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子关扑朔话女权的哲学思考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2期，版权归作者和原期刊所有。

　一、娘子关扯出的历史谜团
　　2011年8月23日，山西作家太行采风团来到娘子关。
　　娘子关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最早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所建长城关口之一；隋开皇时曾在此设置苇泽县；唐朝设立承天军戍守处，唐大历年间修建“承天军城”；宋代建“承天寨”；明代为“承天镇”；清代增建“固关营”。是太行山上内长城的重要关隘，有万里长城第九关之称。
　　娘子关是连接晋冀的咽喉，得娘子关者，西退可扼守三晋，东进则逐鹿中原，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年来风雨沧桑，历经无数战役：唐建国之初，唐高祖李渊与窦建德、刘黑闼争天下，娘子关曾几度易手；唐长庆元年（821年），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叛唐，宰相裴度亲自督师出娘子关讨伐；光化二年（899年），朱温部将葛从周从井陉关攻河东，首战就是打败承天军，攻占娘子关；五代后晋末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称帝，不久，契丹兵灭后晋从开封北归，假道恒州袭击承天军，占据了娘子关，后刘知远又把它收复；秦末韩信灭赵走的是娘子关这条路，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出井陉关长驱直捣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走得还是娘子关这条路线；其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就是发生在山西娘子关一线，清军将领刘光才、李永钦指挥忠毅军武功、晋威各营，自光绪二十六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凭据娘子关之险，连续击败德法联军的多次进攻；再其后，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组织的娘子关保卫战和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也都发生在此……
　　娘子关现存关城为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所建。有东、南关门两座和长约六百五十米的城墙。东城门为砖券门洞，又称外城门，门洞上方镌刻“直隶娘子关”五个字。南城门，也称内城门，下为砖券，上为门楼，复檐悬有“天下第九关”匾额。门洞上方额书“京畿藩屏”四个大字。城楼建于门洞之上，称“宿将楼”。石柱上镌刻有两副楹联：“雄关百二谁为最，要塞三千此关名。”“楼头古戍楼边寨，城外青山城下河。”娘子关古城依山傍水、居高临下，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雄关门前仅有一条四十五度的石坡可通行，为著名的燕赵古道。
　　导游小赵向我们介绍着娘子关一名的由来：“娘子关历史悠久，古称苇泽关。据传说，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妹平阳公主，曾率娘子军在此设防、驻守，故改名娘子关……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没有？那座石砌高台，传说是平阳公主的点将台。据说，平阳公主在娘子关任帅期间，常常身不离鞍，手不离刀，表现异常勇敢，就在她与柴绍将军结婚以后，仍不忘军中生活……还有承天寨、老君洞、烽火台、避暑楼等十多处景点，传说都为当年平阳公主驻防时所建。平阳公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女中英杰，娘子关与她的英名共存，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导游的解说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争执：
　　导游说：“……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义反隋，平阳公主与老公柴绍就一起起义了。平阳公主她的婆家是陕西户县的，她在家乡变卖了所有家产，招兵买马，来到了咱们娘子关，就是这个苇泽关，以它为屏障，固守山西门户。从617年起义到623年去世，短短七年时间，平阳公主就拥兵七万，个个英姿飒爽，英勇善战，号称是娘子军……”
　　此时，一直在一旁认真听着讲解的散文家乔忠延插话说：“小赵，咱们交流一下，据我所知，平阳公主的婆家不是户县。”
　　小赵肯定道：“是陕西户县。”
　　乔忠延：“那怎么是平阳公主呢？”
　　小赵有些疑惑了：“在咱们娘子关镇上有记载，要不，她的娘家是陕西户县？”
　　乔忠延：“婆家人是在陕西的户县居官，婆家在哪呢？就在平阳府，所以她嫁给平阳府的柴侯（柴绍），李三娘才变为平阳公主。我就是平阳人，你们那个地方志上的记载是错的。李三娘起事的时候，就是从长安到了户县，把农民起义军的几支力量合到一起，组成了这支娘子军。”
　　乔忠延的质疑，扯出了一个历史的谜团。
　　二、战争让女人走开
