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贡献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史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论断，并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做出了艰难而卓越的探索。在他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得以“拨乱反正”，他在“反右”的斗争中捍卫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尊严并揭开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序幕。他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上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对我们今天仍旧产生着深远影响，邓小平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发展史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尤为特殊和关键，他的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对毛泽东的继承，更有对前者的矫正和超越。当前，学术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研究比较侧重其理论方面，缺乏对其实践方面的评价和研究。我们说 “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给予中国人民的最大理论贡献，而“改革开放”则是他给予我们最大的历史或实践贡献。前者侧重对他理论功绩的概括，而后者侧重对他实践功绩的评定。研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贡献，不仅要考虑其提出的理论主张，还要考虑其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的历史作为。

　　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战略命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一命题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我们国家出现且具鲜明时代特色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的道德教育实践往往被裹挟在特殊的政治运动中展开，具有突出的政治色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一历史命题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的不断深入而生发出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焦聚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战略部署。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水平，人民群众要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道德风尚。1982年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包含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构成部分，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了“思想道德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1986年在党的十二届六中上，我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在“思想道德建设”部分特别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一内容，并作出了具体的阐释，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决议》强调要在全国各民族之间，各个阶层之间，以至人民内部的一切相互关系上，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决议》还就社会主义道德道德建设的原则做出了明确规定。至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就这样被完整提出来。

　　二、实现了社会主义道德思想的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和发展，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战略的真正起步和发展。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努力推动下，社会主义道德思想的解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涤除“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领导涤除“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想的影响，实现社会主义道德思想的“拨乱”。“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度的伤害，混淆了人们的价值观，冲击了人们原有的道德遵守。“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推行极左式的强权道德;煽动“打、砸、抢”风气，宣扬“痞子流氓”道德观等。邓小平曾讲：“‘四人帮’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1]105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需要彻底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这些恶果。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德思想的“反正”主要体现于对优良革命传统的恢复和弘扬上。“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工作，我们的青年团、少先队的工作，发扬光大了过去的优良传统……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优良革命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1]105-106。邓小平一直在为革命道德传统的提倡做着努力，为此，他多次指出：“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1]106

　　(二)厘清了共产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道德可能会在一时或一定的范围中继续发挥作用，但试图使其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则是困难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党开始把道德建设的重点落到了与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上来。具体表现为，开始在社会引导上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坚持共产主义道德先进的发展方向，更要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的广泛性要求。前者坚持和践行的主体为共产党员，并通过先进分子的榜样示范而倡导，后者则是对全体社会成员提出的要求。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后来我国的道德建设划定了基本“底线”：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决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决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2]。1989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的《共产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说明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是同一个道德体系，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共产主义道德，就人类社会的道德类型来说，它是最高理想和最美好的道德。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来修养个人的道德情操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作为党的纪律来提出要求，还是用社会主义道德的提法更符合实际。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还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对于人们的行为，客观上还存在着与共产主义阶段不同的要求和规范。”[3]此后，我国道德建设不再通过一味拔高道德要求来推行，而是注重群众践行的可行性以及广泛性。如，改革开放前我们过多强调了无私奉献、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式的共产主义道德;而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则认为公私兼顾，不损人利己是对我国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厘清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并将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建设主体来推进，这样就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三、捍卫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价值遵守，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开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坚守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同时，也厘清了共产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区别，为此，邓小平从以下方面做出了努力：

　　(一)坚决反对自由化思潮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冲击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自由化思潮开始对国人的思想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冲撞。西方的虚无的、享乐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被部分人所秉持宣扬，进而发展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面对这些强大的冲击，邓小平多次指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批判，对极端个人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1]336“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1]336。自由化思潮表面上假借对“极左”思潮的反思和质疑，实质上却是要实现其对共产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价值的猛烈攻击，试图以批“极左”为突破口，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击毁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

　　邓小平对自由化思潮的批判，就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内含对共产精神、社会主义道德的坚守和保护。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邓小平在共产主义道德践行的主体定位上，由初期希望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广大青少年中恢复共产主义道德风尚而逐渐落定于共产党人的坚持和先进带动上。“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1]367!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坚守和倡导，邓小平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的。

