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绪：道德行为的中介调节

　　1引言

　　柯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的伟大在于其创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道德心理学，柯尔伯格以皮亚杰的早期理论为基础，以认知范式为模板而提出了道德推理发展的六阶段模型，认为道德推理导致了道德判断，而道德情绪并非道德判断的直接结果(罗乐，2010)。尽管这一理论奠定了道德心理学在科学心理学中的地位，但这一理论却也明显忽视了道德情绪在道德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心理学家开始重新审视道德情绪在个体道德发展中的作用(侯晓晖，2008)。如林德在柯尔伯格道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行为与发展的双面理论，该理论突出了道德情绪的地位，强调道德情绪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视角，涉及个体所拥有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和道德态度等方面(罗乐，2010)。

　　2道德情绪

　　2.1什么是道德情绪

　　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周详，杨治良，郝雁丽，2007),也即道德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与自身道德需要之关系的反映。它是一种复合情绪，主要包括厌恶、移情、内疚，羞耻、共情、尴尬、自豪等。道德情绪既能促进个体道德行为和道德品格的发展，同时也能阻断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和发展(Eisenberg,2000;刘国雄,方富熹，2001;Jones&Fitness,2008)。从内涵上来说，个体违背道德规范时产生的情绪(如羞耻、内疚)或遵守道德规范时所产生的情绪(如自豪)都可被称为道德情绪(Haidt,2003;Tangney,Stuewig,&Mashek,2007)。

　　在道德情绪研究领域，心理学家早期较多关注负性效价情绪，如害羞、内疚和困窘等，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一些积极情绪方面，如自豪、感戴等。从过去的一些研究来看，道德情绪是道德形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个体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间起着核心的调节作用(Krebs,2008)。它(如自豪、感戴等积极情绪)一方面能激励个体尽量做社会认可的事，即所谓的好人好事，另_方面，它(如内疚感和羞耻感等消极情绪)也可以迫使个体停止那些不道德的行为(Tangneyetal.,2007)。道德情绪的这种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4个方面(Huebner,Dwyer,&Hauser,2008)：(1)不道德行为会导致个

　　1224体产生耻辱、羞耻、愦怒或厌恶等道德情绪(Nichols,2002);(2)道德情绪会导致个体产生行为改变(Haidt,2001),例如厌恶情绪会使个体尽量避免做令他人受伤害的不道德行为(Molletal.,2005),而内疚则可能导致自我惩罚(Nelissen&Zeelenberg,2009),即对不道德行为的一种自我否认；（3)道德情绪强烈地影响着道德判断(Tangneyetal.,2007)。个体能够根据预期的情绪反应来调整自己的实际行为，因而道德情绪具有一定的道德行为预见性，这种预见性主要来自于个体自身过去类似事件的经验积累。不仅如此，神经科学的相关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证据（Greene,Sommerville,Nystrom,Darley,&Cohen,2001);(4)从道德行为的起源来看，个体早期的道德行为一定包含有某种情感动机(Gallese,2003)。

　　2.2几种重要的道德情绪

　　每一种情绪都有一套与之相对应的行为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情绪和其相对应的行为是等价的。因此，通过对具体道德情绪的研究，人们就可以预测个体相应的道德行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比较多的道德情绪主要有以下几种：

　　2.2.1厌恶

　　厌恶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情绪，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它源于哺乳动物天生的食物拒绝系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远古时代的人们为了躲避致病因子的入侵而拒绝食用外表变色、触感粘稠的食物，由此产生了厌恶情绪(Tybur,Lieberman,&Griskevicius,2009;Rozin,Haidt,&Fincher,2009)。后来人类进一步将厌恶情绪与动物的排泄物、腐烂的尸体等易引发疾病传播的物体相联系，并进而推广到了对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人和行为的厌恶(Haidt&Graham,2007)。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厌恶不再只是一种存在于口腔的不快体验，而开始与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行为表现等相关联，即从生理厌恶上升到了心理厌恶。

　　如果个体自身或他人的行为违反了个体内在的道德准则或外在的社会规范，那么个体就会倾向于将其知觉为不道德，如说谎、作弊、欺骗等行为,并进而产生道德厌恶,这种道德厌恶会使个体执行某种潜在的或外显的行为策略，如内省或回避社会交往等(Tyburetal.,2009)。Rozin等人的研究甚至发现，当告知人们某件漂亮毛衣的所有者是一个道德违反者(如杀人犯)时，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穿上、甚至触碰这件毛衣(Rozm,Lowery,&Ebert,1994)。