　　平阳公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帅领兵的巾帼英雄，又贵为皇家血脉，理应名垂青史。然而实际上，在史籍中却连个名字也没留下。
　　著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没为平阳公主专门列传，只是附于驸马柴绍的条目下：“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点明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女，与太子李建民、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是一母同胞。此后的叙述中，都是用一个“柴氏妇”替代了“尊姓大名”。著于北宋年间的《新唐书》记载：“平阳昭公主，太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绍。”一个“下嫁柴绍”隐喻了男尊女卑的地位，似乎平阳公主是因了柴绍名列凌烟阁开国二十四功臣之十四，才“夫贵妻荣”地沾了丈夫的光。《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干脆一个“李氏”蜻蜓点水，根本无心无意去考证平阳公主叫什么名字。弄得后人提到平阳公主，或称其为“李三娘”，或称之为“李将军”。连写武侠小说的名家黄易也只好给她胡乱起了个名字叫李秀宁，也不知是有所史实依据还是作家的臆造想象？
　　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当然姓李。可是她的芳名叫什么，正史上不予记载。中国史书对待女子的态度，到唐后五代为之一变。五代以前，虽说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国策，但女子还未完全沦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附属地位。史书上多半会留下她们的名字。但到宋朝盛行程朱理学之后，女子的地位每况愈下，姓名就不再公开纪录在史册中了。越是尊贵的女子越是如此。反而是所谓的“女贼”，在史书上往往被直呼其名。
　　平阳公主不仅名字搞不清楚，连年龄也是一笔糊涂账。史载说她是唐太宗的妹妹，那么其父李渊起兵时，她仅芳龄二八，十六岁，这样一个妙龄少女，能在万军丛中横刀跃马纵横驰骋？于是后人推测她应该是太子李建成的妹妹、唐太宗 的姐姐。这样在李渊起兵时她是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还勉强说得过去。
　　《旧唐书》卷五十八载：唐高祖“微时”，即没有发迹当皇帝，还在为隋朝镇守太原时，就把第三个女儿嫁给“趫捷有勇力”“任侠闻名于关中”的柴绍。柴绍是“晋州临汾人”。晋州临汾即今山西临汾，汉时称平阳。由于隋朝是杨姓，“杨”“阳”谐音，隋朝认为不吉利，改为临汾郡。唐高祖太原起兵，即改回平阳郡，表明了坚决反隋的意图。至于封三女为平阳公主，那是唐高祖克长安称帝后的事了，为什么封为平阳公主，其中是否寓含了她在反隋平杨的战争中立下了卓著功勋，那就不得而知了。平阳公主的婚事是父亲李渊一手操办的，平阳公主的丈夫柴绍是一位武将，当时是“隋元德太子千牛备身”，所以婚后，平阳公主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随丈夫柴绍定居长安城。
唐高祖太原将举义兵，“遣使密召之”，一时间柴绍有些进退两难。柴绍与平阳公主商量：“尊公将扫清多难，绍欲迎接义旗；同去则不可，独行恐罹后患，为计若何？”平阳公主深明大义，劝说夫君：“君宜速去。我一妇人，临时易可藏隐，当别自为计矣。”其实，平阳公主说此话时心中也未必有底，只是为了宽柴绍的心，不愿让自己成为夫君的牵挂拖累。
　　柴绍离开后，平阳公主“乃归鄠县庄所”，逃避隋王朝的捉捕。回到鄠县（今陕西户县）的李氏庄园，女扮男装，自称李公子。“遂散家资”，招兵买马，以呼应父亲李渊。当时天下大乱，长安虽然还掌握在隋朝手中，但周围的州县是群匪蜂起。其中最大的一股“胡贼何潘仁聚众于司竹园，自称总管”，手下聚有几万人马。平阳公主派家僮马三宝前去游说何潘仁归降，说得势力远远超过平阳公主的何潘仁居然甘居女流之辈手下。随后，又说得“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各率众数千人来会”，一时队伍壮大到七万余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当年其父李渊镇守太原，也不过统兵一万。唐太宗李世民渡黄河攻长安，也不过率兵数千。可以想象：平阳公主收编的这帮人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各个山头的首领又都是“老大不尿老二”的角色，如果没有几分真本事，就是男人也镇不住他们。平阳公主怎么就能把这么一支“乌合之众”，在短时间内收编改造成一支能征惯战所向披靡的劲旅？平阳公主的凝聚力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旧唐书》载：“每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平阳公主的异军突起，引起了隋朝的惶恐不安，“时京师留守频遣军讨公主”，但平阳公主凭借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每次都把清剿之敌打得丢盔卸甲。平阳公主不断扩大战果，“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所以当李世民渡黄河从河东来到陕西时，“遣绍将数百骑趋华阴，傍南山以迎公主。时公主引精兵万余与太宗军会于渭北”，当堂堂武将的夫君柴绍，仅引数百骑与统帅数万精兵的娘子会合之际，脸上可有羞赧之色？谁说女儿不如男！这些史书上当然不会提及，只说“与绍各置幕府，俱围京城，营中号曰‘娘子军’”。在此后攻克隋都长安的战斗中，平阳公主无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旧唐书》记载：“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异于他主。”
