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子研究的论文

徽子研究的论文

徽菜文化变迁研究文化论文

摘 要：徽菜作为中国传统八大菜系之一深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徽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至今，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和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诸多变化，本文正是从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变迁、徽菜的烹制特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和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三个方面来阐述徽菜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徽菜；徽菜文化；文化变迁

Abstract: Anhui cuisine, as one of the eight traditional Chinese cuisine, is deeply loved by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nhui cuisine, as one cultural phenomenon,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changes of people’s need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Anhui cuisin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diverse materials instead of single material; the modern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cook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ss consumption instead of previous special group consumption.

Key words: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e of Anhui cuisine the cultural changes

俗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中国的百姓基于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其饭桌上的菜肴各具其地域之“味”，并对其精益求精，再加之其它的因素，从而有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传统八大菜系。

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徽菜也是这样产生的。徽菜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徽州，原为徽州地区的山野小菜，随着徽商的兴起和繁荣，徽菜由徽商带出山野传遍全国，在与其它菜系交流发展后名扬天下，成为菜之一系，流传至今。由此徽菜既成为底蕴深厚的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徽菜也成为一种文化即徽菜文化。

目前学术界多从餐饮、旅游的角度对徽菜进行研究，如《从餐饮业发展的趋势谈徽菜的振兴》（李德明 孙克奎 《中国食品》2008年第15期）、《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金声琅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而几乎没有人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徽菜文化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尝试对其进行阐述。

文化变迁历来为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所关注，一般认为，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变化，通常表现为新文化的增加和旧文化的改变，亦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传播或文化自身的创造。本文将从徽菜的原料选用、徽菜的“三重”特色和徽菜的消费群体三个方面来研究徽菜的文化变迁。

一、徽菜原料选用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变迁

1.早期徽菜原料单一，多为徽州地区特产

徽菜源于徽州，即现在黄山一带，原为这一地区人们的日常菜肴，所以关于原料的选取多是就地取材。如笋，徽州六县皆产笋，自然笋成为早期徽菜的原料之一。《安徽通志》云：“笋出微州六邑，以问政山者味最佳，箦红肉白．坠地能碎。”另外还有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盛产石鸡、香菇、石耳等山珍野味；长江、淮河、巢湖是中国淡水鱼的重要产区，其中长江鲥鱼、淮河肥王鱼、巢湖银鱼和大闸蟹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席上珍品；还有砀山酥梨、萧县葡萄、涡阳苔干、太和椿芽、安庆豆酱等产品都是早期徽菜的主要原料，这些原料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

2.明清时期徽菜原料较为丰富，为各地的特产

随着徽商的兴起与繁荣，徽菜走除了徽州，走向了全国，徽菜的厨师们带着徽菜的特殊工艺跟着徽商成为其家厨或者自己开饭馆、挑担子把徽菜带到了全国，这时徽菜的原料选择更加广泛。如徽式烧鱼，不仅烧徽州地区的鱼，而是走到哪就烧哪里的鱼，对所到地别的特产也是如此，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有名徽菜，如广东烤乳猪、福建佛跳墙、常熟叫花鸡等。这样既大大丰富了徽菜的原料，也满足了不同地域人们的饮食需求。

由于受储藏条件和保鲜技术的限制，许多季节性的原料还是有明显的限制，如产自夏季的原料在冬季就没有办

法得到，非产笋季节就吃不到笋子。

而有些徽菜的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储藏和保鲜技术的不足，如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名菜“臭鳜鱼”，鳜鱼产于长江而非徽州，捕捞后取到青阳、太平运到徽州需十天半月之久，虽采取粗盐包裹等保鲜方法，但到达徽州后已经发臭，经过徽菜师傅们的精心烹制，鳜鱼是似臭实香，嫩而鲜美，所以即使在运输和保鲜技术较好的情况下，人们仍把新鲜的鳜鱼采用浅腌久储的方法使其变臭，做成“臭鳜鱼”。

3.现代徽菜非野生型原料极大的丰富，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现代社会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储藏保鲜技术的进步，徽菜原料的季节和地域的限制不复存在，这对徽菜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如目前全国各地都能把砀山的梨用作徽菜的原料，烹制成“梨都风韵”，同时人们在非产梨季节甚至冬季都能吃到这道新式徽菜。

但是现代徽菜所选取的大多为非野生原料，多为人工培植的，如常入徽菜的鳖、蛙和各种山珍菌类等多为人工养殖或培育。这是情况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徽菜原料消费量的大增和野生原料产量相对较少造成的。目前，徽菜馆遍布全国各地，消费者人数众多，而产于山间野地的徽菜野生原料很是有限，再加上人们保护野生资源和环境的观念的增强，人们自然而然的转向非野生的徽菜原料。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徽菜的'原料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二、徽菜的烹调特色也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