　　Rozm等人的厌恶模型理论将厌恶按照性质的不同分为4类：（1)核心厌恶，这是一种生存性厌恶情绪，对保护个体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2)动物性知觉厌恶，个体避免意识到自身的动物性自然属性；（3)人际交往厌恶，主要为了保护灵魂安宁和维护社会秩序而回避交往；（4)道德性厌恶，个体对违反道德规范事件的厌恶(Rozinetal.,2009)。一般认为，前两种厌恶情绪主要是一种生存性情绪，对个体的生命存在重要影响，而后两种是个体受社会文化和认知评价作用而产生的情绪，属于发展性情绪，对个体的社会性发展有重大作用(任俊，周凌，罗劲，2010)。

　　2.2.2内疚和羞耻

　　内疚也是一种道德情绪，它与厌恶、羞耻等同属于负性道德情绪。内疚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对他人产生了伤害性的影响，并认为自己对此负有个人责任时产生的一种带有痛苦、自责体验的情绪(施承孙，钱铭怡，1999)。也有人认为内疚是个体出现危害了别人的行为或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产生的良心上的反省，是个体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体验(张晓贤，徐琴美，2010)。

　　过去多数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产生于实际发生的伤害性行为或违规行为之后的内疚,但有时候内疚也会表现在尽管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或所作所为并没有违反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如果个体本身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或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关系，个体也会因此而感到内疚并自责(乔建中，王蓓，2003),这就是所谓的虚拟内疚。从性质上说，虚拟内疚和通常意义上的内疚几乎没有任何差异。Hoffman还进一步把虚拟内疚分为四种类型：关系性内疚(relationshipguilt)、责任性内疚(responsibilityguilt)、发展性内疚(developmentalguilt)和幸存性内疚(survivorguilt)。同时还认为虚拟内疚是移情性悲伤与认知归因相结合的产物，主要受个体已有的既往经验(previousexperience)、移情能力(empathyrelatedcapacity)、道德水平（levelofmorality)和关系程度(degreeofrelationship)等的影响(乔建中，王倍，2003)。

　　羞耻是一种与内疚类似的道德情绪，它经常伴随着内疚的出现而出现(Nelissenetal.,2009),但羞耻与内疚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有研究者对羞耻和内疚的关系作了如下3个方面的论述：（1)公开化和私人化对羞耻和内疚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有他人在场时更可能产生羞耻感，而内疚感的产生则一般和有没有观众或他人在场的关系不大；

　　(2)违背社会道德将会引发个体产生羞耻感和内疚感，但如果限于个人无能方面的原因则主要引起羞耻感；（3)伤害了自我更主要引起羞耻感，而伤害了他人则主要引起内疚感(钱铭怡，戚健俐，2002)。有研究者认为内疚所产生的痛苦主要指向个体自身的行为，是一种以行为为导向的消极情绪体验(Tangneyetal.,2007),-个内疚的人很可能会用某种方式来弥补被伤害的对象，也即出现补偿行为或自我惩罚(Nelissenetal.,2009)。但羞耻却是直接指向自我，个体的负性行为或失败被看作是“坏自我”的某种反应，也即指向自我(我是一个可恶的人)还是指向行为(我做了可恶的事)是羞耻和内疚这两种情绪的核心区别(樊召锋，俞国良，2008)。

　　2.2.3自豪和感戴

　　随着上世纪90年代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一些心理学家也开始系统关注积极道德情绪，自豪和感戴则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种积极情绪。

　　自豪(pride)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人们一般认为自豪是个体以个人成就为导向而体验到的一种积极情绪，具有增强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功能。Mascolo和Fischer(1995)就认为自豪是个体评价自己是负责任的、对社会有价值且能得到认可的社会人后产生的一种情绪。相关的研究表明，自豪的面部表情确实明显区别于其它积极情绪(如幸福、激动等)的面部表情，这说明自豪可能具有某种独特的交际功能，它似乎在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成功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形象(Tracy&Robins,2004)。但在道德情境领域，作为道德情绪的自豪主要是指个体在自己的行为已经达到或超过公认的道德标准后而产生的一种积极情绪体验，这种积极情绪体验可以激励个体在未来更加信守承诺、促进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利他行为的出现(Tangneyetal.,2007)。从本质上说，自豪具有强化利他行为的功能。个体为了构建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并赢得他人的尊重，他一般会努力成为一个好人，因而个体就会以利他的行为方式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Tracy&Robins,2007);当个体在这些利他行为中产生了自豪情绪体验之后，个体在今后的生活中又将会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从事更多的利他活动(Hart&Matsuba,2007)。

