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学术参考网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发布时间:2015-07-09 10:21

诚如胡适所概述,“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1]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除了继承 中国 传统学术之外,还充分吸纳了西学的外来 影响 。



首先,从胡适等人的自述来看,他们大多承认受到了西方学理的启发。

1917年6月,胡适在归国途中,为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撰写了前言。在前言中,他解释了该书“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他明确写道:“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 哲学 史的 研究 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2]不久后,他在1918年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也坦言:“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3]

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是 总结 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 问题 ,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 科学 方法 的性质和功用”。同时,他还声明自己的一系列考证文章,“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 应用 ”。[4]

1936年,在为《胡适留学日记》撰写自序时,胡适也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 英文 摘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5]

直至晚年,胡适仍然强调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 分析 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地了解。……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他还具体举例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 现代 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 理论 。”[6]

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有过这种受益于西方学理的切身体会,胡适自觉地提出了“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主张。1918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他即明确提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7]此后不久,在1919年11月所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他更是系统完整地揭櫫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而在1923年1月所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同样也呼吁:“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他并且还详细论证说:“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涂的时期。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 参考 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8]

除胡适以外,作为近代中国引入西学的积极倡导者之一,梁启超也坦然承认受到了西学的启发。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9]他后来还回忆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0]

平心而论,梁启超一生虽“流质易变”,然而他始终不曾否认西学对他的影响。即使是在游历了战后一派肃杀凄凉的欧洲之后,他仍在1922年所著的《先秦 政治 思想史》一书中,客观地将当时“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归功于西方学理的启发。他分析说:“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出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触类比量,固亦不失为一良法。”[11]

很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深刻体认,梁启超在1902年就断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12]1923年1月9日,他在对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发表告别演讲时更阐明:国学“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 自然 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13]同月,他在《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也再次重申:“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14]



其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来看,他们确实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启发。

其一,胡适所提出的“整理国故”之“整理”一词,极有可能便是源于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的启发。此前,章太炎曾言:“独以国故衰微,民言咙杂,思理而董之也。”[15]其中虽提及了“理董”一词,但毕竟与“整理”仍有不同。而1917年7月,《新青年》第3卷第3号转载了桑原隲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桑原在该文中指出:“中国书籍……杂乱无章,分类亦极暧昧,记述多欠正确。即其最重要之书,……大都尚在未整理之状态。欲利用之,必先以科学的方法细密整理之。”[16]今天看来,这应是“整理”一词最初出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桑原这一提法还给胡适留下了很深印象。当时正在归国途中的胡适,恰巧在东京购买了该期《新青年》。他在读了桑原此文后,即在日记中记述道:“其大皆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17]显而易见,胡适后来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正是受益于桑原的启发。

其二,胡适关于“整理国故”步骤的设计,也明显是受到了桑原的启示。桑原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中提出:治中国学要取得好成绩,一面须集中力量对“一时期、一部分,乃至一事件”作“专门”的、“微细事体”的研究,同时更应“图各专门研究结果之综合概括,……使公众得理解之”。至于具体的整理工作,他则建议应替正史作“本文之校勘”、“注释之整理”,并为正史及重要参考书编纂“索引”,以利查检。而揆诸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归纳的“索引式”、“结帐式”、“专史式”等“系统整理”的三个方向,便不难看出,前者正是后者的渊源。

其三,傅斯年在组建史语所时,将语言学与 历史 学并列,也很有可能是源于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主张。曾先后任中研院总干事、院长的朱家骅,在评述傅斯年时就说:“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8]此外,傅氏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则更显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史学的遗风。



再次,从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来看,他们也明显受到西方学理的巨大影响。

其一,“整理国故运动”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就阐述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 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9]1921年,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更进一步将此喻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与此同时,他还预言:“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20]

而正如伍启元在30年代所回顾,“实验主义的引进,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已开花结果(此后还要继续地开花结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国故,就是它最明显的果实”。[21]的确,“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运用了历史进化的观念,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顾颉刚身上。

1919年1月12日,顾颉刚在读了胡适一篇文章后,即曾在日记中叙述说:“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22]

在1926年所撰《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更写道:“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他并且评论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长素先生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23]

通过胡适的介绍与示范,顾颉刚也逐渐掌握了历史进化的观念与方法,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研究中。他曾申明:“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24]这显然反映了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对此,胡适评价说:“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25]

其二,除了秉承了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观念之外,“整理国故运动”还在其它方面也吸纳了西方的学理。例如,众所周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主要特色之一便是采取了“截断众流”的手段。以往我们在探讨此方法的渊源所自时,大多归之于康有为、夏曾佑等清末今文家的启发。而邵东方则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截断众流’的思想是受到了英国史学家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的影响。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研读过格罗特所著《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鉴于早期希腊史中神话传说与史实难以区分的情况,格罗特采取疑古的态度,……所以他以公元前776年作为古希腊信史的开始。格罗特处理古希腊史的方法显然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断言,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模仿格罗特的作法。”[26]客观看来,这一推论虽不免断之过勇,却也颇合情理。