我们知道徽菜的烹调特色为“三重”即重油、重色、重火功。重油原于徽州地区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对油腻的需求有关，相传徽州地区人们引用的山水中碱性较大，需用油腻的食物来调和，所以重油这一传统徽菜的特色有益于当时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还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人体内缺乏荤腥，需要重油。但是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长期营养过剩，出现了肥胖和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三高等文明病，这样就使人们追求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油的徽菜必须随之调整，才能适应现代人们消费的需求，如在烹制徽菜时既保持其原有的特色也满足现代人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

重色是徽菜的独特调味之处，是以料定色，而非所有徽菜都为黑色。徽菜的重色与其重油有密切的关系，重油的徽菜如不加以着色，就会使人在视觉上对油腻的徽菜产生厌恶之感，难以入口，所以重色更多的是注重徽菜的视觉美感，增加人们的食欲。但同时徽徽菜的重色也非一成不变，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标新立异，同样的菜肴重以不同的色将能增加人们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重油的变化，重色的需求之然也就降低了。

重火功即讲究炖，这样能保持菜的原汁原味，故有“吃徽菜要等”一说。徽菜重火的特点与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是式密不可分的。首先从自然环境看，徽州地区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可见其山地较多，且徽州地区多为高山密林，盛产木材，这为徽菜的重火所需的很多燃料提供了来源。其次从人们的生活方式看，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很多时间，这为徽菜的炖所需的较多时间提供了保障。在徽商兴起之前，徽州地区的山区环境使这里的居民除农忙外难以有很多外出的活动，一是山路难行，二是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人们就形成了缓慢的生活节奏。而徽商兴起与繁荣之后，徽商们留在徽州地区的家人享受商人们的赚回来的钱，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追求徽菜的“味”，而随徽商到各地的徽菜厨师们则是专门从事徽菜制作，分工更细，可支配的时间更多了。同时徽商们出于社交活动的需要，也是大力支持厨师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炖制菜肴。

可是到了现代社会，随做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压力的增加，人们没有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徽菜的炖上，但是要保证徽菜重火即原汁原味这一特色，人们就找出了许多替代品，如高压锅等现代厨房用具。

可见徽菜的烹调特色也有了明显的变迁。

三、徽菜的消费群体由以前的特殊群体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变迁

徽菜在产生之处，就是徽州地区的人们的家常小菜，只为徽州地区的人们享用，其消费群体很小，也没有什么市场而言。即使徽菜由徽商带出徽州推向全国，也仅仅为徽商所交往的圈内人士所享用，普通百姓是难饱口福的。就连同时期出现的很多的徽菜馆这种小群体消费的局面改观不大，这是因为受人们当时经济水平所限。

而到了现代社会，徽菜的消费群体变成了社会大众，这是因为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了消费的能力。而是随着现代烹饪工艺和各种技术的发展以及餐饮业竞争的激烈，徽菜的消费价格也在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类了。

由此可见，徽菜在原料的选用、烹制工艺和消费群体等方面都因要适应时代、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所以徽菜文化的变迁是徽菜起源于南宋，繁荣于明清至民国和改革开放后喜忧参半局面得以长久存必然因素，同时徽菜文化要想在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取得更好的发展，其文化的变迁还需进行的更好和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④①

参考文献：

[1]李德明 孙克奎.从餐饮业的发展趋势谈徽菜的振兴[J]. 中国食品,2008.15

[2]金声琅. 徽菜发展的几点思考[J]. 中国食品,2008年第16期

[3]高寿仙.徽州文化[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美)尤金·N·安德森 著 马婴 刘东 译.中国食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有关李煜和宋徽宗的论文，参考文献！急！

参考资料：

李煜大事年表

·后晋天福二年，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1岁，七月七日,李煜生。

·后周显德元年，南唐保大十二年(公元954年)，18岁，娶娥皇。

·后周显德五年，南唐中兴元年(公元958年)，22岁，长子仲寓生。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23岁，九月太子弘翼卒,李煜自郑王徙封吴王

·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25岁，二月,立为太子.七月,继位于金陵.尊母钟氏为圣尊后,立娥皇为皇后.遣使如宋表陈袭位. 次子仲宣生于此年.

·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26岁，三月,遣使赴宋朝贡.六月,遣使赴宋朝贡.十一月,遣使赴宋朝贡.

