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演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它产生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只在学术圈子内存在和发展，对社会影响不大。但196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后，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为了准确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划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以更完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演变，以及它与“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一些考察。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革命活动家柯尔施提出的。1923年，卢长奇、柯尔施分别发表了《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两书。但发表以后，立即遭到第二国际特别是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批判。为了对这种批判进行反击，1930年，柯尔施写下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在这里，他第一次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他说，必须记住，尽管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性对照来自今日俄国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反对派，然而它的作者是一个正统的普列汉诺夫的信徒，一个在哲学上站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一边的人。然而，他的批评根本不是旨在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结构，而是只反对它的最近的滑稽形式，这种滑稽形式使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显得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一种“继续和发展”，而是一种“败坏和歪曲”。［①］当他谈到方法与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把侧重点从唯物主义转移到辩证法时这样写道：“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做法。”［②］可见，柯尔施在《反批判》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而且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对立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说，自从20年代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已经不再是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之间的争论，而是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考茨基和列宁主义，后者的代表就是卢长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但是，柯尔施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提出的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55年法国哲学家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一书发表以后，这个概念才引起了较大反响并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象柯尔施一样，也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而且指出在这种对立中，只有前者才真正掌握真理，并且明确地把卢长奇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③］尽管卢长奇本人抗议梅劳—庞蒂把他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甚至想否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并多次检讨自己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也无法改变《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客观事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卢长奇在这部著作中按照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与列宁主义不同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尤其是70、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甚至于70年代末传入中国。当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各国学者对它的涵义作了某些修正。

　　英国新左派评论家佩里·安德森在1976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改变了柯尔施、梅劳—庞蒂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主要是研究主题和关切的问题发生了转移，即从传统的经济、政治为主题转向了以哲学为主题；再就是它产生影响的地域也发生了转移，即从中东欧转移到西欧特别是德国、法国、意大利；此外，它还是一个时代性概念。［④］在这里，佩里·安德森扩大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这种用法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广泛流传着，许多著名的专著都采用了这种用法。［⑤］

　　加拿大社会学家本·阿格尔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对柯尔施等人的观点进行了一些修改。他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别的、赋予特定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不论它诞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特征，都可以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之下。这样，他完全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地域性含义，把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北美马克思主义、甚至一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理论家也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注意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用法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建议。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在改造佩里·安德森用法的基础上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指出他所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佩里·安德森用法的区别。［⑥］有的学者建议回到柯尔施、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并认为这个用法有四优点。［⑦］有的学者建议扩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把西方共产党的理论家的理论也包括在其中。也有的学者认为可以用“新马克思主义”来替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是一些学者杜撰出来的，可以废弃这个概念，代之以国外当代的马克思主义。［⑨］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归结起来大致有四种用法。

　　第一，在承认地域性含义的前提下，着重在思想路线方面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的特征。这是柯尔施、梅劳—庞蒂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本意，也受到英国学者ｒ·雅各比和中国学者陈学明的赞成。前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论体系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后者认为这种用法有四个优点，其它用法都是在这一用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第二，在承认地域性含义的前提下，强调主题及关切问题、发生影响地域的转移。这是佩里·安德森的用法，得到了英国学者霍夫曼、部分中国学者的赞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三个传统：一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在内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二是斯大林主义；三是以卢长奇等为奠基人包括法兰克福学派、萨特、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等人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赞同中国学者在佩里·安德森基础上改造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用法。

　　第三，完全是一个地域性概念，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学者ａ·格尔科奇科夫在1983年10月“世界社会主义”国际讨论会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类：一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包括苏联、东欧、中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即亚非拉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这些国家中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包括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有些学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

　　第四，完全是一个非地域性概念，把它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第四国际托洛斯基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论它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加拿大的本·阿格尔、英国的ｅ·霍布斯、和部分中国学者等坚持此说。
　　　　二
　　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还必须把它与“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概念进行比较。“马克思学”这个概念是法国学者ｍ·吕贝尔于1959年第一次公开使用的，60年代在西方得以广泛流传，70年代末，在我国社会科学内部刊物上出现。“马克思学”又称西方马克思学，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50年代后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研究马克思的热潮。这样，“马克思学”就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起来。

　　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者，通常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一般被称为“马克思学家”。按其政治倾向来说，大致可以分三类：一是较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希望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端，但在资产阶级理论中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力量。这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右翼以及60、70年代的一些新左派理论家。这些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二是试图以纯学术的观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声称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非阶级性、非意识形态的分析，站在纯客观的立场对待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来看待。这些人是一些相对独立的资产阶级学者，主要有德国的伊·费彻尔、美国的阿·古德纳和海尔布隆纳、英国的麦克莱伦、法国的吕贝尔等。三是一些资产阶级官方机构的御用学者，他们是抱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明确目的去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他们极力篡玫、歪曲马克思主义。这些“研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

　　“马克思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系统的学科，其共同性仅在于研究对象。但研究对象又极其广泛：从编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到对他们某部或全部著作的考证注释，从研究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到考察马克思所有后继者的思想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等。总之，凡是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有关的一切，都可以包括在内。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倾向、文化素养、知识结构不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不可能一致。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彻底的黑格尔主义者，甚至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宗教，等等。

　　概而言之，“马克思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思想理论上带有很大的倾向性，并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但是，除了极少数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外，大部分“马克思学家”的研究在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因此，对“马克思学”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新马克思主义”从广义来说，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先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一种旨在重新解释或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思潮，它已经超越了西方、东方这两个政治性概念和地域的限制，凡是非正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都可以包括在内。这样，“新马克思主义”除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外，还包括“东欧异端的马克思主义”，甚至有人认为还包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北美马克思主义，等等。但从狭义来看，“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东欧异端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东欧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又称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学者，不同意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而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人道主义。它们并不是统一的政治或学术团体，其中有许多学派如波兰哲学人文学派、南斯拉夫实践派、捷克存在人类学派、布达佩斯学派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非正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和开放性，试图用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来重新解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侧重点从政治经济转向哲学、文化、艺术。而在哲学上，又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而反对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

　　由此可见，“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外，实质上仍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进入8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又有所减弱，但仍为各国学者所重视。

　　“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是在1975年首次出现的。1977年，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马德里发表“欧洲共产主义宣言”，提出西欧国家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主张西欧各国要走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民主和平的道路，实现一种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各党的具体纲领政策也不尽相同，但基本理论和政策是一致的。概括地说，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应多样化；可以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改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社会主义模式应多样化，西欧不应照搬苏联模式，而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不是唯一的工人政党，应建设群众性、人民性、民主性的党；要提倡新国际主义，反对大党中心主义；等等。总之，“欧洲共产主义”是本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部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种探索。

　　综上所述可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界定还处在研讨中，“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一种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自我标榜的，虽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但又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派的精神来解释、补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体系庞杂、观点各异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⑩］

注：
①　②长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2——73页、83页。
③梅劳·庞蒂：《辩证法的历险》1974年英文版第7页。
④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　⑥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93年看到第117——118页、120——126页。
⑦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⑧参见李忠尚：《“新马克思主义”析要》，中国人民大原出版社1987年版。
⑨杜章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
⑩奚广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