　　感戴(gratitude)是另一种积极的道德情绪，从道德角度来看，感戴主要有3个方面的道德功能：(1)道德的晴雨表功能，感戴是个体对他人所提供的帮助满意与否的一种情绪反应；（2)道德的动力功能，感戴能增加受惠者出现更多对施惠者或其他人的亲社会行为；（3)道德的强化功能，表达感戴有助于促进施惠者在以后的生活中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McCullough,Kilpatrick,Emmons,&Larson,2001)。从某种意义上说，感戴既是受惠者对施惠者行为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受惠者个体自我道德行为的动力。当他人的帮助(施惠者)使个体受益时，个体(受惠者)就会出现感戴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体验一方面提高了受惠者的心理抗压能力和生活质量，而且另一方面也可能促进受惠者本人出现利他道德行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感戴具有一定的传递利他行为的特点，当受惠者接受了施惠并表达了感谢之后，其未来的亲社会行为(如帮助施惠者或其他人等)有可能出现显著增力口(Huebneretal.,2008)。

　　3道德情绪测量的主要工具

　　道德情绪的测量工具主要包括问卷测量和实验研究两种形式。就现有的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来看，适用于道德情绪测量的问卷还比较少，常用的如厌恶量表(DisgustScale)。而道德情绪的实验研究范式相对来说比较多，主要包括行为回忆范式、实物刺激范式和情境设置范式等比较重要的几种研究范式。

　　3.1厌恶量表(DisgustScale)

　　Rozin等人(1994)编制了一个食物污染厌恶测量量表,Templer等人(1984)则制定了关于身体排泄物的厌恶测量量表，这些量表能够诱发个体的厌恶情绪体验并对之进行测量,但这些量表的不足之处都在于只有单一的厌恶引发源。因此，Haidt,McCaulry和Rozin(1993)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厌恶量表(DisgustScale),目的在于测量厌恶引发源的种类和特性以及个体厌恶敏感度的差异性。

　　该量表包括8个维度，其中7个维度代表了7个厌恶引发源，它们分别是食物、动物、身体排泄物、性、身体侵犯、死亡和卫生，第8个维度是想象能力维度(包括相似性和延展性)。每个厌恶引发源包含2个对错条目和2个厌恶程度条目,这样整个量表一共有32个条目组成。具体的条目如：在某些情况下，我可能愿意尝试吃猴肉”;“我看见户外垃圾桶里的一块肉上有蛆”；“如果我看见有人呕吐，会使我感到恶心”；“我认为同性恋行为是不道德的”。量表的评分是从0到100(0=不厌恶，50=轻微厌恶，100=非常厌恶)。研究者对该量表的质量分析显示，该量表的信度系数约为0.79,a系数为0.84。该量表与其他相关量表存在着会聚效度和区分效度，如厌恶量表与感觉寻求(SensationSeeking)(r=-0.46)、死亡恐惧量表(FearofDeathScale)(r=0.39)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与神经质(r=0.23)和精神病(r=-0.25)则存在着低相关；而与自我监控量表、外倾性人格特征量表和说谎量表则毫无相关(Haidtetal.,1993)。

　　3.2道德情绪的主要研究范式

　　3.2.1行为回忆范式

　　行为回忆范式主要是让个体自我报告过去真实发生的道德(不道德)行为，从而唤起个体的道德情绪。该实验范式的主要步骤包括：第一，被试回忆过去做过的道德(不道德)行为，并口头详细描述一遍。第二，被试将道德(不道德)行为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或者让被试直接抄写道德(不道德)事件。行为回忆范式是一种常用的有效范式,如Zhong和Liljenquist等曾用这种范式来研究道德情绪对身体洁净行为的影响（Zhong&Liljenquist,2006)。