·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27岁，三月,宋平荆南,遣使犒师.十一月,宋改元.

·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28岁，三月,始行铁钱.十一,次子仲宣卒.十一月,皇后娥皇卒,亲撰<昭慧周后诔>

·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29岁，正月,葬昭慧后于懿陵.四月,宋灭蜀.贡银绢万计.九月,母圣尊后钟氏卒.

·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30岁，奉诏匡胤命,约南汉俱宋事,未成.宋始决议伐南汉.

·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32岁，南唐大饥.六月,遣弟从谦赴宋朝贡.十一月,娶小周后并立为皇后.

·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33岁，猎青龙山,录囚大理寺,诸郡普渡僧尼。

·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35岁，遣弟从谦入宋,贡珍宝数倍于前.十月,遣弟从善入宋朝贡.上表请去南唐国号,印文改为江南国,自称江南国主.

·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36岁，正月,贬损仪制,改诏为教,衣紫袍见宋. 闰二月,宋留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于汴梁建礼贤馆,待李煜降.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3年)，37岁，上表愿受宋爵命,宋不许.杀名将林仁肇.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38岁，上表宋,求从善归国,宋不许.遣使诏李煜入朝,不行,遂伐南唐.

·北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39岁，六月,宋军与吴越兵围金陵.赵匡胤谕降.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李煜率子弟及官属4人出降.北上汴梁,南唐亡.

·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40岁，正月,受封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十一月,进封陇西公.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42岁，七月七日,被赵光义毒杀.追封吴王.十月,以王礼葬于北邙山.小周后亦卒于此年,于李煜同葬.

生平简介

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号莲峰居士。南唐中主第六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 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默记》)，使他的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反映了他身世与词风的转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后主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六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话说李煜

感

一片凄凉，只留下思绪在徜徉。

喜欢他的诗，深恋着他的诗；喜欢他的深沉，深恋着他的惆怅。

他的诗，有哀婉悱恻的愁，有刻骨铭心的痛；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身陷囹圄的他，即使面对再好的“林花春红”，也只能“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故国战火燃烧过后，国家沦陷，他从此成为无根的植物，家亡的囚徒。每每忆起“旧时游上苑”，“花月正春风”，“车如流水马似游龙”的旧景，不禁潸然泪下。即使是“拈花蕊嗅”“醉拍阑干”，终难挡“罗衾不耐五更寒”“心事莫将和泪说”。

他的诗，有着太多令我们不能忘记的感动。音律的感动，语言的感动，意境的感动，读来总是让人心碎，却又不可言说……有如深涧里的千年冷泉，有如秋月下呜咽的萧声，饮之令人寒筋彻骨，闻之无不动容。

总在想，为什么曾经宝贵的，他却弃之若履？为什么他所固守的赤子之心却为别人所轻掷？为什么别人能追逐的他却不能？这样固执的追问总在心底盘旋……看着他在思乡，悔恨的折磨下衣带渐宽，青春日损，一天天枯萎，我是怎样的心痛和怜惜！面对漫长的黯淡无光的年月，他又是怎样的怀念那些已逝的斑斓！读着他的诗，体会着他的忧伤，却无法给他任何帮助，只有把心默默的流放……

终于，他逝去了，如天上悠游的无色的云，飘散的无影无踪，无牵无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的归去，算是解脱了吧！

谈

李煜，南唐后主。在中国古代帝王谱中，他是与陈后主，宋徽宗同列的君王。

他自幼生长在深宫中，高贵的出身，万姓仰望的尊位，使他不必像下层人为种种生计烦恼，不必为功名利禄忧心忡忡。他不谙世事，不善于管理国家。身为人君，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警觉和处理国事的有效的应对策略。面对风雨飘摇的南唐政权，他手足无措，只有坐以待亡。

公元976年，李煜被俘。因曾抗命不降，被封为“伪命侯”。短短几年里，他由皇子到太子，及至皇帝，最后是屈辱的贵族。在为期两年的囚徒生活里，他不甘心却又无力挣扎。在愁思往复递进中，岁月飞逝着带他默默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公元978年农历7月7日，李煜被赐牵机药毒死，时年四十二岁。

叹

李煜是谁？许多人是一下子未必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的。但一加上“南唐后主”这以前缀词时，人们便会立刻想起这个可怜兮兮的君王，说他尊崇宋朝，贪图享乐，以求苟活……