又如,据统计,[27]1923-1927年间,北大《国学季刊》先后刊载了37篇学术论文,其中语言文字学方面即有15篇。这一方面固然与北大国学门盛行章氏学问的风气有关,另一方面却也缘于国际汉学界的极大影响,[28]尤其是在这15篇文章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6篇,占据了2/5。

与中国传统小学的治学路径不同,国外学者凭藉精通多种语言的便利,倡导语言学上的比较研究。如钢和泰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上所发表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胡适译),便主张应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如用梵文原文与音译咒语对照,来考知汉字在古代中国的读音。而高本汉在《答马斯贝啰(maspero)论<切韵>之音》(《国学季刊》1卷3号)一文中,也提出考查中国古音的变化,于韵书及反切之外,应该注意四种重要的译音,即高丽译汉字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及安南译音。

毫无疑问,国外学者这种对比较研究的强调,极大更新了国学门同仁的小学研究方法。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号)一文,就是在钢和泰、高本汉主张的影响下,通过对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文中的汉音、古代西人游记中所译的汉字音读的考察,提出了关于古代汉字音韵的新说。此文发表之后,对传统古音研究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并引发了一场古音学研究的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章太炎依托《华国》,发表了《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一文,对汪荣宝所采用的新路径表示反对。而国学门同仁则以《国学季刊》为阵地,纷纷撰文赞成汪文的 研究 方法 ,钱玄同、潘尊行、林语堂、罗常培等人便一再阐明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性。曾经在莱比锡大学接受过比较语言学专业熏陶的林语堂就说:“今日之所谓以 科学 方法治国学者,不外比较的与 历史 的研究二义。暹语与汉语最近,缅语、藏语次之,是印支语言与 中国 语之比较,为治中国语言学者所宜急切注意。”[29]他还宣称:“我们处此西洋学术输入 时代 ,能把我们规模已备的古音学据科学方法而演进之,推密之,将必有空前的结果。所以此后三十年中将为‘西法古音学’第一昌明时期,可以断言。”[30]由此可见,就国学门同仁而言,至少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西方学理的 影响 已逐步取代了传统小学的地位。对此,著名语言学家张世禄在30年代即曾 总结 说:“现今的中国音韵学,它的工具和方法愈趋于精密,取材的范围也愈趋于扩大,而它的目的,也更加深远;这就是由于西洋语文及语音学、语言学等等的智识输入的结果。”[31]

此外,与语言文字学紧密相关,《国学门月刊》还曾刊载了高本汉所著的《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文(陆侃如、卫聚贤合译)。在这篇文章中,高本汉运用语言学的文法 分析 ,认为《左传》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作品,与《国语》最接近,非鲁国人所作,亦非后世作伪者所能虚构。这一观点虽未能完全为胡适、卫聚贤所接受,但是其研究方法则无疑为中国古籍的考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关于这一点,胡适在《<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一文中,便承认此方法“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32]

至于胡适本人,由于接触西学较早,因此他在留美期间就已开始了比较文法的研究。早在1911年撰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中,胡适就归纳了《诗经》“言”字的三种涵义。而他运用的方法,即是“西儒归纳论理之法”。[33]他晚年还回忆:“我作《言字解》时,尚不知王引之对古文‘虚字’的研究。当我后来看过他的著作,我才欣然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原是一样的。这些[乾嘉]大儒他们所用的中国固有古典训练中归纳比较的方法,也是极其严谨的和极其科学的。但是我国传统的学者却缺少一种在不同语言中作比较文法的研究。……他们不能像我一样能找出这个重要的字在文法上所发生的[连接]的作用。”[34]

总之,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 理论 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受到了西学的深刻影响。



当然,就西学影响的具体程度而言,在“整理国故运动”的不同领域内,以及不同的参与者身上,也有着各种不尽相同的体现。总体说来,如前所述,在比较语言学与实验语音学等方面,西学的示范作用可谓十分直接和显著。然而,语言学研究毕竟只是“整理国故”的领域之一;至于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根基,西学的影响则显得较为隐晦不彰。

