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就业“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及其隐患

一、引言
    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世界总需求缩减，无疑对作为德国经济支撑的出口企业造成打击。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季度数据，2008年后半期至2009年前半期，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降幅度高于七国集团的平均水平。但是，从图1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德国劳动力市场即使在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时期内，表现依然相当稳定，就业率保持平稳，相比危机前甚至还出现了增长。
    
    图1　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率与就业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OECD, "Nominal GDP Growth & Productivity", ?QueryId=40555，访问日期：2013-01-10.
    二战后，战败的德国在较短时间内赶超世界经济水平，所以普遍认为德国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①。一些学者指出，在近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德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可谓又一“奇迹”，并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表现做了解释。克劳斯·齐默尔曼(Klaus F. Zimmermann)认为，基于哈茨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促使危机前德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强劲势头，这为“奇迹”奠定了基础，金融危机本质上只影响了德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并且，短时工作(short-time work)的扩展、社会伙伴的协调作用以及经济自动协调器缓解了失业增长；而稳定且改善德国失业率的核心因素是短时工作，包括工时普遍降低和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内部灵活性(internal flexibility)。②马丁·蒂茨(Martin Dietz)等学者从工作保护和劳动力储蓄(labor hoarding)出发，解释了德国金融危机期间实现就业“奇迹”的根源③。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到政府的救市行为，包括财政刺激方案、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等，对经济复苏、稳定就业起到的积极作用，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引入两个刺激方案，第一个方案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降低失业保险费等，第二个方案侧重基础设施建设、不动产投资折旧率递减等，2009年的救市方案支出费用360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10年达到47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9%。④在国内学界，例如姜照辉将德国实现就业“奇迹”的基石归因于哈茨改革，虽然他也提到德国的适度工资，但仅将其视为进一步保障德国劳动力市场平稳运行的因素，相反，他特别强调短时工作制和工时账户制是危机期间降低失业的最重要措施⑤。
    诚然，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普遍通过救市行为刺激经济，缓解失业压力，为何独德国出现就业“奇迹”？如上所述，大多数学者将其根源归结为施罗德政府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即哈茨改革)或短时工作制。1990年代，高失业率一度使德国成为“欧洲的病夫”，而完善的就业保护、高劳动力成本和严格管制的劳动力市场被视为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后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措施(哈茨改革)促进了非典型性(atypical)或非标准型(non-standard)⑥工作的发展，改善了德国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不可否认，短时工作制与哈茨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德国此次就业“奇迹”的根本原因，而深层次的基础性要素是德国适度的工资，即工资节制(wage moderation)。
    这种工资节制保证了德国制造业较高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出口导向型企业中。全球需求减退必然打击出口企业，德国就业受影响的部门多为此类企业。尽管为了保护核心劳动力，它们采用短时工作制储蓄劳动力，但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并没有超出这些具有竞争力企业的承受能力。换句话说，正是节制的工资增长水平才促使德国企业有能力在经济衰退时期利用短时工作制储蓄劳动力而不是削减劳动力，而短时工作制、工时账户制是德国在历次危机中的惯用措施，并不是此次危机的特例。哈茨改革旨在促进失业者返回就业市场，通过放松对临时就业机构(temporary work agency)的管制、削减失业福利、监控工作寻找等措施增加劳动力供给，而德国长期以来的工资节制有助于增加劳动力需求，由此，供给与需求的增加共同提高均衡就业水平；与此同时，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雇主的用工灵活性，哈茨Ⅱ方案引进了所谓的月收入低于400欧元的迷你工作(Mini-Job)形式，对临时就业机构的放松管制形成了常规工与临时工之间的竞争，这些都有利于工资节制。避开工资增长水平，单纯将危机前夕德国劳动力市场良好的就业表现归结为哈茨改革措施是不全面的。所以，工资节制发展正是德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奇迹”的核心所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就业“奇迹”背后隐藏的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从中长期来看，工资节制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经济衰退时期借助缩短工作时间储蓄劳动力的做法会造成生产率的下降，这将从根本上阻碍德国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就业。