每每在杂志或报纸上看到对李煜的评价，我常常惶惑不解。“国破”与“昏庸”，“身死”与“无能”有何关系呢？苦思，无果。

于是我感叹，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文人要是在你脸上抹一块黑，千世万世任你如何都是抹不白它的。“不以成败论英雄”，这谁也会说，可人也总会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一旦扣上了，就再也解不开。

所以，李煜在人们眼里至今依然是那个可怜兮兮的君王！

人们要是能把要求别人的严格，用到自己身上，而且把要求自己的宽容，用到别人那里，也许……就……

记

我写此文并无意将李煜“升华”至怎样的完美。不然，我也无异于自己山自己的嘴巴。我仅仅只是为了反驳如今一些人对李煜的看法。他们因他政治上的失败，就将他的音乐素养，文学才情一并抹杀。对此我倍感不平。在我看来，是那个不合理的帝王身份扼杀了这个优秀的才子，他的满腹才情却成为封建世袭的殉葬品，这是在是灿烂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希望以后人们在谈及李煜的时候，不要马上一句“无能的昏君”，而是轻轻吟上一句“春花秋叶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样对于这位凄惨的诗人来说，也就足够了。

唐力行的论文

1978《秦末农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不容纂改》（《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 四 期）1984《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阜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二期）1985《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1986《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一期）1987《从系统论和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一期《胡铁花年谱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第四期）1989《阮弼评传》（《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1990《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粱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1991《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明清徽商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二期）《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争储失败、贬为猪狗的胤祀和胤礻》《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徽商及其网络》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1992《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三期》）《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1993《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安徽史学》1993年第三期）199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二两期连载1996《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四期）《胡适的商业观》（《开放时代》1996年五、六期）《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997《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也谈无徽不成镇》（《炎黄纵横》1997年第四期）《无锡人文精神的历史考察》（《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吴学研究专辑3，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1998《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历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1日1999《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社会的变迁》，（《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海学刊》1999年第6 期）《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史林》1999年第3期）《徽州方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2000《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新安商人在江南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商人》，《中国社会史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2002《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关于徽州古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之一》，《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4期。《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载《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徽商在上海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从家谱与乡镇志的结合点重构社会生活的实态》，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史林》2002年第1期。2003《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庙会：神圣·凡俗》，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2003年6月11日.《徽商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载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版。2004《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2期。《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育问题》2004年第5期《明清徽州古村落宗族生活实态——以徽州绩溪宅坦村为个案》，韩国《史丛》。《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载《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巨贾何负鸿儒——明清时期徽商的绅士风格》，韩国《史林》第22期，2004年12月2005《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怎样的互动促成了江南的繁荣——以十六世纪的苏州与徽州为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5年5月23日。2006《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2007《“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期《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刼中的遭遇》，《史林》2007年增刊。2008《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大学报》2008第1期《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近代史研究》2008第二期《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一文的评点》，《学术月刊》2008第7期《超越地域的疆界——关于区域与区域比较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

论语 徽子

长沮、桀溺在一起耕种，孔子路过，让子路去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问子路：“那个拿着缰绳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是早已知道渡口的位置了。”子路再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你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像洪水一般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你们同谁去改变它呢？而且你与其跟着躲避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躲避社会的人呢？”说完，仍旧不停地做田里的农活。子路回来后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很失望地说：“人是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共处的，如果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还与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与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

对宋徽宗绘画作品的理解与认识1500字论文

宋徽宗一是他通过他的地位组建了翰林书画院，是的宋朝的书画发展。
对于宋徽宗本人，一是他的绘画作品，一是他的书法作品分开论述。理解与认识一定要结合他对整个时代风格的引领作用。
材料如下：
一、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

