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化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决定》和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述，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在新时期的发展，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

　　面对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停滞和关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地解决了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一“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共十四大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期。

　　但是，由于我们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导致社会不和谐音符的存在。正如《决定》所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一，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公平与不公正，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使中国在短短不到20年时间里由世界上比较公平的国家变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这种分配领域的不公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及其内部、区域之间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图"表明，"98"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3095，但是，到2003年，达到了0.46;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图2表明，城乡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由"985年的".86上升到了2005年的3.22。地区之间差距明显，东部最富裕地区上海的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最贫困地区贵州的"0倍左右。社会阶层之间矛盾突出，根据《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从"992年至2003年劳动争议案件数年均增长率高达35%增长了26倍。

　　第二，中国社会发展的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仍然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根据《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目前全国贫困人口约4800多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2600万人，城市贫困人口22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为3.7%；根据国际贫困线，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

　　赌、毒等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市场经济是高风险社会，要求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分布不均衡，致使大量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现象产生。

　　第三，由于没有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环境、资源问题严重，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有能源问题、水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

　　中国单位美元GDP能耗为0.23千克，但是，这个指标因为采用购买力平价指标衡量，可能低估了。2000年，在一些行业，中国单位产值能耗平均比国际水平高6%到36%其中，钢材是国际水平"24%水泥是国际水平"45%电力生产是国际水平"25%汽车能耗是国际水平"23%5。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钢材、水泥、电力、汽车、石油等重化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对能源需求急剧增加，迅速成为能源净进口国。至2005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日平均消费620万桶。如果中国GDP能够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至20"0年中国石油年需求总量将达到5亿吨151。由于经济增长伴随的城市化加速，中国能源需求更大，因为，城市能源需求的收入弹性达到0.7，当城市人收入水平增加"％时，对能源需求将增加0.7%51。因此，能源问题构成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首要问题。

　　中国人均水资源严重不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世纪9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导致水资源短缺更加严重。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存在严重水资源浪费，中国单位GDP水耗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四倍丨51。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均水资源使用量超过了欧洲和日本的城市。第二，水资源污染严重。2000年中国内河水资源38%被污染，比"990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在七大主要水系中，42%的水资源达到了三级标准，28%没有达到五级标准。水资源污染主要因为农业用水、工业污水以及城市污水等。2000年中国水资源估计短缺300亿立方米，至2050年中国水资源估计短缺570亿立方米。

　　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速重化工业化和汽车使用量大量增加，中国城市污染严重。据耶鲁大学环境法和政策研究中心评估，在146个国家环境可持续性评估中，中国位于末尾。200"年中国有2/3城市没有达到国家环保总局空气质量标准。在2004年对3"5个城市的调查中，有1/5城市低于空气污染三级标准。"995年中国污染成本大概占中国GDP的7%。

　　环境与资源问题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实质是代际利益关系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使当代人发展不以下代人不发展作为代价，在当代人与下代人之间实现利益和谐。

　　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时，邓小平除了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外，更是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论述“发展才是硬道理”时，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在论述“三个有利于标准”时，除了强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夕卜，还强调了另外两条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阐述“先富”思想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战略，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人们对增长的过分强调和渴望，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结合，导致自由市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忽视了自由市场的运行是依靠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习俗、习惯等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市场是嵌入社会之中而非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如果缺乏这一系列制度约束，让市场渗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带来社会不和谐。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追求私利的个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做出经济决策，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的实质含义和形式含义°并没有完全分离。但是，以后的经济学家把“看不见的手”原理当作永恒真理，并运用现代数学理论证明了这一原理的有效性。它的证明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包括假定个人是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其主要约束是预算限制。消费者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为满足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选择商品组合，构成了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生产者在成本约束下追逐着利润最大化，构成了对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均衡的市场价格。如果市场满足完全竞争市场的性质，这一均衡价格向量不仅能够出清市场，而且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状态。因此，形式化经济学家们鼓吹自由市场的万能，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