　　此段史实在《旧唐书》高祖本纪中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柴氏妇举兵于司竹，至是并与太宗会。郿县贼帅丘师利、李仲文，盩厔贼帅何潘仁等，合众数万来降。”《通鉴》上就说得与平阳公主的经历更矛盾百出了：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关中群盗“皆请降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其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节度”。构成平阳公主“娘子军”主力的何潘仁、向善志、李仲文、丘师利等部，早就为平阳公主所收编，怎么到这时才又“合众数万来降”且“皆请降于渊”？又怎么均“受敦煌公世民节度”，成了李世民的部属？也许可以说李渊是唐军的最高统帅，归降平阳公主就是归降李渊？这也还说得过去，那么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太宗自趣司竹，贼帅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来会，顿于阿城，获兵十三万。”归降李渊的人，又变成“贼帅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来会”李世民，看来历代史官为了颂扬唐太宗的武功文治，“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平阳公主的功劳都记到了唐太宗的身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沿袭了这一说法：“及渊济河，神通、李氏、纶各遣使迎渊，渊与神通为光禄大夫，子道彦为朝清大夫，纶为金紫光禄大夫，使柴绍将数百骑并南山（非渭北）迎李氏。”
　　自此，平阳公主的红颜风彩完全遮蔽在敦煌公唐太宗李世民的神圣光环之下。平阳公主就此在以后的史籍中销声匿迹了。
　　直到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二月初，史书上才突如其来地记了一笔平阳公主的死讯。而之所以会记上这一笔，主要还是由于她的葬礼与众不同。《旧唐书》记载：“六年，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唐史载明：平阳公主是以隆重军礼下葬。平阳公主年纪轻轻，怎么就猝然死了？史书上没有记载，只是后人分析：平阳公主之死，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性是在与突厥作战时身亡。当时中国内乱，北方突厥经常犯边侵扰，山西正是突厥经常袭击掠夺的地区。另一可能性是在消灭刘黑闼作战时身亡。622年11月，李渊派李建成统兵讨伐刘黑闼，开始双方互有胜负。直到12月25日才将其彻底击溃。平阳公主驻守的娘子关正当咽喉，当然会首当其冲，所以死在此役也属顺理成章。再则，时间上也吻合：如果死于此役，其尸体运回长安差不多要半个月，又由于公主身份，下葬的准备工作也差不多半个月。
　　我想，作为巾帼英雄的平阳公主英年早逝，一定死得轰轰烈烈，所以唐高祖李渊才会用军人的最高礼仪为她下葬。但究竟如何死，史书上却没记载。只对她的葬礼记载这么一句：“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认为用军礼为一个女人下葬，破坏了儒家尊卑有序的规矩。最后还是唐高祖拍板：&ldq uo;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为一个女流之辈用“军乐鼓吹”固然破例，但难道像平阳公主这样的人物，不也是史无前例吗？“遂特加之，以旌殊绩；仍令所司按谥法‘明德有功曰昭’，谥公主为昭”。
　　中国的史籍一向看不起女人，尤其看不惯带兵的女人，被称之为“牝鸡司晨”。古籍都是历代大儒们笔下的产物，平阳公主的事迹大概就是这样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倒正应了现代那个流行词：“战争让女人走开！”
　　以我之目力所及，在任何正史典籍中，没看到有关平阳公主镇守娘子关的记载。
　　三、娘子关传说的另一版本
　　导游小赵还向我们介绍了娘子关名来源的另一传说：“你们看，关下的这条河流，我们把它称之为绵河。如果你对地方志有所了解，自然而然会联想到绵山。介休也有绵山，介休的绵山是因介子推的寒食节而得名的，咱们的这座绵山是因为介子推的妹妹介山氏，从介休来到咱们娘子关，砍柴百日，于第二年燃火自焚。咱们为了纪念她，就把这座山也叫做绵山了。是兄妹绵山，是兄妹关系。唐朝时山上建有一座妒女祠，就是祭祀介子推妹妹介山氏的。传说凡有妇女穿着艳丽的妆饰经过，必然雷电交加，所以人称之为妒女。现在这座妒女祠已荒废，当年唐人所立《妒女颂碑》，也移到山西省博物馆收藏。后来人们可能觉得叫妒女祠不好听，改为娘子庙。这就又和咱们的娘子关发生了联系……”