作为一代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画家，在历史上有“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见邓椿《画继》卷一）的美誉。他天资聪颖，擅诗词、通音律，对书画极富于鉴赏力。虽然宋徽宗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崇尚道教，自称“道君”，但他“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所以他在位上，“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见《画继》）并且把上至曹不兴，下至黄居采的画集为100帙列14 门，总1500件，又把自己以及画院画家的写生画，集合成册，“累至千册”，命名为《宣和睿览集》。他对花鸟静物的观察十分认真细致，精审物理物性。在艺术上，他不囿于一家一派，对于不同风格都能兼收并蓄，从他的传世作品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史载，宋徽宗画学吴元瑜，作为崔白画派的重要画家吴元瑜，以崔白画派精神、薛稷秀骨书法影响宋徽宗是很自然的。崔白、吴元瑜的花鸟画是继“黄荃富贵”勾勒填彩画法之后的一种新画风，在技法上有大笔挥洒的成份，画面重视意境的营造，景物与自然环境谐和统一。而宋徽宗的花鸟画，正是有崔、吴一路画风的遗意。但宋徽宗也不是专师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在前代画家中，五代花鸟画家唐希雅对宋徽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徽宗对唐希雅的绘画情有独钟，不仅对他的作品极力推崇，而且还用心追摹，把唐画的题材、技法作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予以自.由的运用。
北宋画坛，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表现主观情趣，注重水墨技法和笔墨趣味的文人画兴起，重视诗画一体，表现文人情怀。宋徽宗受文人画家影响，把水墨画引入宫廷画院，所以他的画既有宫廷画物象造型的严谨写实和雍容气质，又有文人抒情写意的放纵简淡，改变了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为后世写意花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书法入画，也是宋徽宗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他的书法用笔学薛稷、薛矅和禇遂良的挺瘦劲利秀润，可以称得上铁画银钩。在结构笔势上取黄庭坚的舒展挺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号称“瘦金体”。其书法的线条细瘦刚劲，用笔的爽快洒脱，笔势的圆转流畅，显得自.由活泼、精致优美，很有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而这种书写的风格又与他的画风是统一的。他能用自己特有的笔调生动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宋徽宗能够在花鸟画艺术上独树一帜，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这与他对花鸟画意义认识的深度也是有关的。在体现宋徽宗绘画思想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提出了花鸟画能“粉饰太平，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的政教作用。认识到在自然界的花鸟也有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指出花鸟是“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者，所以才“葩华秀茂”。花鸟的形象自古以来为圣人所用，认为花鸟画中的自然“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正是基于对花鸟画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才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鸟语花香图》纸本，设色，纵 91.2厘米，横42.3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签押，钤双龙御玺。明清内府鉴藏玺“广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 “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和其它收藏印共16枚。
此图是一幅精心巧制的工笔花鸟画佳作，构图安排主次分明，疏密有致。整幅画面的色彩虽红绿搭配，但对比调和。绿叶采用花青，有的叶色彩偏黄，因而显得并不过火，沉稳而又艳丽。花枝迎风摆动，花瓣亦使人感到随风吹拂而微微摇动，生意盎然。两只安逸的麻雀敛羽憩息，神姿灵动，给画面增添了一种文雅秀美的意趣。宋徽宗的花鸟画，虽然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而又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

《古梅锦鸡图》，纸本设色，纵127.6厘米，横63.5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款押，钤双龙玺印。有“广运之宝”、“乾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1枚。
画面的上部由老梅新枝分割填充，老树粗干屈曲干枯、瘦硬洞裂，其中一枝如虬龙探水，直伸下部。其它梅枝则弯曲纠缠，或昂扬上冲，或把臂交错，颇具拟人色彩。枝头白梅绽放，浓香四溢，引得一只山雀俯身下冲，为枯干增添了生气。两只锦鸡相向而对，栖息在老梅的粗干上，其中一只画得完整无憾，生动传神，从转侧的头部到长长的雉尾，都传达了生动的姿态和准确的头、颈、身躯的关系。另一只锦鸡虽画得简括，但也十分准确，头、颈以短线以示轮廓、毛质，显得蓬松实在。同样两只锦鸡详写略写都活灵活现，切合情理。不仅体现了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底，而且充分显示了作者注意写生和深入观察的立足于生活的艺术观。此图的土坡、树木等处的皴法，是较为随意地拖带擦染，生动熟练地表现了土坡的体量感，透视层次和树木的枯荣，形体变化。为了丰富画面，作者在左中部位画了一簇红花绿叶，面积虽小，都引人注目，打破了整个画面偏灰的调子，由此可见画家的艺术匠心。

《彩羽鸣春图》（图11），纸本设色，纵90.8厘米，横41.6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另有元宫廷“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题：“宣和妙笔、希世珍品，得者宝之，柯九思题。”上有“广运之宝”、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8枚。
两株前后交错的巨松苍老古奇，画法具有挺健苍劲的笔感，顿挫有力，从大处把握了古松的动态与雄姿。以虚爽的用笔圆松皮，大小相连，取形圆中带方，给人以刚毅之感。圈皴偏于两侧而中间虚空。在勾皴之后渲染以淡赤者，松干有爽健硬朗，深厚滋华的状貌。松针以平饰松针法用扇形展开，极具装饰意味。这是宋代宫廷花鸟画往往注力于自然花木的人工雕凿与美化，带有玩物观赏的意味，作者这样处理，正反映了宫廷绘画审美的好尚。
两只锦鸡运用精细的勾勒法，羽毛的勾线细如毫发。雄雉雪白的背羽和尾羽，雌雉的彩色羽翅和顶羽，都用极细腻的晕染手法，美观出片片羽毛递盖的质感和色感。状物写生的精工，代表了宋代院体画周密不苟的写生传统的精髓。在准确描写物态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意的表达，两只悠闲俊逸的锦鸡亲慝相依的神态，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情感色彩，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愉悦。
在艺术形式，松树的硬健而带有金石意味的笔法，与锦鸡柔和细致的笔调形成一种对比，以刚济柔，以粗衬细，从而使画面主体的锦鸡格外引人注目，而不致于被繁琐的背景所淹没。这一方面展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处理繁简、刚柔的艺术构思和创意才能。