　　近期的一些研究结合行为回忆范式的基本方式，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这种尝试对今后的道德情绪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Sachdeva等人的研究。Sachdeva等人(Sachdeva,Iliev,&Medin,2009)将被试随机分配到积极特质词语组、中性词语组和消极特质词语组，要求每组被试抄写9个不同的词语，在抄写的过程中要求被试仔细思考每一个词语的含义。积极特质组的词语包括关心、慷慨、公平和友好等，中性词语组包括书本、钥匙和房子等，消极特质组包括背叛、贪婪、卑鄙和自私等。当被试完成词语抄写任务后，实验者要求被试使用这些词语写一篇关于自身的简短故事，然后，让被试完成一个填充任务；最后，实验者询问被试是否愿意给慈善机构做一个小捐赠(最高10美元)，并作出捐赠额度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特质组的被试捐赠的最少，而消极特质组的被试捐赠的最多。这说明当个体的道德同一性受到威胁时，个体倾向于通过做“好事”来进行平衡。这拓宽了道德情绪研究方法的思路。

　　3.2.2实物(或照片、模型等)刺激范式

　　实物刺激范式是指给被试直接呈现一些物品、照片或仿照物等，从而引起被试产生某种道德情绪体验。Vogt和Lozo等人曾用这一实验范式研究了厌恶情绪对注意早期阶段的影响，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一些厌恶物体(包括饼干上放着塑料蟑螂、塑料粪便、散发着自然气味的塑料螃蟹、蛆和虫子，厕所刷子上的干燥咖啡粉等10种厌恶物体)来唤起被试的厌恶情绪体验。结果发现在注意早期阶段，被试会更多地注视洁净(cleanliness)图片，如游泳池、洗澡、瀑布等图片，而不是关注厌恶和中性图片(Vogt,Lozo,Koster,&Houwer,2011)。

　　有些研究也对实物刺激范式作出了一些变通,研究者运用气体等非实物物品来代替有形物品而研究道德行为的变化。例如，Schnall等人为了探讨厌恶与道德判断的关系，在房间里啧洒了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臭气剂(fartspray),这种臭气剂是由硫化铵水溶液组成，对人体无害但很难闻。在实验过程中，臭气剂被放在垃圾袋里，离被试大概6英尺远。被试随机分成3组：强臭味组，放了8个臭气剂；温和臭味组，放了4个臭气剂；控制组，无臭气剂。每一个被试完成实验后，都会及时更换新的臭气剂。然后让被试用7点量表对4幅有关道德判断的插图进行打分。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较，强臭味组与温和臭味组被试的道德判断更严厉，但强臭味组与温和臭味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Schnall,Haidt,Clore,&Jordan,2008)。另一项研究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实验者设置了两个房间，其中_个房间充满清新气味(Windex),另一个是普通的、不加处理的房间。然后让被试在房间里做一系列没有关联的任务，其中一项任务是询问被试是否愿意成为人类家园(一个慈善机构)的宣传志愿者，并为该活动提供捐助。结果表明随机分配到充满清新气味房间的被试对于慈善活动更感兴趣，清新气体可能促进了互惠行为（Liljenquist,Zhong,&Galinsky,2010)。

　　3.2.3情境设置范式

　　情境设置范式在实验室的研究中也比较常见,它主要通过设置具体的情境，诱导个体产生一定的道德情绪，从而研究个体在这种道德情绪下的行为反应。例如，Schnall等人在清洁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研究中，就曾截取《猜火车》这部电影中的3分钟情景片段来唤起被试的厌恶情绪体验，接着让被试进行洗手，发现洗过手的被试对别人做过的坏事变得更宽容了（Schnall,Benton,&Harvey,2008)。Wheatley和Haidt等人所创设的情境是让被试处于催眠状态，呈现引起厌恶反应的flash,该flash中包含一些随机词语(如take、often)。随后，给被试一些包含随机词语，但并不含有道德内容的短文，要求被试判断短文的道德水平程度。结果发现，被试倾向于判断这些包含随机词语的短文内容是不道德的(Wheatley&Haidt,2005)。

　　以往研究基本上是在实验室里进行情境设置,结果是情境不够真实和自然。而新近的一些研究开始对传统方法进行了改进和突破，如研究者开始尝试利用计算机创设真实的虚拟情境。例如，Segovia等人在远程计算机上设置了虚拟的不道德情境让被试观看，该情境由9个画面组成，主要讲述了一个虚拟的男性无故拳击60个经过他身边的虚拟个体，而被击倒的个体会在他身边逐渐堆成一堆。这60个虚拟个体包括20个男性士兵、20个女性和儿童、20个儿童和年老者，这一虚拟情境持续5分钟时间。而控制组被试则观看一个虚拟的男性给60个虚拟个体提供急救包的情境。结果发现与控制组被试相比较，实验组被试更可能进行身体洁净行为(Segovia,Bailenson,&Monin,2009)。

