来实现超越。
      在卢卡奇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对物化现象和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批判，尤其是针对工业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一度引以为豪的现代性和启蒙意识做了深刻的剖析。可以说，对物化现象的揭示不仅仅是现代性的反思，也是对自我境遇的检视，它包含着从对现实的关注开始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样一种寓意。也恰恰是这一点，强烈地彰显了社会批评理论在拿起思想和理性的武器的同时，其内心则是深刻而强烈的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北京.
[2]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程志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南京.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北京.
[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上海.
[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