《春枝鸣禽图》，纸本，设色，纵127.6厘米，横63.5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上有“广运之宝”、“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7枚。
画面描写古梅翠竹中，有群山雀栖息翔集，噪声满纸，展现了一幅春光烂漫的动人景色。山雀的造型，准确生动，或相互偎依亲昵，或相互对鸣呼应，形态、神态一一具足。梅树和翠竹，用双勾渲染，略施浅色，用笔较为奔放，具有跌宕之势。但整幅图总体上看，法度谨严，起笔收笔之间，形象与形象转接之间，稳健沉着，气脉连贯，加强了整体浑然统一的效果。这是一幅工丽精致的佳作，显示出画家精深扎实的艺术功底。

三、宋徽宗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宋徽宗天纵其才，当干戈扰攘，万几倥偬之际，爱画之心仍不稍懈。中国历代帝王中精于绘画者不少，但能象宋徽宗这样如此精妙绝伦，实在是绝无仅有。既使是专门的大画家，也达不到宋徽宗绘画成就的高度。所以，宋徽宗在绘画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花鸟画的艺术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1、精工写实
宋徽宗嗜画，自谓“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徽宗画风严谨，长于摹写物态，体物之工，描写之精，前无能比。
绘画创作的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再现和摹仿，绘画作品是对事物进行再次和摹仿的结果。所以，美术创作及其作品的产生、意义、评价标准，都理所当然地要到这个被再现、被摹仿的世界里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美术基本特征的一个朴素学说。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我国的《易经•系》中有这样的说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说的是八卦，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字与绘画之源是对世界的模仿。天地山川、万物生灵，都是先人模仿的对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有西晋文学家、书画家陆机所言的“宣物莫善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论说，明确提出了绘画是客观世界的再现。齐画家谢赫的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被张彦远阐述为“夫象物必于形似，形似湏全其骨气”，其意也是绘画必须做到再现事物的形状。这个观念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一直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态。所以宋徽宗的绘画对客观事物细微的认识体察和描绘再现，获得了当时及后世一致的高度评价，这也是他的画能存世流芳的重要原因了。
张怀邦云：“画，造手理者，能画物之妙；昩手理者，则失物之真……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引自韩拙《山水纯全集》张怀邦《后序》）宋画以象真为基础，但也不是为物所构的忠实的写真，而是经过画家性情陶溶的物象和自然。上引所说的宋画是“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这个“物之微妙”就是物的“理”，理者，有条不紊，有绪不杂，各有神明，即是物的基本法则。所以宋人的绘画特色是抽象的写真，是哲学化的，艺术化的绘画。宋画虽以象真为贵，但其所象的真乃是抽象的而非是具体的，集中的而非普通的，具有以一个形体得全体的意味的典型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美学与意境》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再现理论作过这样的结论：
因为古代绘画这样倾向写实，所以，在一般民众心脑中，好画家的手腕下，不仅描摹了、表现了“生命”，简直是创造了真实的生命。所以有种美术神话，相信画龙则能破壁飞去，兴云作雨（张僧繇），画马则能供鬼使的坐骑（韩干），画鱼则能吹入水中游泳而逝（李思训），画鹰则吓走殿上鸟雀不敢再来，以针刺像可使邻女心痛（顾恺之）。由这些传说神话，可以想象，古人认为美术家的最高任务在于能创造真实，创新生命。美术家是个小上帝、造物主。他们的作品就像自然一样真实。（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以上观点来看宋徽宗绘画的本体内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这种真实的再现，成了宋徽宗绘画活动本体规定的第一途径。观月季的“四时朝暮”心、蕊、叶的不同，察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精微细致，只有这样的体察和认识才是绘画创作的终极来源。宋徽宗的对绘画精神的这一把握，成了当时的主导潮流，并贯穿古今，并决定了一定美术活动的本体内容，使得中国绘画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代。宋徽宗可谓功莫大焉！虽然以后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明、清三朝强调绘画是感觉、情思、内心情绪表达的表现观念，但绘画是再现自然和生活的基本性格和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宋代的主流画风以画院画风为主，其成熟也就在宋徽宗时期。从徽宗皇帝画院画风来看，集中了这样三个传统，一是黄家富贵，赵佶的画精工绮艳，就属于黄派传统；二是崔白，吴元瑜传统。崔白、崔悫兄弟、吴元瑜等继承了徐煕的水墨渲染、色彩淡泊。但徽宗皇帝更强调“写生”，对客观对象仔细观察，赵佶的画把讲究法度、谨细拟物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描画对象上不许有姿态、数目、季节上的差错，如前所述的“日中月季”、“孔雀登墩”。在画院教学中，要求先有起稿构图和稿样，满意了，然后上真，在这严格的过程中，“上（徽宗）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别令他思。”（见邓椿《画继》）以保证绘画的法度之精。三是郭煕、苏轼、黄庭坚的文人传统，讲究学养胸襟，强调画外之意。特别看重画与诗的汇通，注重画的诗意。这三个传统构成了赵佶绘画的艺术成就；讲究法度，谨细拟物，形神兼备，意在画外。所以画史上总是从法度之精和传神之妙这两方面来评价宋徽宗的画：