　《平定州志》载：“绵山，在州东九十里娘子关古城东，绵水出焉。”《魏书》记载：“北魏时置关，唐设承天军，苇泽关前泽发水上在唐代大历年间建有妒女祠，妒女，介子推之妹。介子推之妹介山氏觉得兄长不应当要官图报，于是就在冬至后百五日寒食节这天积薪炽火，以变其寒食习俗，故称之为妒女。”梁任昉所撰《述异记》（上）载：“并州妒女泉，妇人不得艳妆彩服其地，必兴云雨，一云是介子推妹。”清朱彝尊在《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跋》中称：“斯关以娘子关称，殆因神而名之也。”可见小赵的讲解是言出有据。
　　我一直迷惑不解：介子推不任晋文公之官，避之而被焚绵山，为纪念“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这一高洁之士，人们设立了“寒食节”，到此日，人们熄火吃冷食，以表沉痛心情。对此，你作妹妹的何妒之有？要燃柴自焚，移风易俗把寒食节并入清明节？
　　介山氏的传说是由介子推的典故引出。
　　关于介子推与寒食节的缘渊，在各种古籍中多有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桓谭《新论·卷十一·离事》，后陆续载于《后汉书·郡国志·太原郡》《后汉书·周举传》、曹操《明罚令》《晋书·石勒传》、郦道元《水经注·汾水》、北魏《齐民要术·煮醴酪》、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元代陈元靓《岁时广记》等典籍。为了阅读方便，我取文白杂言的《东周列国志》来讲述。
　　《东周列国志》第三十一回写了晋文公重耳逃亡期间的一段往事：
　　再行约十余里，从者饥不能行，乃休于树下。
　　耳饥困，枕狐毛之膝而卧。狐毛曰：“子余尚携有壶餐，其行在后，可俟之。”
　　魏犨曰：“虽有壶餐，不够子余一人之食，料无存矣。”众人争采蕨薇煮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盂以进，重耳食之而美，食毕，问：“此处何从得肉？”
　　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闻：‘孝子杀身以事其亲，忠臣杀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饱公子之腹。”
　　重耳垂泪曰：“亡人累子甚矣！将何以报？”
　　子推曰：“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义，臣岂望报哉？”
　　这就是介子推“割股事君”典故的由来。《东周列国志》第三十七回记载了晋文公重耳复位后论功行赏的情节：
　　晋侯大会群臣，论功行赏，不见子推，偶尔忘怀，竟置不问了。
　　邻人解张，见子推无赏，心怀不平。又见国门之上，悬有诏令：“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许其自言。”特地叩子推之门，报此消息，子推笑而不答。老母在厨下闻之，谓子推曰：“汝效劳十九年，且曾割股救君，劳苦不小，今日何不自言。亦可冀数锺之粟米，共朝夕之饔飧，岂不胜于织屦乎。”
　　子推对曰：“献公之子九人，惟主公最贤。惠怀不德，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据其功，吾方耻之。吾宁终身织屦，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
　　老母曰：“汝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庶不没汝割股之劳。”
　　子推曰：“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
　　老母曰：“汝能为廉士，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吾母子当隐于深山，毋溷于市井中也。”
　　子推大喜曰：“孩儿素爱绵上，高山深谷，今当归此。”乃负其母奔绵上，结庐于深谷之中，草衣木食，将终其身焉。
　　邻舍无知其去迹者，惟解张知之，乃作书夜悬于朝门。文公设朝，近臣收得此书，献于文公。文公读之，其词曰：
　　有龙矫矫，悲失其所；
　　数蛇从之，周流天下。
　　龙饥乏食，一蛇割股，
　　龙返于渊，安其壤土；
　　数蛇入穴，皆有宁宇，
　　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卫乏食，子推割股以进。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遗子推，寡人之过何辞？”即使人往召子推，子推已不在矣。文公拘其邻舍，诘问子推去处。“有能言者，寡人并官之”。
　　解张进曰：“此书亦非子推之书，乃小人所代也。子推耻于求赏，负其母隐于绵上深谷之中，小人恐其功劳泯没，是以悬书代为白之。”
　　文公曰：“若非汝悬书，寡人几忘子推之功矣。”遂拜解张为下大夫，即日驾车，用解张为前导，亲往绵山，访求子推。
　　……竟不得子推踪迹。正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左右拘得农夫数人到来，文公亲自问之。农夫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 负一老妪，息于此山之足，汲水饮之，复负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之也。”