　　形式化经济学的缺陷很早就有人指出，马克思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他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仅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其内在的矛盾，最终必然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1929-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形式化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诊断的。“大萧条”在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生产的剧烈下滑，失业的剧增，银行的大批倒闭。按照新古典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自由市场的作用下，经济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一般均衡。面对“大萧条'他们只能不断宣称繁荣就在街的不远的拐角处。新古典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无能和无视现实遭到了凯恩斯的严厉批评：“……这长期是现期事务的误导的指南。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如果在风暴季节，他们只能告诉我们，当风暴过去一段时间之后，大海又恢复平静，那么经济学家为自己确定的工作就太简单、太没有用处了。”161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凯恩斯就明确地指出，就总的产出和就业水平而言，不存在把自利性导向社会最优解的“看不见的手”。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从工资刚性出发打破了新古典形式主义经济学家著名的“二分法”，即真实部门和名义部门的分离。真实部门均衡产出和就业是由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决定的，名义变量是由货币数量论决定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只会导致名义变量的变化，而不会导致真实变量的变化。但是，当劳动市场存在工资刚性时，货币等名义变量的变化就会导致真实变量的变化。这样，当消费和投资分别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和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而不足时，经济就可能会出现非充分就业的状况。因此，不是“供给会自动创造它的需求”，而是“需求会自动创造它的供给”。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通过政府的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干预经济的运行，使经济长期处在充分就业状态。二战后，各国均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理论，迎来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因为“滞胀”出现而停止。倡导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也慢慢的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因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支柱之一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关系。而“滞胀”恰恰就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同时并存。这样，一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革命”开始了，他们强调自由市场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通过弗里德曼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解释了“滞胀”的形成，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指出了“滞胀”的根本原因正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所致。在长期，政府总需求政策只会带来价格水平的变化，不会导致实际变量的变化，从而政府干预是无效的。但是，在货币主义者那里，短期的向右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仍然存在，这仍然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可能。因此，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货币主义者的革命实际是不彻底的。为此，以小罗伯特·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理性预期假说、市场出清假说和总供给假说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均衡的经济周期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中，只有那些没有预期到的货币供给的变化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影响真实部门的产出和就业，政府不可能通过系统性的政策影响经济。但是，理性预期经济学仍然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可能，问题是这里短期到底有多短呢？是一年还是半年？因此，政府仍然有通过非系统性的政策干预的可能和必要。这样，以罗伯特·巴罗、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为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经济学家通过“时间的动态不一致”、“李嘉图等价”等概念和理论证明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无效性。而且认为，经济的周期波动源于经济的外部供给冲击，特别是技术冲击。

　　由此可见，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主义革命、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的改进，新古典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思想不仅得到了复兴，而且其形式更加严谨，达到了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极致。从政策上看，由于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无效，要想降低失业水平，就必须降低自然失业率。为此，经济政策相应的由需求管理政策向供给政策转变。按照新古典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只要劳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通过价格调整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为此，要想降低自然失业率水平，就必须减少劳动市场的摩擦。而在他们看来，劳动市场最主要的摩擦就是社会保障体制、失业救济和工会等等。因此，降低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基金、削弱工会的力量等就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政策选择。以英国等国家为例，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增加对工作的激励，例如通过降低边际所得税率，降低失业和社会保险津贴；（2)增加工资和工作规章的灵活性，例如通过削减工会的权力；（3)增加劳动力在职业间和地区间的流动性，例如在前一种情况下通过更大规模的实施政府再培训计划；（4)提高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效率，例如通过实行私有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古典形式化经济学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华盛顿共识”就是其集中体现。这股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随着改革开放传入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府政策，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这一进程在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加深。

　　高速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同步增进，是否如新古典形式化经济学所鼓吹的那样，不平等等不和谐音符的增加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呢？

　　对“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的证明，大致有三个角度。第一，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利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说明二者共存的经验合理性；第三，平等化政策导致的效率损失。但是，这三个角度的证明都已被现有的经济学文献所否定。高速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高速经济增长与平等是可以共存的。

　　首先，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吗？

　　多年以来，在发展经济学的主流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有利于促进储蓄，“我们对一般人并不感兴趣，而只谈其中m%的收入最高的人，他们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里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40%(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是接近30其他90%的人从来没有打算过在他

　　们的收入中储蓄一个相当大的部门。储蓄

　　相对地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因为储蓄者收入的增加相对增加了国家的收入。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收入的分配被选择有利于储蓄阶层。,6对于这种观点，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奇迹》对其提出了质疑，“在"965-"990年间，东亚23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所有其他地区。而且，这8个经济体在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方面也极其成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它们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且不断下降。保持分配均等的迅速增长，是东亚奇迹的典型特征。”同时，阿尔伯托。阿莱西纳和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表明，相对于1960年至1985年，以及1970年至1985年所研究国家的数据，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对人均收入的增长有负的影响。他们描述了收入分配不公阻碍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明了这一结论。在他们的机制中，关键的变量是政治的不稳定。也就是说，收入分配的不公可能导致政治的不稳定，而这有可能导致投资的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指出，收入分配的不公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第一，“当市场不完美时，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遭到浪费，资源配置丧失效率。”第二，“经济和政治不平等与制度的发展受阻有关联。”这里的核心在于，初始的收入、财富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将可能导致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的制度化和路径依赖，而这将不利于长期增长所依赖的投资、创新和冒险。