游戏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过人。（见《可斋续稿》前卷四）
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见汤垕《画鉴》）
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五）
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几欲活动……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天下之至神圣精也。（见邓椿《画继》）
宋徽宗画风的谨细拟物、至神至精，一方面是朝廷秩序、社会伦常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和科学精神的一种反映。由此而来的“神”，应该说是既有旧的传统的沉淀，又有新的内容的开拓。
2、形神兼备
在中国绘画史上，“神品”审美观的出现，标志着人与社会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从审美的角度讲，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主体性，没有达到对自然的超然境界，不能抛开沉重的社会理性内容，把自然当作纯粹审美对象来把玩、鉴赏。儒家强调人伦道德方面的理性内容，要求个体调整自己的感性和适应社会理性，从而把个性改造成社会群体所需的理想状态。从顾恺之到宋徽宗都是如此。他们创作的绘画神品，有助于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人的情操，养成向上的人格精神，在审美上偏重于政治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社会化特点。
宋徽宗的院画神品，是以形写神，以形开始，由形而神，这个形基本上就是外物之形，必然要求谨细拟物。但他也注重绘画的神韵，讲究情趣与品味。把这种神韵意味落实到技术层面，就是画面的尚简。画面之简，最主要的就是突出空白意味，“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境。”（见苏轼《送参廖师》）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审美心理本来就有自身的完美机能，对于画面的空白，观者自己会按照一种最美的方式去填补。这样，画的空白不仅带来一般的余味，而且产生使各种类型的观者都满意的余味。宋代画院的画中，宋徽宗是深得绘画的尚简之妙的。
画院代表一种皇家的审美趣味，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画风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画院的标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圈和社会上的各种风气和变化也反映到画院里面来，从而引起全社会的注目。画院既是一个讲究艺术技巧的中心，又是一个服从权威的中心。画风以帝王的确认为标准，以帝王的爱好为转移。宋徽宗曾特地把逸神关系重排，让神品第一、逸品第二。
宋徽宗大力倡导绘画的“神品”，具有这样一些含义：
1、神品的“神”的绘画艺术，能力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只有才智出众，经过良好的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其作品达到了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社会的接受层都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作品。
2、神品贯彻儒家的审美思想，重视体现人际伦理，与仁、义、礼、智、信紧密相连。美必须从属于善，是“仁”与“礼”的外在形式和手段，要求作品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艺术既要满足个体的情感欲求，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统一，两者和谐统一，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神和致福等社会理想，作为审美意识的中心，使绘画作品能够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3、以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作为评定和检别艺术表达情感的尽度，也作为艺术在道德精神和情感方面符合“仁”与“礼”的标准。所以在绘画的艺术表现时要讲究分寸，注意克制。这种尺度和标准，既符合统治的政治要求，也符合审美的、艺术的规律。使绘画更好地为社会人生服务，更好地达到对社会秩序和谐之美的理想。
4、神品所采用的艺术策略是人化自然、人化社会、人化万物，达到主客观的内在统一，描摹自然万物，表现心中理想。
作为一代帝王的宋徽宗，出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需要，绘画的内容必须是帝王意志的体现，为皇帝歌功颂德，教化人心，这样神品艺术对个体多少有强制性的限定，在个人意志的实现上有所欠缺。但宋徽宗毕竟是一个精通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帝王，也有高超的画艺，当他的意志在绘画中呈现的时候，同时也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3、水墨写意