例如,长期以来便有论者认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方法与西学无甚关联。1923年,成仿吾在批评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时便说:“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35]1940年,林同济也说:“这一股风尚,在一方面看去,是外接英美正宗学派(尤其是美国派)的结果;但另方面看去,实更是上承清代三百年考证传统而推波助澜。”[36]而周予同则进一步在1941年指出:“胡氏与其说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不如说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37]此后,唐德刚在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时同样辨析说:“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他还断言:“胡适之先生在本篇中所说的‘治学方法’,事实上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38]此外,余英时亦提出:“我们必须认清,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个新典范之所以在胡适手中完成,正因为他是从考证学传统中出身的人。这决不仅仅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便能办得到的。事实上,远在他接触杜威以前,新典范的种子已在他的心中发芽了。”[39]

又如,针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梁园东在1930年就说:“寻来寻去,终久寻不到顾先生的方法,却只是到处遇着顾先生的祖师爷!原来顾先生把汉学家的法宝, 应用 到这本帐簿上来了!”[40]美国学者施奈德也指出:“顾颉刚对中国传统的考据颇有造诣,然而他对西方思想的认知是间接的,也是片断的。”[41]

要而言之,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胡适、顾颉刚等人“整理国故”的方法,“不是西洋科学的渡海西来,而是乾嘉考据的变相复兴”。[42]

客观来说,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胡适等人考据方法的主要渊源,使人们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源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在考据的具体方法上,西学的影响确实不如中国传统学术来得直接与明显。

不过,如果就此完全抹煞西学对“整理国故”考据方面的影响,则显然也不是一种恰当的看法。因为胡适等人之所以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考据成就,关键便在于他们在继承了传统考据方法的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考据的范围,诸如胡适的小说史考证、顾颉刚的民间传说研究,均开辟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领域。而这种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大,无疑是得益于某种研究眼光的更新。具体说来也就是,通过对西方“民主”、“平等”等治学观念的大规模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形成了一种“平等的眼光”,[43]创制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亦即“一个全新的‘典范’”。[44]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实现了其 现代 转型。


[1] 胡适:《中国 哲学 史大纲卷上·导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4页。

[2] 胡适:《先秦名学史·前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768、769页。

[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8页。

[4]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1930年11月27日),《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452-453、462页。

[5]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自序》(1936年7月20日),《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8页。

[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2页。

[9]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

[10]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217页。

[11] 梁启超:《先秦 政治 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4-15页。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35-136页。

[13]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7页。

[14] 梁启超:《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1923年1月),《梁启超选集》,第826—827页。

[15] 章太炎:《致山田饮江书》(1915年4月10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27页。

[16] 桑原隲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新青年》3卷3号,1917年7月。

[17] 《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393页。

[18] 朱家骅:《纪念史语所傅故所长孟真五十六诞辰特刊·序》,转引自聊城师院历史系等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5页。

[19] 胡适:《实验主义》(1919年7月1日定稿),《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216页。

[20]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11日),《胡适文存》一集,第277-278页。

[21]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第68页。

[22] 顾颉刚1919年1月12日日记,《中国哲学》第11辑,第327页。

[23]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6、87页。

[24]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言(1923年4月27日),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59-60页。

[25]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1924年2月8日),《古史辨》第1册,第192页。

[26] 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9页。

[27] 此据陈以爱统计。关于国外学者对国学门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影响,她曾有详尽论述,详参其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 台湾 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第277-281页。

[2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仅有一篇是太炎门生(沈兼士)所撰,其余大都为深受西学影响者。

[29] 林语堂:《印度支那语言书目·译者附记》(1928年1月18日),《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第218页。

[30] 林玉堂:《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1923年5月10日),《语言学论丛》,第143页。

[31]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354页。张世禄还曾指出:“中国音韵学的科学化和国际化,正无日不在进展之中。记音的工具愈精密,对于语音里所包含的元素,分析也愈进步;运用的方法愈谨严,所得的结论也愈正确;比较的材料愈丰富,对于语音演变的事实,认识也愈明晰;这就是西洋科学智识的输入使中国音韵学也随着进展的情形。”同上,第357-358页。

[32] 胡适:《<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1927年10月4日),《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38页。

[33] 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胡适文存》一集,第175页。他还呼吁:“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诸吾国古籍,……则神州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同上,第177页。

[34]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20页。胡适还说:“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的研究方法,颇使我惊异,但是我也得承认,西方的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同上,第124页。

[35] 成仿吾:《国学运动的我见》(1923年11月13日),《创造周报》28号,1923年11月18日。

[36] 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1940年11月4日),温儒敏等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37]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1月16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4页。

[38]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20、132页。

[39] 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73页。

[40]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东方杂志》27卷22号,1930年11月25日。

[41] [美]施奈德著、梅寅生译《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第4页。

[42] 周质平:《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43] 余英时先生说“平等的眼光”是“从考证学的内在 发展 过程中逐步透出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1册,第64页)。笔者则认为,“平等的眼光”之所以在民初最终得以确立,西学的外在影响显然也不容忽视。

[44] 余英时:《<

上一篇:“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

下一篇:“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