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的和谐相处
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富的人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是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二是引领社会进入更髙层次的精神文明，三是弘扬民族精神，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应通过对实体经济的不断扩大再生产完成。通过慈善事业或公益事业达到济天下的目的，改变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引领社会走向自由。通过国际竞争，扩大本国企业的知名度，通过企业弘扬民族文化，加强国家在国际中的影响力。富者，既要推动财富增加，还要担当社会道义。
“由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的差别，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别，而绝不是那种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在道德的引导下，一部分先富的人会帮助后富的人，但大部分先富的人不可能自觉帮助后富的人，不仅如此，积累的财产还很可能成为剥削和掠夺后富或未富人的资本。当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政府的积极干预，两极分化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其表现只是富者更富，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则会受到政府的救济，即贫穷有一定的界限。而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一部分国民享受不到各种社会保障，完全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难以抵挡各种生活风险，部分人口不仅难以脱贫，甚至在贫困中愈陷愈深。有学者不承认中国当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认为社会总体趋势是生活都得到改善，只不过富的更富。殊不知，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责任移交给了个人与家庭，如住房、教育、医疗等保障缺失，加剧了某些群体的贫困化现象。“根据联合国2004年报告，我国2001年的基尼系数为0.447,最穷的1/5人口占总消费的4.7%,最富的1/5人口占总消费的50.0%，贫富比差为10.7，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髙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列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0.54。这样的收入差距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在今天的财富增长中，劳动不再能致富，资本才是致富的重要手段，两极分化现象如果离开了政府的干预将无法避免。
调节"先富"与"后富"的关系
如果依靠自律不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就必须通过强制力完成这一转化。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调整经济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
首先，通过法律法规，打击投机，保障劳动者权益。
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需要良好的投资而非投机，面对当前的房价疯涨，国家必须严格土地使用方向，有限的房屋用地造成人们的恐慌心理，为儿孙买房提前放到日程上，有资金者囤房，无资金者贷款也得为儿孙置办好不动产，加上当前还有一大批面临婚育的人对住房的需求，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汹涌的住房潮，而快速上升的房价刺激了一大批持币不知如何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加入更让焦灼的房产市场酷热难耐，贷款的紧缩政策起不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如果征收房产税，以人均面积计算，超面积按累进税率计算，面积越多税率越髙，资金雄厚的人可以养得起房，但大部分人会理性地消费住房。
可见，当前的房产投机行为严重影响土地的使用方向，阻碍建筑行业的科技创新。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健康运行，必须加大对住房市场的调节力度。
当前各大中城市都规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劳动法中也对劳动时间进行了限制，这些对大中型企业的普通人员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远未普及到一些小型或个体、临时的用工场所。一些地方政府考虑到企业主是当地的财政税收支柱，处理过程中往往倾向于企业主而非雇工，政府必须加大对用工不规范企业的处理力度，企业主应当通过科技创新获得髙额利润，而非通过降低工人的工资保持竞争优势，经济发展速度不是衡量国家发展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尺，普通民众生活满意度才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准。
其次，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两极分化。
加大立法的公正性，严格执法。让贫富分化速度减缓的有效办法是通过法律调节收入。然而，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工、普通农民与工人所占比例太小，在立法过程中难以照顾到这些群体的利益。如当前呼声很髙的房产税、遗产税为什么迟迟不能开通，关键是如果开通，触动的是有产者的利益而非无产者的利益，尤其是以房产作为谋利益的群体的利益。
法律的制定既要参照其他国家的成熟法律，更要注重本国国情，后者是立法的重要依据，比如，根据当前国家情况，房产税完全可以开通，如人均住房面积五十平米为免税面积，车库与阁楼自用免税，出租按租赁所得收税，如果普通住宅超面积部分用于出租，只收租赁税，但租住者如果租赁了住房而自己却有房子用于租赁的，不能在租赁他人住房时免除房东的超面积税收，依然纳入到超面积税范围（防止超面积者恶意串通逃税)。非住宅类住房征收营业税。严格区分住宅与非住宅性质，禁止将住宅转化成商业用房甚至生产性用房，维护普通居民的生活环境。住宅人均每超过十平米为一档，每档税率相距5%，最髙税率70%，年年征税，以彻底杜绝囤房现象。遗产税也可以开通，不能因为物价上涨底数难以确立就不开通。
对未立法的应当将立法工作实施起来，一旦立法，严格执法才能保证调整分配收入的源泉。对已立法的，如个人所得税，由于执法力度上存在缺陷，偷税漏税现象严重，越是收入髙者（非工薪阶层)，越容易通过各种方式避税偷税逃税。如果法律条文良好而执法不力，会导致国家的转移支付和再分配能力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通过法律调节收入分配，虽然公开，但并不能代表公正，将会触动富裕阶层的利益，也会激起他们的反对，因此要通过相配套的措施，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与覆盖面，避免贫困者日益贫困。为什么在有些国家税收征收髙未引起富裕阶层移民海外，而我国还未开通房产税与遗产税，却纷纷有富翁移民海外？解决途径两条，一是治理社会应以法律而非政策为主，二是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与覆盖面，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惠及城市和乡村的低保、养老、医疗失业、住房、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要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做好优抚安置工作。根据目前我国的现实国情，要特别加快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为重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保障的社会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不安全感让富人想方设法聚敛财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而保障力度不够，因病、因教育、甚至因住房而致贫的人由于缺乏资金，更不容易摆脱贫困。因此，避免两类阶层间产生冲突的途径只能依赖强有力的社会保障。
第三，创立公平机会，让社会阶层能上下流动。
一是真正让机会均等化。现在公务员考试、国企招考表面上已相当公开公平，实质上各种潜规则依然，这主要源于政治体制僵化。政治体制的改革成功与否也影响到社会各种就业机会能否公开公平进行竞争。
二是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避免在现有的薪酬体制下扩大贫富分化。社会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本不应当出现失业与用工短缺的矛盾，由于行业间、岗位间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上某些岗位无人问津，而某些岗位出现一个岗位千人竞争的现象。利益机制是当前的主要驱动机制，但这种驱动机制如果运用不当，也会显失公平。脑体、管理与被管理岗位的收入差距不能继续扩大，劳动岗位应成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领域，而非因利益上的差距显示人与人之间地位髙低的尺度。
第四，加大道德教育投入，巩固信仰，促进社会的精神追求。
物质利益的激励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过度追求物质利益将导致整个人类社会的灭亡。共产主义信仰在当代受到极大冲击，社会主义能否成功，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社会建设事业，更关乎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不能做一个无止境的物质人，只有精神追求才不受制约。当下的中国不能再鼓励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在运用法律加大对社会公正维护的同时，还应以道德风气影响人们的行为与观念。不管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结合，还是引用外来文化，文化领域的发展，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重点。
纯朴、敦厚的民风民俗，温良恭敬的礼仪规范，内敛谦让的处事之道，自省豁达的修身之法，忠实诚信的办事规则，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要求。未富的人不能形成仇富心态，先富的人更不能将雄厚的财富作为掠夺他人财富的手段，社会的和谐应当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正当的竞争方式，形成财富、社会地位的流动，在流动中不失和谐，这样的社会才永远充满活力。
陆晓云
(南通航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