　　文公命停车于山下，使人遍访，数日不得。文公面有愠色，谓解张曰：“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吾闻子推甚孝，若举火焚林，必当负其母而出矣。” 魏犨进曰：“从亡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哉。今子推隐身以要君，逗遛车驾，虚费时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羞之。”乃使军士于山前山后，周围放火，火烈风猛，延烧数里，三日方息。
　　子推终不肯出，子母相抱，死于枯柳之下。军士寻得其骸骨，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祠祀之，环山一境之田，皆作祠田，使农夫掌其岁祀：“改绵山曰介山，以志寡人之过。”后世于绵上立县，谓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为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三日。至今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各处，每岁冬至后一百五日，预作干粮，以冷水食之，谓之“禁火”，亦曰“禁烟”。因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
　　春秋战国时期介子推与晋文公的这段故事，得到了历朝历代文人的传颂：
　　《庄子》最早予以歌功颂德：“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屈原在《九章》中也赞颂：“介子忠而立枯（指抱树而死）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
　　《左传》和《史记》二书也均有记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史记》：“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使人召之，则亡。闻其人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之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
　诸多经典古籍连篇累牍众口铄金，都认为“介子推不言禄”，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典范楷模。于是，淹死了屈原的湖南汩罗江和烧死介子推及其老母的晋中绵山。产生了华夏民族历史上两个最深入人心的纪念性的节令：吃粽子的“端午节”和禁烟火吃冷饭的“寒食节”。
　　当然，“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介子推的行为，也有不同声音。莳草在《介子推不言禄吗？》一文中，提供了认识介子推的另一视角：
　　说起介子推，恐怕人们都会为他远离功名利禄的悲壮之举而感慨，甚至忿忿不平，被认为是中正不阿、视富贵如粪土的典范，为世人所歌颂。
　　介子推真的不言禄吗？若将视线从他光芒四射的前身转至后背时，我们会发现，介子推不是不言禄，而是言得很厉害，没有张口说，而是用决绝的叛离在说。
　　……若完全视功名利禄如土的话，介子推何必要诋毁那些加功进爵的人呢？何必埋怨晋文公？又何苦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告诉给自己的老母亲，让老人家分忧呢？
　　介子推为了撑住自己贤士的面子，把满腔的忿怨压在心底。
　　既然舍了生命中一些庸俗，何来忿怨？文公没有给介子推爵禄，但也没有降级啊，你介子推还是你介子推，大概不会影响吃饭穿衣，更谈不上心中有什么块垒了，说明，他的内心还是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因为过分在乎，致使他不能够与那些他漫骂为盗贼的人比肩挨身地在朝为官，晋文公罩在他们头上的光环使得介子推心理上严重的失衡了。
　　为了不失自己所谓风度，介子推不言禄，但他言怨，又不能像个泼妇破口大骂，外在的沉默聚成内心巨大的波澜，此便是介子推不言禄的心态和状况。压抑，郁闷，使他难以承受，最终，他选择了逃避。
　　再换一个角度想，介子推有因晋文公的不辨真伪好坏而愤然离去的缘故，可若真为晋文公着想，何不把私下里说给母亲的一番心底话谏言给文公呢？若已洞穿文公的狡诈为人，也可以弃官种田去。可能介子推真的不看重封土与爵位，但他确实在意那个虚无缥缈的名气，那个在他心里暗自掂量过无数遍、导致他心灵的天平失衡的东西。
　　介子推没有向文公告辞，便带着老母亲隐居深山，弄的文公悔恨不已，到处寻找他，那把引介子推出山的大火也没有让他走出山林，他没有以宽阔的胸襟原谅晋文公的错误，最后，他抱树焚身而亡。
　　在悲叹介子推命运的同时，不禁让人沉思。
　　试问，介子推在乎功名利禄吗？若说他在乎，但他舍弃了繁华而走向空寂的深山；介子推不在乎功名利禄吗？说他不在乎，可他致死都心存不甘。
　　中国的文人一向矫情作态：明明心存入仕出相之志，却偏要口是心非地吟诵什么“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装作无志于功名利禄的大头蒜。
　　看来，还是妹妹介山氏目光如炬，看穿了哥哥灵魂中的那点小九九：“耻兄要君，积薪自焚”，为了自己的那点浮世虚名，竟连自己的老母亲也作为“陪绑”成了殉葬品。所以愤愤不平跑到娘子关下，积柴而焚，昭告世人：不要再相信什么“无人言高洁，徒劳恨费声”了。
　　制造假象的哥哥名扬后世，说出真相的妹妹却成为“妒妇”，只留一个“介山氏”呼之，连芳名都未留下。