　　因此，在今天，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是不利的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试图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来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次，存在所谓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吗？

　　1955年，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即随一国国上升，然后下降。库兹涅茨的观点是：农业占主要地位的经济开始时收入平等，人均收入较低;随经济发展，一部分居民转入其他部门，不平等程度增加，但是由于人们从经济效率低的传统农业部门转入到现代工业部门，导致平均收入也提高。一开始，这会造成不平等加剧，但随进一步的发展，更多的人脱离农业，不平等最终会减少。库兹涅茨是把他的推测建立在对发达的工业国家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上，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利用跨国数据来讨论这一问题，结论是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增长之间不存在系统性的关系。例如，在一项对49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在40个国家中不平等程度与收入之间不存在统计关系。在剩下的9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显示一种L型关系，而不是库兹涅茨所说的倒U型关系;在49个国家中仅仅有5个国家出现了库兹涅茨曲线。不平等与增长之间似乎也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关系。在陈少华和拉瓦宁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不平等在43个时段与平均消费的增长不存在相关关系一一个时段就是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在这一时期可以获得两次调查数据。同时，费景汉等通过对台湾在1953年至1964年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案例研究，也证伪了库兹涅茨倒L型曲线理论。

　　因此，由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所谓“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被否定和证伪，我们认识到，收入分配的不公不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必然现象和必然产物。

　　第三，平等化政策必然导致效率损失吗？

　　两个多世纪以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资本主义效率的理论基础一“看不见的手”原理。“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谈论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论对他们的好处。”，“通过市场，贪欲被套上了笼头，以一种不受人的因素影响和表面上自动的方式为社会目标服务。”，“看不见的手“原理经过新古典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得到了更加严格的形式化的证明，即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他们认为，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财产的私有制和资源稟赋的不同，这种效率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用阿瑟。奥肯的话来说，“购买效率的代价，是收入和财富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

　　因此，对于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由市场经济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伴生着不平等，反之，平等化政策必然导致效率损失。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化政策导致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扭曲和政府失灵。在劳动市场上，政府的平等化政策，如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障等，将导致工人寻找工作的积极性降低，甚至是选择性失业，从而增加了自然失业率。同时，平等化政策可能对富裕阶层的工作积极性产生影响，如超额累进所得税制度。另外，平等化政策可能导致创新者的动力不足，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平等化政策除了导致市场扭曲外，还可能导致政府失灵。因为，平等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由政府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正因如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致力于对政府平等化政策的批评，并随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得到了推行。

　　那么，平等化政策真的导致了效率损失吗？目前的证据并不明显。

　　阿瑟。奥肯根据乔治。布莱克的研究得出，现行的税收制度对富裕者的工作积极性没有明显的影响。因为，“较高的所得税，使闲暇廉价，抵消了以工作换取闲暇的补贴效应。然而同时，他们诱使人们更多的干活，以避免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正如他们减少了养家的工资时，就会尽力发挥收入效应一样。同时，他指出，平等化的政策对投资和储蓄的影响也是很小的。另外，世界银行2006年的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也指出，平等化政策有利于机会的公平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为，“机会的不平等会加剧经济效率的低下、政治冲突以及制度的脆弱性。”而平等化的政策，将使“穷人得到'双重红利’。第一，机会的增加，穷人更多地参与发展过程，可让穷人直接受益。第二，提高公平程度，可以改善制度，更有效地管理冲突，包括穷人的潜在资源在内，社会上的所有潜在资源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因此发展过程本身也更成功，更有弹性。”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一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一已经被现有文献所否定，至少对它的证明是不充分的。因此，经济高速增长和平等就存在共存的可能，而新凯恩斯主义效率工资理论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给出了平等与效率共存的理性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利益冲突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障碍。这种总体和谐下的不和谐音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出现及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鼓吹效率至上，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是效率、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人们对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高效率的迷信和对高速经济增长的渴望一起影响了政府政策的制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过于强调效率优先，把增长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忽视了增长过程中的公平、环境等社会发展问题，使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加剧，致使整体和谐下不和谐音符增加。

　　随经济研究的深入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与教训的积累，人们逐步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片面性和危害，认识到，如果有相应的政策措施，走一条公平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2006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公平与发展》。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述，正是我们党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经验教训，全面理解和实施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结果。因此，“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述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在新时期的发展，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优良品质。

　                                                                 周端明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芜湖24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