    二、德国就业“奇迹”的深层次原因探析
    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价格和产量，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作为核心要素的工资设定和边缘部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共同作用于就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体系的改革，包括税费(社会保险费)、工资设定(雇佣合同形式)和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等的变化，会阻碍或增加劳动力供给或需求。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通过培训、求职指导等措施使失业者重返就业，而较低的工资增长水平会增加雇主的用工需求，二者共同推动较高的均衡就业水平。缩短工时的作用在于保存核心劳动力和就业。为何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就业“奇迹”的核心归为节制的工资增长水平呢？本部分将结合宏观数据，援引延森·博伊森·霍格瑞夫(Jens Boysen-Hogrefe)的实证模型，并运用横向和纵向比较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短时工作制是德国应对危机的惯用手段
    短时工作制的延续与扩展被认为是德国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⑦事实上，短时工作制最早被使用始于1910年，当时是为了向钾肥业工人提供财政缓冲。今天所熟知的短时工作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整个社会经济改革措施相结合以应对1923年的恶性通胀，随后应用于所有行业。20世纪60年代，当德国战后恢复遇到首次衰退时，短时工作制作为一项劳动力市场制度被普遍接受⑧。德国统一伴随着痛苦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短时工作制又被大量运用。具体而言，如果工人工作时间缩短，企业仅支付他们实际工作时间所得工资，同时工人可以获得 大概相当于其余工资60%的短时津贴以弥补其收入损失，有孩子的可获得67%。一般情况下，企业先支付短时津贴，再由当地就业服务机构给予补偿。工作时间可以减少10%-100%不等。通常，短时工作制的使用不得超过6个月。从历史上看，几乎每一次经济衰退(1973年-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或严重的结构变革(1991年-1993年德国重新统一过程)都使用了短时工作制的应对措施(图2)。
    此次金融危机期间，德国政府近几十年来第一次寻求工会和雇主协会的帮助以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和其他就业保护措施。⑨最典型的措施之一便是短时工作制。联邦劳动事务所数据显示，2009年有150万名工人(总就业人数的3.8%)、6.3万家企业使用该措施。⑩从本质上看，本次短时工作制的实施与过去相比并无特别，但失业却没有像以往经济衰退或结构性变革时期一样显著增加(图3)，所以短时工作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德国的就业“奇迹”。
    
    图2　1970-2010年德国短时工人数占所有就业人数的比率(%)
    来源：Jens Boysen-Hogrefe/Dominik Groll,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Miracle",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No. 214, 2010, p. R40, content/214/1/R38，访问日期：2013-01-10.
    
    图3　1970-2011年德国失业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OECD, "Unemployment Rate", ?DataSetCode=LFS_SEXAGE_I_R，访问日期：2013-01-11.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推论，延森·博伊森·霍格瑞夫和多米尼克·戈洛尔(Dominik Groll)借助德国联邦统计局提供的1970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二季度数据，利用劳动力市场实证模型分析德国工作时间与就业水平的变化，其中，“总工作时间”变量的协整关系是基于新古典理论中小时生产率相当于实际每小时工资的生产函数的假设，“雇员数量”变量的回归方程是基于HP过滤器(11)。他们发现，如果总工作时间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存在弹性系数，之前衰退时期总工作时间的下降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的比例；通过动态趋势估计，基于95%的置信区间，2008年危机期间总工作时间似乎应该比实际水平下降更多，同时就业水平应该降幅更大(图4)。如果假设就业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比例变化，结果将是致命的。但总工作时间和就业水平的实际变化都在置信区间内，也就是说，德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劳动力市场措施(短时工作制)与过去并无显著不同。不同的是，过去使用短时工作制应对危机并未能抑制失业率上升，而此次，失业率不仅稳定而且有所改善。所以，将短时工作制解释为此次德国就业“奇迹”的根本性原因是不准确的。
    
    图4　总工作时间(左)和就业：动态预测(右)
    来源：Jens Boysen-Hogrefe/Dominik Groll, "The German Labor Market Miracle",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No. 214,2010, pp. R43-R44, content/214/1/R38，访问日期：2013-01-10.