　　康有为曾有言：“欧美妇女一嫁，即改姓从夫，本身之姓名永不得自立于大地之上，与强国灭人国土而自有之无异。”在西方文化观念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大概是自塑造其文明的基督教即为之确立：《圣经》讲述：女人是从男人身上抽出的一根肋骨，那当然是归属于男性。《圣经》还告诉人们：夏娃和亚当在伊甸园偷尝了禁果，上帝的思维逻辑也认定“女人是祸水”，是夏娃把亚当引入了歧途，于是震怒之下对夏娃发出咒语：“我必极大倍地添加你的痛苦，令你多育子女；你的愿望当符合你夫的愿望，而他必当支配你。”基督教的性别观甚至影响到西方最初的立法，根据17世纪的英国法律，女性完全处于对男性的依附状态，在婚前受父亲支配，结婚后则成为丈夫的附庸，她的一切法律权利都归丈夫所有。
　　其实深究之，男女关系的这一模式，岂止是欧美妇女，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时代何 尝不是女子一出嫁便随了夫姓家族，以一个“某某氏”称呼？所以才有“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之俗语。儒家“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成为对女子明显歧视的定论。进而言之，我们从现代电视剧中也看到，日韩民族的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女性一旦走入婚姻的殿堂，马上只剩下“相夫教子”的责任和义务。在对女性的定位上，东西方文化倒是“殊途同归”，达成了高度共识。
　　四、平阳公主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在《关于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女权》一篇资料中，我看到这样的文字：
　　唐朝是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妇女空前解放的时代……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许多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之处。胡汉相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将一股豪强侠爽之气注入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立法颇富“胡风”。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等等。唐朝妇女也颇为“妒悍”。《西汉杂俎》中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说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怕妇也是大好”，竟成为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
　　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
　　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杰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阴影下，其女性意识的强烈表现。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开阔的思维方式，以及积极的思想意识。
　唐朝妇女学习诗文更加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挥毫成诗。唐太宗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4岁随父读书，能诵《论语》《毛诗》，8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阅奏章、代行朝政，从此登上权利的台阶。《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有的还常代丈夫做诗应酬或书写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自由读书习诗。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
　　江南为橘，江北为枳。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超越生存的环境。正是唐代“富有特色”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等一大批中国封建史上璀璨夺目的女性形象。平阳公主也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五、女性的社会地位衡量着社会的进步程度