　　更有研究者直接在现实环境中设置研究所需的实验情境，如Helzer和Pizarro关于身体清洁与道德判断、政治态度的关系研究中，要求被试经过一幢学校大楼的走廊，去参加一个一分钟的人口学资料调查问卷。该问卷包括被试的年龄、专业等，同时也包括一个对道德、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态度问卷。主试在实验组被试经过的走廊的尽头（大约10英尺远)设置了一个洗手液分配器(handsanitizerdispenser),在实验开始时刻意提醒被试“跨过洗手液分配器来完成调查问卷”；主试在相同的地方没有给控制组被试设置任何东西，对被试的提醒是“跨过一堵墙来完成调查问卷”。研究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被试对问卷中所涉及的三大领域的政治态度更趋于保守(Helzer&Pizarro,2011)。

　　4道德情绪影响下的两类典型行为

　　4.1洁净行为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开始超越对原始不洁物品(如人类和动物的排泄物、腐烂的尸体等)的厌恶,转向于厌恶个体所产生的不道德的身体行为。不道德行为同样能引起厌恶情绪体验，厌恶情绪反过来也能阻止可能发生的不道德行为,这一循环机制提高了个体的道德适应性(Jones&Fitness,2008)。fMRI的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发现不道德行为确实能使个体产生厌恶体验,并激活大脑神经网络的某些特定区域，如丘脑、基底节、视觉皮层、杏仁核、前岛、内侧前额叶皮层等(Borg,Lieberman,&Kiehl,2008)。在道德的这一进化过程中，人类逐渐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文化模型，如那些充满欲望(色欲、暴食、贪婪）的个体常被判断为品质恶劣并和肮脏联系在一起而受到厌恶，而善于控制欲望的行为或个体则被看作品质高尚而和纯洁联系在一起(Haidt,2006),这样人类就把道德和洁净行为进行了关联。

　　Horberg等人证明了厌恶情绪与洁净行为有着特殊的联系，与悲伤等情绪相比，厌恶情绪的唤起能显著增加个体对违反洁净的行为的谴责(Horberg,Oveis,Keltner,&Cohen,2009)。Vogt等人的研究更是直接证明,当个体处于厌恶情绪状态时，个体注意的早期阶段会更多地朝向代表洁净意义的图片(Vogtetal.,2011)。

　　最近更多的研究证据指出，不道德的情绪体验会使个体倾向于偏爱身体洁净，从而产生更多的洁净行为。如一项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如果让个体通过回忆自身之前的不道德行为，个体在单词补笔任务中就会更多地使用有洁净意义的单词，在物品偏好选择中也会更渴望获得与清洁有关的物品(如肥皂、洗手液等）（Zhong&Liljenquist,2006)。Lee等人在一项研究中也发现，身体的清洁过程不仅能洗掉污垢，而且还能洗掉个体已经形成的认知失调(Lee&Schwarz,2010b)。Lee等人在研究中还发现洁净行为会因不道德行为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个体说了谎话后偏爱漱口、表现出对牙刷的偏好,而做了坏事后个体则更喜欢洗手、更愿意使用洗手液(Lee&Schwarz,2010a)。反之，如果个体经历了洁净行为之后，个体的道德判断准则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的变化，如对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会因此变得更宽容等(Schnalletal.,2008)。

　　另外，有研究发现洁净行为并不一定就是发生在真实的不道德的行为之后，如果创建一个虚拟的远程不道德行为情景，当个体目击了这个虚拟情景之后，个体也会倾向于进行身体洁净(Segoviaetal.,2009)。总之，个体在经历自身或他人真实或虚拟的不道德行为后，都渴望知觉或实际接触与洁净有关的概念和物体，这些研究结果从多个角度证实了身体与洁净行为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更可能是一种内隐联系)。

　　4.2补偿行为

　　道德或不道德行为来自于道德自我价值的内部平衡以及利他行为可能形成的内在成本(Sachdevaetal.,2009),也就是说，个体在私人或公共场合都会非常注重自我的道德形象，并因此而获得自我的内部价值平衡(Mazar&Ariely,