    (二)哈茨改革的双重作用
    俾斯麦福利体系的核心是以保险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均和工资差距，却导致大量长期失业者囤积。(12)20世纪初，德国失业率曾为欧洲国家之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曾经指出，欧洲大陆完善的就业保障体系导致其高失业。用于支付社会保险的、高昂的非工资劳动成本危害德国的国际竞争力。2003年3月，施罗德提出“2010议程”，旨在增加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2010议程”的核心是激励型劳动力市场政策，具体以鼓励年长工人返回就业市场、停止提前退休政策为目标。彼得·哈茨(Peter Hartz)领导、由工会代表、雇主代表、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许多建议后来由联邦议院通过，并于2003年-2005年付诸实施(13)。哈茨方案设置了严格的工作寻找监控制度，将老龄工人失业保险享受期限由32个月减少至18个月，加重了拒绝工作机会的惩罚措施。同时，把法定最低收入(失业保险金Ⅱ)与激励重返就业相结合，即依赖于法定最低收入的员工可以再做一份兼职工作，每月多赚取100欧元。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政策由人力资本指向型向更强调增强求职者接受低收入工作的“要求因素”转移，即求职者开始被要求就职于低收入工作而不是坐享福利。施罗德推行的哈茨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经济、低收入工作、兼职工作等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基本改变了“高福利——低就业”的状态。2008年，德国总就业率达到69%，高出前一个就业高峰水平3%。劳动力供给增加有助于提高均衡就业水平，但是并不能保证金融危机期间企业不裁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德国危机期间的就业“奇迹”。
    另外，失业福利的削减意味着失业者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s)的减少。并且，改革措施为雇主提供了更大的用工灵活性。2003年，解雇保护规则的限制有所放宽，门槛由5人公司放宽至10人公司。哈茨Ⅱ引进了月收入低于400欧元的迷你工作，这些低收入工作免于缴纳社会保险费，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成本。哈茨Ⅰ显著放松了对临时工作机构部门的管制，并将创建临时就业引入激励型劳动力市场政策，德国以制造业为主以及以高就业保护为特点的核心劳动力市场也增加了对临时工的雇佣(14)，引起常规工与临时工之间的竞争。这些改革措施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客观上有助于节制的工资增长。
    (三)就业“奇迹”的根本原因——工资节制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工资水平通过工会和雇主协会的讨价还价来制定，而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和经济结构下，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伙伴有所不同。在德国工资设定过程中，制造业出口行业所在的五金工会起主导作用。近些年来，该行业的工会表现出克制工资增长的意愿，导致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是适度的工资增长，这与企业的调整与重组有紧密的关系。与前几个经济衰退期相比，特别是2002年以来，德国实际工资水平保持了较低的增长(图5的单位劳动成本可以说明)。前文的回归模型分析了失业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关系，短期内，实际工资水平或者单位时间劳动成本决定了劳动力需求。危机前工资节制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就业的调整将会促进新的工资均衡。延森&m iddot;博伊森·霍格瑞夫利用DSGE模型分析认为，较低的工资增长会形成较高的均衡就业，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向较高的就业均衡点转移时，负面经济影响所造成的临时就业冲击会被这种转移趋势所减轻(15)。劳动力市场改革在维持工资节制的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均衡就业水平。由于德国劳动力收入的增长长期滞后于资本收入，至2008年底，企业都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根据股本和流动性缓冲，德国企业在危机爆发时(与之前的衰退时期相比)具有相当良好的财务状况，所以能够以损失生产率为代价来储蓄劳动力。当然，企业也有通过保护核心劳动力以避免技术劳动力短缺的考虑。奥利弗·科佩尔(Oliver Koppel)和阿克塞尔·普林内克(Axel Plǖnnecke)的报告显示2008年德国技术专业性劳工短缺率达25%。(16)
    
    
    图5　2002-2011年各国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ULC)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OECD, "Productivity & Unit Labor Costs", ?DataSetCode=ULC_EEQ，访问日期：2013-01-11.