　　往事越千年。关于男女性主从地位的话题，一直延续到19世纪以来兴起的女权运动。在我看到的这一时期诸多文学作品中，都表现了“女性解放”这一永恒主题。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由遇罗锦离婚案引发的争议，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人们唇枪舌剑地争论着安娜·卡列尼娜，应该不应该离开卡列宁而投身到沃伦斯基的怀抱？生理问题与伦理问题交织到一起。契诃夫的著名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又尖锐地提出：女人是不是挂在男人脖子上的铭牌？是不是装饰家庭的花瓶？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更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一面飞扬的旗帜。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时期，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曾推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推崇并介绍过“易卜生主义”，一些有志于创造中国现代戏剧的青年，如洪深、田汉等，均把“做中国之易卜生”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看重易卜生呢？鲁迅先生说：“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因为要建设西洋之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之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以实例来刺激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攻击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当年，易卜生的最能打动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之心的，是他的代表作：《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于是，在庄严的声称“我是一个人”之后，毅然走出了家门。“娜拉的出走”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对于处于封建婚姻包办制度下的中国青年，娜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特别是对于在传统封建礼教重压下的中国妇女，受到了娜拉的启蒙，开始对自身的价值和女性的权利产生怀疑，不少知识女性走向觉醒。
　　鲁迅发表《娜拉出走以后》一文说：“男性的占有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占有。娜拉虽然因为经济的匮乏而出走， 却可能因为经济的匮乏而归来。”深刻地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后，“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引发了思想界的讨论热点，各种“问题剧”应运而生。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可以称之为这一解放运动的代表作。
　　林贤治在《娜拉的出走与归来》一文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妇女解放被演变成胴体的解放，体力的解放，攻击本能的解放。男女平等观念被演变成“半边天”观念。一半对一半：分裂、对峙、同级斗争，于是不同性别的眼睛不复关注全体。
　　成群的女童失学；
　　成群的女工下岗；
　　成群的妇女被拐卖……
　　从莎菲出发，走向杜晚香。
　　在莎菲与杜晚香之间，丁玲写过一篇《三八节有感》，对延安的妇女受到普遍的轻视和责难的现象，表示了一个准女权主义者的温和的抗议。然而，立即受到批判。四十年以后，一样是三八节，一样是女作家，而且在一样性质的报纸上著文，一样有感于在妇女和家庭问题上，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大，说：只差“三从四德”没有说就是了！如一箭之入大海，不受注意，更不受批判。
　　谁说历史不是在走向进步呢？
　　从易卜生戏剧中的“娜拉出走”，到鲁迅笔下的“子君伤逝”，历史循环往复地上演着一个悖论的怪圈。武则天打破男性的一统天下，赫然登上女皇的宝座；慈禧老佛爷向往“龙在下，凤在上”的强势，用垂帘听政的现实演绎了一个女人的极致；然而，一个女性用自我的生命最强音，只不过在封建的泥淖上划下深深的印痕！结果还不是人死政亡，一切又复归男权的原样。“巾帼不让须眉”，以男性作为参照，结果还不是仍回到男性那里去；唯有以独立的“人”作为目标，才可能实现女性的“独立寒秋”。在当代政治史上，那么多的女性总统、女性总理国务卿受到民众的青睐，正是性别历史观的时代进步。
　　首先有人权，然后有女权。连人权也没有何来女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792年7月，一个妇女给《女士杂志》写信道：“我反对婚姻中的‘遵从’一词……婚姻不应该被视作一个尊者和一个卑者的契约，而应是一个双向的权利联盟、一个不言而喻的伙伴关系。”
　　写出女权主义宣言代表作《第二性》的波伏娃认为：“时至今日，大多数妇女仍然结婚，或者已经结婚，或者准备结婚，而且为结不了婚而苦恼。但是妇女一结婚，便附属于其配偶的天地了。姑娘的父母说他们将女儿‘嫁出去’了，丈夫呢，则说他‘娶了’妻。人们仍然和从前一样认为，性行为从女子方面来说，是她对男人应尽的‘义务’。男人得到了快乐，作为交换，他应该给予一种补偿，那就是使她过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