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哲学的复兴之路

　　父亲张岱年是哲学家，他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学术。虽然一生多舛，无数的好时光被罚坐冷板凳，但这些丝毫没有泯灭他对于学术的追求;但另一方面，父亲又绝不是一个藏身象牙塔中皓首穷经的学者。他的学术情怀，以及他的学术道路，一直与对人生、对祖国、对民族的关怀紧紧相连。
 
　　在父亲那里，哲学本来就是为人生的。1932年，他就提出，运用辩证法于生活，乃能得到一种“快乐而有价值的生活”。他一直在宣传“哲学是生活之自觉”、“哲学是行动之指针”;哲学，是用来“强精神”的。无论是年轻时对于哲学理论的探索，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上的思考，他一生漫长的研究道路，都一以贯之地笼罩在强烈的人文情怀的阳光之中。
 
　　十几岁的父亲，已经胸怀大志。他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正是在“思天地万物之本源，思人生理想之归趋”(见《耄年忆往》)之中，少年时期的父亲初入哲学之门。初中毕业，他写下终生志愿：“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晚年他曾对此自嘲为：表现了少年时期的“狂放和幼稚”。
 
　　经历过几十年中国特色的洗礼，晚年的父亲更多地表现着一种拙朴和宽厚，但青少年时期的父亲的确“狂放”。他很早便立志要成为大哲学家。1932年，24 岁的父亲在日记里写道：“我又一定想做亚里士多德，斯辟诺萨，康德，怀悌黑一类的人物。假如到死作不成这类的人，死也必不瞑目”;“每每想起西洋现代青年学者日日努力于学术工作，我又自警，若不快快地专心一志于学术，怎能在世界学术界占一席地呢?终生做他们的传达者，我是不甘心的。”(见1932年7月15日记)25岁，父亲已经以建立哲学体系为己任。
 
　　说到“己任”，父亲自己提出的人生准则可以与此互为注解：“正志：志在邦国——以国家治乱为己任，以国家文化为己任，以名教是非为己任;定业：专精一科。”
 
　　在对父亲的认识中，他留下的几段文字很值得一读：
 
　　“人生于生活之外别无目的然人人可自定其生活目的分四方面
 
　　一、作述
 
　　二、职业
 
　　三、修养身心实践学圣人
 
　　四、乐趣
 
　　吾之作述鹄的：建立新哲学新道德阐明新名学新礼治讨论新文字指示新文化新教育;
 
　　人之为学，人之立身，如仅为个人打算，仅以全生保身为尚，如自己之衣食无忧便以为满足，则不过伪学伪德而已。即不能博施济众舍身救世，然对于大众之疾苦须念念不忘而谋所以救之。如民族在倒悬之中，便不能苟希温饱而坦然无忧;如群制使养君子之野人在呻吟痛楚之中度非人的生活，则不当以自己得分一杯残羹而夷然忻乐。附恶魔之鲸尾，而偷息人间，诚无耻之尤矣。”
 
　　“余少而不慧，年十六始渐知向学。稍历世情，颇受刺戟。虽性固疏愚，然已志在国家矣。殆十七岁，乃为日知志、思想集、难事录，日记吾闻录……又二年而至今年，国事日下，刺戟弥甚，而余自感亦益不足。悲世人之迷醉，怀先哲之风励，乃大痛思，不服作此等人，于是立目标、定方策，将以步次为之。以为人生须有意义，欲世界大同，当先国家强平，而初步在养己身能力，次则增加自我，以为将来作为基。”
 
　　向学与济世，在父亲那里是一个整体，做学问的目的是强国家民族乃至民众之精神，拯救“民族于倒悬”。他说，中华精神，集中表现于“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命题。所以父亲在他的著作中，一向强调“为人生的哲学”。“自强不息”是他的出发点，人生的“日新，日日新”是他的落脚点。
 
　　在国难深重的国度和年代里，人可能就早熟。在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余敦康先生说：“25岁，张先生想到的是：建立一个哲学体系，来拯救社会。25岁，我们想到的是：毕业了，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以哲学造诣深湛如余先生者，尚且如此自谦地感慨。比较而言，想想当年我们这个岁数上的浑浑噩噩，实在是汗颜。
 
　　余敦康先生还提出，父亲的学术研究的确可以分作若干的阶段，1949年之后也的确经历了由论入史、又由史转论的转折。但父亲的有些东西是不变的。余先生的这一观点十分精当。无论是父亲的由史入论也好，由论入史也罢，他的报国之志终身不渝。这种精神，南父亲自己在晚年的总结可以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关心中国哲学的前途问题，考虑中国哲学复兴的道路。”理由在于：“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哲学若还不能独立，别的独立更谈不到。中国要再度发挥其宏大、刚毅的创造力量。”“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因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我的向往。”斯心斯志，可感可叹。
 
　　少年时期，他曾经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大力褒扬。虽然在后来特定年代和特定条件下的社会状况，让父亲彻底且痛彻地了解了，在中国，学者的力量有多么微不足道，但对他这份天真的勇气我们惟有钦佩。
 