　　(二)拉开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序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仅在社会主义道德思想上提出了系列观点，在实践中也推动开展了一些道德实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认为有两个活动最具代表性。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开展了学张海迪的活动，邓小平亲自给张海迪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4]这是我党倡导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建设的一次严正努力。而与学习张海迪不同，被认为是道德突破了政治、更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属性的实践则是“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广泛开展。1981年2月，全国学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语言学学会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倡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五讲”活动;开展“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的“四美”活动。此后，这项活动又和“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活动相结合，于是形成了人们所传诵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经典口号。

　　要弄清楚这两个活动的意义和关联，就必须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道德建设发展的一个演进脉络，起初我国的道德实践主要体现为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培育和践行，但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就越加认识到这种努力的有限性。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道德建设的方向上单纯的共产主义道德宣扬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具有更加广泛群众基础，且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这一点是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认识深化的)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则更为必要和紧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道德需要的道德指的就是“社会主义道德”，而对这种需要得以满足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开展。

　　学张海迪是一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则拉开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序幕。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五讲四美三热爱” 活动虽然没有完全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征和要求，但是它不再侧重于先进性道德的拔高，而是关注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要求，并且这一活动具备了道德建设的独立性，是从政治生态圈压制下的一次突围，它格外注重了社会公德建设，强调了道德建设的社会性。如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一些城市、乡村、行业、单位根据自身特点普遍订立道德规范，其形式多样、内容具体、要求明确，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良好形式。这些公约的制定不是停留于一般的号召上，而是涉及到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和职业道德培育的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是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展的一次最为重要且具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性质的道德实践活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序幕开启的标志。

　　四、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解放和发展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上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这些观点、论断对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勾画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

　　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注重先进性引领的同时，更加注重广泛性的要求，将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这是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此外，该《决议》还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勾画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框架。十年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了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体系。“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完整提出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贡献，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完善形成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勾画的理论框架上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对集体主义的新阐述

　　集体主义曾经在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年代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它却成为了一种 “变了形”的集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理论的借口;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无视个人需求、束缚个人的发展;不同程度上压抑或挫伤了个人的主人翁精神、首创精神。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1]175邓小平提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一方面确认集体利益为先、为重，另一方面同时强调要注重对个人利益的保障和满足，更多强调两者的辩证统一而非绝对对立。

　　邓小平恢复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科学含义，克服了抹杀个人正当利益的“左”的做法，既肯定了集体的权威，同时也强调必须保护、关怀和增进个人利益。而在如何保护、关怀和增进个人利益的问题上，邓小平尤其关注个人物质利益的实现和满足，这是邓小平集体主义突出的一个亮点。“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146。邓小平从理论上彻底矫正了“变了形”的集体主义，更从实践上贯彻了“社会主义集体精神”。中国后来的历史表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充分激发了中国人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着实提升了国人对自我价值实现和自我利益获得的权利意识。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个性发展的历史;是自我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不断得到满足的历史;同时也是国家利益增收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这些成效的取得与邓小平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是分不开的。

　　(三)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评判的根本标准

　　人类事物的发展离不开价值判断，需要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发展也是如此。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具有中国内涵的新型价值评判标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评价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三个有利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的统一。它主要是针对“左”的僵化、教条而提出，它“超越了东西方传统价值观中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实现了功利论与道义论的综合创新，强调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要体现功利当先、义在其中、义利统一、不可割裂的精神实质”[6]。这个根本评判标准是对“左”的思潮影响的有力的“批判武器”，可以极大解放人们的思想，从而排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不利的干扰因素，使我们可以大胆利用一切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要素。这个标准也是我们今天评价社会道德建设状况、道德运动方向，破解理论界关于道德“爬坡”与“滑坡”争论谜题的一把金钥匙。

　　作者：刘孜勤 王婷婷 来源：中共石家庄市党委党校学报 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