    通过对比七国集团各国失业水平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可以发现危机之前单位劳动成本越是强有力的持续增长，危机期间就业率就更大幅度的降低(图5、图6)。经济衰退之前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对衰退时期就业的变化有一定影响。单位劳动成本上升越快，就业水平就会根据生产率下降而快速调整。这主要是因为企业面临雇佣和解雇成本，只要前景不是太悲观，工资的增长不会立即导致就业减少。而企业会有一个承受雇佣与解雇成本的临界值。一旦这个临界值被打破，就业会根据生产率和工资进行调整，生产率降低、工资提高会减少就业。危机之前单位劳动成本不同的国家，企业将面临不同的临界值，对于工资增长压力较小的德国来说，在危机期间很少有企业会超过这个临界值。(17)所以，德国危机期间就业水平的变化与前期单位劳动成本(18)的增长状况，即工资节制是直接相关的。
    图6　2002-2011年各国调和失业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OECD, "Harmonised Unemployment Rate", ?queryid=21760，访问日期：2013-01-12.
    综上所述，短时工作制是德国在衰退时期的惯用应对措施，并不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特例。此次经济危机导致全球需求紧缩，主要影响了德国的贸易型企业。危机之前这些企业表现良好且利润显著，危机几乎没有使它们暴露出结构性问题。由工资节制造就的较高的竞争力使德国企业具有较强的承受雇佣与解雇成本临界值的能力，可以通过短时工作制储蓄劳动力，保证了就业率的稳定。施罗德所推行的哈茨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福利水平，刺激就业。一方面福利降低的压力和非典型性工作的推广，有助于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雇主用工灵活性增加和保留工资降低，有利于维持德国工资节制的总体水平。如果没有工资节制来保证德国企业较高的竞争力，单靠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并不能保证危机期间企业不通过裁员来减少损失，恰恰相反，危机期间被解雇的正是那些兼职工或临时工。所以，工资节制是短时工作制在本次危机中发挥作用的基础，而哈茨改革有利于巩固工资节制，较低的工资增长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均衡就业水平并促成危机之前良好的就业形势。因而，就业“奇迹”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德国的工资节制。
    虽然工资节制为德国企业采取灵活的工作安排提供了基础，但是却降低了德国的生产率；哈茨改革降低福利、推动灵活的就业形式，确实有助于降低失业率，但是并未改变德国失业人口的结构性问题。就业“奇迹”的背后是德国劳动力市场的隐患。
    三、德国就业“奇迹”的隐患
    高失业率曾一度是德国经济主要难题，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就业市场造成重大打击时，德国劳动力市场却出现就业“奇迹”。许多学者将其归因于短时工作制的大量运用和哈茨改革的绩效，但根据前文的分析，发现德国适度的工资发展才是促成就业“奇迹”的根本原因。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成立以来，各成员国放弃本国货币而采用欧元，失去了通过汇率的调整来获得出口竞争力的能力。有学者曾经指出，正是由于德国工资节制使其实际汇率贬值，而南欧国家工资增长超过生产率发展水平使其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出现欧元区内部的外部失衡，最终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所以德国应该承担责任，并提高其工资增长水平。(19)节制的工资虽然帮助德国企业获得了出口竞争力，但同时降低了德国生产率增长水平。与七国集团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近十年来，德国生产率增长水平较低，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出现负增长(图7)。加之，德国就业率提高所伴随的总劳动时间的大幅下降、临时工的增多以及严重的长期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奇迹”就要“打折扣”了。
    
    图7　七国集团(G7)与德国生产率状况(年混合增长率，%)
    数据来源：OECD,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DataSetCode=PDYGTH，访问日期：2013-01-14.