　　不过，在“少年狂放”的理想之下，父亲走的道路却是非常扎实的。在他的旧物中，经常可以发现这种扎实的足迹。毫无夸张地说，父亲生活中的所有阶段，都有这个阶段的读书和著述目标，也都有周详的读书和著述计划。短者为每一周、每个月，长者为每年、每十年，更有为自己每一个生活阶段所做出的某一个时期的大规划。当然，父亲想不到的是，这些规划的完成与否，只能是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比如，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曾经作出的当时至70年代的著述计划，就完全未能完成。反右和“文革”相继到来，他都不幸而入彀。多年后，在这一计划的后边，他写道：“此生恐无实现之可能矣。”
 
　　尽管如此，“自强不息”仍是他的生活信条。孜孜(石乞)(石乞)也仍是他的行为模式。我们记得，反右时期，父亲不许讲课、不许带学生、不许作学问、不许写文章，被贬坐资料室。然而，当年的父亲，却可谓是“模范”右派，每天忙得很，早出晚归，非常辛劳地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为他人爬梳和选编资料。在父亲遗留的1962年～1963年的《日月简记》中，记录道：1961年5月至8月参加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先秦部分选注订补工作;1961年9月至1962年3月参加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两汉部分、魏晋南北朝部分选注订补工作;1962年4月至10月参加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隋唐部分选注工作，重选重注。10月10日王通、傅奕、吕才、盧藏用、李华、阴符经李筌、赵蕤、元结、刘知几、皮日休、无能子、化书诸篇初稿完成;10月11日至15选宋代李觏材料;16日至18订补李筌篇。
 
　　事实上，父亲所作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选编工作，不仅是一项很细致又很繁琐的活，还是一项十分不公正的欺负人的事儿。因为仅仅整理挖掘还不够，父亲还要经常给教师们“试讲”，所谓试讲，其实就是把个人的研究无偿奉献。先作无名英雄为有资格的革命教师们讲课，然后再由他们传达给学生。那一段，父亲每天趴在书桌上，吭吭吃吃地熬夜写讲义。母亲很不平，对他说，又不让你上课，写教材也不让署你的名字，你这是何苦呢?父亲说，我不要名，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了。这是我的责任。“文革”也大略继承了此种模式。翻看父亲的“文革”记事，其中就记录到：当年的哲学系曾经把牛鬼蛇神分为三六九等，一种叫做“反动学术权威”，等而下之的，还有“反革命废物”，尚可“利用”的父亲非常荣幸地被造反派判入了前者。
 
　　“直道而行”的父亲的治学是非常严谨的，在做学问上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一次，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会上，一名博士生的论文较多地运用了“臆想”方法，很多地方的结论不是出自史料，而是出自自己的主观想象。父亲当场暴怒，说该论文结论浅薄、几乎不看史料、凭空想象等等。当然，深厚而扎实的史料根底，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有造诣的大家，父亲这样做也完全为了该学生好。但至今该学生的指导教师对父亲的“雷霆万钧”尚不能完全释怀。假使能够城府更深一些，父亲是万万不会当庭发脾气的。父亲年轻时就常常告诫自己，“吾之修养鹄的”为“务清节、戒忿懦”，但至老他仍然还是容易“忿”，为人仍然很耿介，并且常常在这种关键时刻爆发。直道而行，道则直矣，但有时却总忽视了诸如“投鼠忌器”等等的古训。好在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以为忤，肯定不会说什么。其实，他的暴怒不是仅仅针对此博士生，也不是仅仅针对指导教师，而是早就想对学术界的某些风气发脾气了。他曾经多次在家里说，现在有人做学问，不下功夫看史料，闭着眼睛瞎想;这根本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每次母亲都劝他，你可别多说这些。于是他总是闭着嘴不说。终于有一天，积累深之，喷发切之，这个事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行文至此，想起清华大学刘鹗培老师常常讲到的那个著名的直道而行的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刘老师在多难的政治年代之后，对父亲诉说，希望自己能做到外圆内方。父亲不语，久之，取一纸，写“直道而行”四字。刘老师以此刻章一枚赠送父亲。对此，冯友兰先生发表议论日：“直道而行”四字，乃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的确，父亲青年时期就为自己制订了“循理不苟、直道而行”的“处世御变”准则，且一生实践之，甚至为此得罪人。
 
　　对右派父亲的史料学工作，在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北大楼宇烈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配合中哲史作资料选编，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是有重要的实际贡献的。”其实，这个事情不管什么年代都是要有人做的。而且事实上，这对父亲来说，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父亲一生做学问都十分扎实，能有这样一段时间研究大量的史料，做些系统爬梳、选材和注解，对他来说尽管是被动的但仍然十分重要。现在看来，这一阶段对父亲本人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段时期，至少为北大的中哲史资料研究和教学做了很大的奠基，对成就其学术的深度和广度亦有很大的意义。尽管方式未免极端了点，残酷了点。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5年了。虽然他的身影渐行渐远，但是，学界和社会对他的认识却越来越深入，他的学术和思想的重要价值似乎也日益凸显。应该说，这是因为整个国家的思想建设在进步，文明在进步。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