　　2008)。而不道德行为会使个体对自我价值的知觉产生负面影响并产生负性情绪体验，进而威胁个体的道德同一性和内部自我价值平衡，处于这种状态的个体会倾向于通过其他途径来重新找回失去的平衡，也即出现道德补偿行为。

　　自我实现理论(Self-completiontheory,SCT)认为，当个体未获得满意的反馈或未出现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表现时，由于缺乏自我实现，个体会倾向于通过另外一种有效的方式来重新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理论框架或许可以用来解释道德补偿行为，当一个个体出现了不道德行为之后，他会意识到这种行为威胁了个体的自我形象，这一意识促使个体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增加自己的道德行为来重塑道德自我形象（Jordan,Mullen,&Murnighan,2010;Tetlock,Kristel,Elson,Green,&Lerner,2000),这增加了的道德行为就是补偿行为。反之，当个体觉得自己的道德形象很高大时,个体就会减少道德行为(如减少捐钱的数量或减少做志愿者行为的次数)，有时甚至可能增加不道德行为(欺骗)。所以补偿行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修复不满意的自我道德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上文所分析的洁净行为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补偿行为。

　　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被试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必须包括主试事先提供的一些积极或消极人格特质，结果发现那些写了包括消极特质内容故事的个体捐献得更多(Sachdevaetal.,2009),也即出现了道德补偿行为。同样,Zhong和Liljenquist等的研究也发现，当个体回忆了自身的不道德行为并使用消毒液洗手后，个体的捐献行为也减少了（Zhong&Liljenquist,2006)。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个体的不道德行为没有得到补偿时，个体会表现更多的利他行为，而一旦通过某种途径得到补偿之后,个体的利他行为就会相应减少。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补偿行为还可能以自我惩罚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当个体没有机会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进行弥补时(即有些过错行为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个体就会用自我惩罚的方式来修复道德自我形象。从本质上说，自我惩罚实际上行使了自我肯定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个体的行为违反了道德标准时，为了平衡个体的自我道德价值，个体采取了自我惩罚的方式(Nelissenetal.,2009)。另外，有研究表明群体内个体的不道德行为会促进整个群体成员的利他行为，从而弥补所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而对群体外成员的不道德行为却熟视无睹(Gino,Gu,&Zhong,2009)。所以有人说，道德已经成为协调和促进集体生活的一种行为标准（Janoff-Bulman,Sheikh,&Hepp,2009)。

　　5总结与展望

　　道德情绪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事实上，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过统观过去的道德情绪研究，心理学似乎在以下三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1)正性道德情绪方面的研究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相对比较关注负性道德情绪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关于正性道德情绪对个体行为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从本质上说，正性道德情绪是以赞美、责任等为基础，其更有助于鼓励个体自身或他人做好事或做好人(如帮助别人)；而负性道德情绪是由个体内心的欲望驱使,它更易导致个体或他人出现一些“做坏事”行为(Janoff-Bulmanetal.,2009)。如有研究表明难闻的气味会使个体产生道德层面的厌恶(Schnalletal.,2008),而清新的气味则更可能促进互惠和慈善行为(Liljenquistetal.,2010)。因此，从价值意义的角度来看，人类或许应该把更多的着重点放在研究正性道德情绪方面。

　　(2)道德情绪对群体行为的影响

　　道德情绪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一种重要社会情绪,它一方面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社会群体的行为。但从过去的研究来看，关于道德情绪对群体行为的研究还比较少,现有研究大多是关于道德情绪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这是一个有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3)文化变量在道德情绪研究中的作用现有的道德情绪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西

　　方文化背景，从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特质来看，东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总体来说，东方文化(主要指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化)是一种“羞愧文化”（shameculture),而与之相对应的西方文化(以欧美白人文化为核心)则是“罪恶文化”（guiltculture)(金耀基，1988)。这种东西方文化特质差异使得不道德行为本身也有可能发生特质性差异,具体来说,即西方人将不道德行为看成是一种“罪”，而中国人则把不道德行为看作是一种丢面子。当把不道德行为看作是一种“罪”时，个体内心可能会体验到罪恶感，人们自然可能会产生某种救赎行为；但如果把不道德行为看作是一种“丢脸”，个体可能更多只是体验到难堪，难堪主要和名誉、名声有关，人们更倾向于掩盖而不是救赎。但到目前为止，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