宋徽宗十分重视墨法，对水墨一道非常精通。他对第二个儿子、喜欢绘画的恽王进呈的花鸟画：“御批其后曰：览御近画，似觉稍进，但用墨稍欠生动耳，后作当谨之。”（见汤垕《画鉴》）用墨要生动，这对于中国水墨画太重要了，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对墨法的理解是那样的具体而透彻了。所以他能画这样纯水墨的作品是不难理解的了。
宋徽宗传的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水墨花鸟画，风格朴拙简率、意境清幽雅逸，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如《琼枝高楼图》、《禽鸟飞来图》等。关于徽宗墨笔花鸟的渊源，是与北宋中期逐渐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有一定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韵味，追求萧散淡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宋徽宗本人曾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上不免受其熏陶，而宋徽宗本人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情怀，所以很乐意创作这一类具有简淡意味的野趣之作。
宋徽宗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可以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艺术表现的形式美。有这样一个关于宋徽宗的传说，位于河南禹州的钩窑场内，有一窑正住火停烧，窑工们拉开窑门，炉火通红。忽然，天上雷雨大作，倾泻到窑内，只见窑的一阵阵水气冒出，断裂声不断，窑工们心也随之凉了。雨停后，人们失望地看到，瓷器釉面上全是细密的裂纹。此事传到宋徽宗那里，他要了几件破器，竞然大加赞赏天下无双。据说这就是冰裂纹的由来，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其中却寄寓着中国艺术的重要思想，人工难为，天工赐巧，自然的创造具有无尚的美感，水墨晕化就具有这种非人工的技巧。宋徽宗对水墨画的情有独钟，应该与他这种艺术的敏感是有关系的。
4、诗画融合
宋徽宗的花鸟画具有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独特性。在他的作品上，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北宋开始，画家自己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并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宋徽宗是首开风气的第一人。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来说，题款是作品内容，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宋画中，绘画作品的内容、意境，主要还是由画面的笔墨形象来构成的，一般只是仅署年月、姓名小款、仅起标记的作用。从宋徽宗开始，在画面上加题诗款，使作品的意境、内容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如上述的宋徽宗作品《锦鸡牡丹图》、《翠竹灵禽图》、《春枝春禽图》等，不仅画有诗意，而且画上直接题诗，加上他那一笔飘逸道劲的瘦金体，诗书画合而为，当然还有“宣和殿御制，天下一人（押印）”，这种款、印、诗、书齐全的现象，在以前似乎不曾有过，是宋徽宗的一个创举。这种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格式，由于一个皇帝来开创，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宋徽宗题的款诗还属于草创阶段，无论是小款还是长款，不是以题款作为作品形式的构成材料，作品的形式构成，主要是由画面形象的章法、笔法来完成的，题款是作为一点点缀，而书风则以端谨为主，块形也以方形或基本方形为主。题上的诗句的主要意义也是在内容方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因为款没有侵入到画面的笔墨形象中去，如果在画面上去掉款诗，往往不影响作品形式构成的完整性，至少是影响不大。这说明宋徽宗还是以画面形象的完整性作为创作的根本，不象以后的写意画，如果从画面上去掉题款，作品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就不存在了。宋徽宗的这一草创，意义不凡，这位丹青天子引诗入画，合皇帝、画家和诗人三位于一体，对中国画的发展贡献卓著，令人刮目相看。
所以，宋徽宗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具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此过程中，宋徽宗当为首异风气的第一人。
中国艺术一直有一种超越具体门类的局限而拓宽表现，绘画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本来就是画趣之所在，直截了当地把诗写入画面，就进一步深化了画意，拓展了情趣。引诗入画，诗又是用书法写的，实际上就是引诗书入画。这对于画工和画院人员来说，这是很难具备的条件，画工，画可以画得很好，但书法不一定好；画院中人，书法或许行；因为有专门训练，但诗不一定写得好。而诗书入画，又不仅仅是把诗随便写入，而是要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位置上有一个构图问题，在艺术上有一个书画笔墨统一问题。这是一种多层次融合，从构图到笔法、意境。这都对实践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徽宗皇帝学养全面，天资过人，所以在他的画上达到了诗书画的汇通，提高了他的画作的艺术深度。在他的这几幅题诗的画来看，诗境与画境互为补充，诗加深了对画的理解，画直现了诗的韵味，通融天碍，相益得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