    (一)工资节制导致生产率下降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工资与边际生产率相关。工资一定时，如果单位劳动产出增加，劳动需求将增加，因为扩大生产将增加公司利润，这主要源于公司利润最大化原理。根据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公司利润等于商品销售额(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外生价格)减去生产要素成本(资本与劳动力)；在短期内，公司资本存量恒定，逐利性使公司追求最优生产水平，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利润，工人工资将等于边际生产率。如果单位劳动产出增加而工资保持稳定，或者工资增长低于生产率增长水平，公司为扩大生产提高利润，对劳动需求将有所增加。这一点目前在欧盟各国工资制定政策中显得尤为重要，德国的成功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但着眼于中长期，公司的资本存量将改变，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变化或资本(利率)的变化会使公司以资本代替劳动力或反之。生产率将更加依赖于契约工资与其他要素(特别是实物资本)价格的变化。公司是否选择创新投资，有赖于(实际)利率与(实际)预期工资的发展，这个模型基于跨期和理性预期假设(例如，预期工资将通过实际工资变化实现)。(20)在利润最大化框架下，只有较高的预期工资水平才会促使公司加强创新，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生产率 。根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短期内较高的实际工资增长能够增加创造性破坏进程，低工资增长和灵活的劳动关系将提高劣质企业存活率；但长期来看，根据需求推动理论，工资节制或者工资灵活性的下降将阻止创新、限制总需求，最终降低生产率的发展。(21)反过来，如果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长，工资将有足够的增长空间并不伴随裁员；如果生产率增长低于工资增长水平，公司最终会因支付不起工资而破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倡导工资节制政策以增加就业，与此同时，德国生产率增长开始减速。为了精确衡量德国生产率长期增长趋势，格奥尔格·艾尔贝(Georg Erber)等学者运用罗伯特·戈登方法，通过适当的过滤过程移除周期性影响——这是因为考虑到生产率会根据商业周期的波动而变化，并通过回归分析描绘出德国单位工作时间(每小时)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他们发现：1977、1998年两个结构性突变具有相当高的统计显著性，生产率发展总体呈下降趋势，1982-1983年后，生产率增长较快直至统一后的“经济奇迹”，1998年开始也有上升态势，但2002年以来，下降趋势明显，2006年增长现象实际上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图8)。(22)
    
    图8　德国单位工作时间(每小时)生产率年变化趋势
    注：置信区间：+2个标准差。
    数据来源：Georg Erber/Ulrich Fritsche,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ermany: No Sustainable Economic Recovery in Sight", Weekly Report, No. 3/2009, Volume 5, March 10, 2009, 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生产率增长是科技创新和资源有效使用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单位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出，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同时用于工作以外时间的机会成本提高，人们将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消费、娱乐、教育等，不断提高生活水平。长期来看，资本存量不固定，生产率增长依赖于总需求的变化(投资函数)，从而最终影响就业增长状况。工资节制压低人们的消费水平、抑制总需求，不仅不利于生产率的发展，还会因为总需求不足而阻碍就业水平的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曾经指出，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举措已经相当积极，但相对来说，对就业的改善特别是对长期失业者、女性特别是低技术工人就业改善依然有限。(23)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存在总需求不足现象，这从德国的家庭净储蓄率高启上可以看出(图9)。所以，虽然工资节制为德国企业带来竞争力，短期内刺激劳动力需求，但生产率的长期发展状况令人担忧。
    
    图9　各国家庭净储蓄率(%)
    资料来源：OECD, "Household and non-profit institutions serving, Economic outlook No. 91, June 2012, OECD annual projections", ?queryid=40203，访问日期：2013-01-10.
    (二)长期失业的结构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激励型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削减(例如提前退休政策的取消)使得德国劳动力参与率有所提高。随着总失业率的降低，长期失业率(即失业时间长达一年及以上)也由2005年的6.1%降至2011年的3.1%。虽然长期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比重由2007年50%降到2011年的48%，但仍高于欧盟27国42.7%的平均水平(24)。并且，弱势群体(例如低技术工人、有健康问题的工人和老龄工人)占长期失业人口的比例有所上升。2011年，低级技术工人的失业率达13.4%，是高级技术工人(2.5%)的5倍多，中级技术工人失业率为5.8%；2010年，长期失业者中未经过职业培训的低级技术工人份额几乎为50%。实际上，危机期间短时工作制保护了核心技术工人，但进一步打击了低级技术工人的就业率。(25)另外，50～64岁人口长期失业率由2007年的73.2%跌至2011年的62%，但仍高于德国长期失业率的平均水平，老龄人口的就业风险和低入职率与其较低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有关。(26)2011年，德国青年长期失业率低于欧盟平均水平(30.1%)，但仍高达23.9%(27)。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通常假设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者灵活性和价格(工资)灵活性的相互作用最终趋向均衡；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理想的市场并不存在，失业者通过衡量失业成本和失业保险，即保留工资，决定是否从事新的工作，失业期限终止的原因是失业者新工作所获的报酬高于其所获的保留工资。(28)许多学者将德国劳动力市场冻结及长期失业问题严重归因于较高的就业保护和失业保障。但一系列改革措施实际上削减了失业保障。据报道，2010年，德国联邦劳动事务所对哈茨Ⅳ福利领取者比之前方案的福利获得者实施了更多的处罚措施；(29)通过降低补贴，成本削减超过1亿欧元，进一步增加了长期失业者的压力。根据联邦劳动事务所数据，失业福利每月平均减少123.72欧元。福利的降低迫使长期失业者寻找工作，但长期失业者多为低技术劳动力，部分人甚至未经过技术培训，工作机会较少。即使部分长期失业者重返就业市场，也多就职于门槛低、工资低的行业。由于工资节制的影响，德国总需求不足，服务业发展较慢，没有向低技术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因此，长期失业者福利削减对其重返就业的作用有限，还导致收入差距拉大、有失公平等社会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期失业者的主要特点是缺乏技能。而德国以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刺激内部灵活性的改革政策虽然保护了核心劳动力、相对提高了整体就业水平，但并未改变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标准就业关系，从而使边缘就业者的状况很难被彻底改善。工资节制政策和福利削减措施共同降低长期失业者的安全感和消费欲望，进一步巩固了总需求不足。在后经济危机时代，至少从长期来看，德国需要加快结构性变革。长期失业问题，特别是为低级技术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将是德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如何激励失业者参与正规工作也是德国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四、结论
    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于美国的信息通讯技术积极推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局面并没有在德国出现，虽然德国在全球竞争中成为世界出口的佼佼者，但这种发展主要得益于节制的单位劳动成本增长。短期内，适度的工资增长提高了劳动力需求水平，这为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出现就业“奇迹”奠定了基础。短时工作制是德国在经济动荡时期惯用的保护就业的措施，但本次危机中使用短时工作制并没有出现像以 往一样的失业率上升，甚至还有所下降，这得益于工资节制增强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具有以降低生产率为代价来保护核心劳动力的承受能力的特征。施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改革措施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包括灵活的就业形式、灵活的就业时间安排等，而保留工资的降低和雇主用工灵活性的增加客观上压低了整体工资增长水平。因此，德国就业“奇迹”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适度的工资水平，即工资节制。
    然而，德国单位劳动成本低增长并没有为生产率增长做出贡献。近年来，相比其他七国集团国家，德国生产率都保持较低的增长水平。虽然2006年出现变化，但格奥尔格·艾尔贝等学者通过验证发现这仅是短暂现象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根据相关经济理论，长期来看，较低的工资增长水平会抑制生产率发展，阻碍总需求，并最终降低就业水平，影响一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其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等相比，德国不是内需型国家，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如果将较严重的长期失业问题，特别是低技术型工人的就业、较低的消费水平、增长不足的生产率水平综合来看，德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依然面临较大挑战。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一味地减少工作时间保护劳动力并不是长久之计。生产率持续提高不仅有赖于新的增长领域(例如能源、环境、健康等)，通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潜能的充分利用，还有赖于长期较强劲的工资增长水平，德国在保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更需要以支持收入与内需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