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至上政治小论文

人民至上政治小论文

一、切实增强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要切实增强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否真坚持，关系到兴衰存亡。确立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作为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载体，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也体现了主权在人民的人民共和国的形象。每个党员必须坚持和践行宗旨意识，不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更体现了党对于执政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它是新时期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密切联系群众、克服脱离群众这一最大执政危险、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证。
二、做到“三个始终坚持”解决“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问题
得人民者得天下，赢民心者赢天下。这是一个古今通则。如何才能赢得人民赢民心，唯一和根本答案就是要求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在心中牢固树立起人民权力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地位至高、人民作用至强的思想观念，从而真正从内心深处弄清和摆正“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大是大非问题，真正厘清解决谁是主人、谁是仆人、谁为谁服务、谁依靠谁的原则思想，要切切实实做到“三个始终坚持”。
一是坚持践行宗旨就要求我们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民意为一切工作立足点，一切决策部署必须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反映民声、密切联系群众，真正做到“民之所欲聚之，民之所恶勿施”，真正体现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
二是坚持宗旨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始终把人民的生产生活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把发展民生、促进民富，使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执政追求，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三是坚持践行宗旨就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一切工作中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成为推动我们各项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只有充分动员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事业才能走向成功。
三、如何“做到三个坚持”着重在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加强学习，以正确的理想信仰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能够以正确的地位观、权力观、利益观、事业观、政绩观处理自我与群众、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和奢靡之风。
第二，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民生为核心原则内容，严格建立起相应的政绩考核制度、干部选任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机制。坚决纠正片面追求GDP、片面为一部分人服务甚至为自己牟私利的错误做法，使那些不把自己的最大精力放在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为制度和机制所淘汰、摒弃。
第三，要加强人民群众对于党员干部的有效监督。通过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充分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意识和能力，有效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的渠道，加大人民群众在评议党员、选拔干部、政绩考核、决策评估、问责处理等各个环节上的参与度，真正做到对于那些不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党员和干部，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否决，从而建立起始终把人民放首位的制度。
四、坚持和践行宗旨重在落实行动、体现作为
联系本单位实际，从班子和机关的同志来说，坚持和践行宗旨是长期课题、终身课题，要体现在言论和行为之中，贯穿于生活、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要把服务干部职工，反映他们的呼声，维护广大干部职工的要求作为立足点、出发点，尤其要落实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真正诚意地听取和梳理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急单位之所急，想单位之所想，也要听取机关干部职工的意见，反映和维护干部职工利益方面的意见建议。二是能及时地提出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重点和突出问题，影响和发展利益的意见建议。三是要增强自身服务能力，增强自主性，所提建议和决策能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决策程序，维护和发挥积极性。四是要严格按党纪国法和廉洁从政的制度办事。

求政治小论文 1000字或以上

可以 写：
（如何看待农民工返乡潮时政论文 ）
最近一段时间，令人关注的是农民工返乡的新闻。

据安徽媒体11月30日的消息，该省已有4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占外出务工农民工总数的3.6%。这是继劳务输出大省江西之后，又一个能具体报出返乡农民工确切数字的省份。此前，江西省的相关报告称，该省共有30万农民工返乡。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的传言不绝于耳，但是，很多传言中的数字很快又遭到质疑。这提醒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最基础、最迫切的工作是掌握准确的、动态的信息，以备决策部门提出相应对策。当然，农民工分散而流动性较强，信息搜集有相当难度，稍有滞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地方政府应该密切关注相关动态。江西、安徽两省能及时掌握较确切的信息，实属难能可贵。

提及“农民工返乡”，许多报道多呈紧张情绪。然而，值得分析的是，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但具体情况却需分别对待。

从产业布局来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向来就是产业状况的风向标。改革开放30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南沿海转移，是因为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而现在，在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金融危机等因素的作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挤压，一些企业关停并转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前提下，歇业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不失为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一次劳动力的返乡休养，或许就是为下一次产业的升级积蓄能量，当然前提是相关地方和部门能积极引导，及早制定培训计划。

从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看。据分析，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几种情况：一是认为当前在城里呆着收入不高，与城市生活相比，回乡生活的成本可能更低，无奈只好回家等待机会。二是国家一系列政策对农村的倾斜，让他们感觉在家乡也可能存在发展的机会。从实际看，这两种情况也不无道理。农民工从农村向沿海转移，是基于一个前提：城市有足够的就业空间。如果这个就业的空间缩小或是投入产出比不合算了，农民工自然有权作出去留的决定。

劳动力的使用随产业的波动而波动，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是这样一个波动来得太突然，我们一时还不能适应。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农民工由西向东的转移，不久前才遇上“用工荒”，当这一难题尚未解决之时，我们又猝不及防地要面对大量农民工下岗返乡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似深不可测并难以驾驭，其实仍有迹可循。返乡潮的提前出现，不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转向的讯号，更是一个需要直接面对并解决的现实经济现象——事实上，我们早就该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了，现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大批农民工返乡，让我们得以再次思考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富余劳动力如何使用，并进行新的探索。各地各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了。江西、安徽、湖北等地引导农民工到省内企业工作，并进行培训；教育部也发出通知，让职业学校培训返乡农民工。这些应对的措施都是积极的。如果行之有效，不失为转“危”为“机”的新契机。

谈谈你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党的人民至上,人民民主主张的理解？

写作思路：在写文章时，需要考虑到专业术语的使用。如果使用专业术语并且不向读者解释，读者就会不明白我们所指的内容，逻辑上会出现不连贯。在写文章时，要想着“读者是谁”，明确目标读者。

正文：

正是把“人民”作为发展的价值尺度，国家的发展进步才能最大范围地凝聚共识、最大程度地激发力量知向何处则不惑于方向，明所从来则充足与动力，既有“为了人民”的明确指向，又有“依靠人民”的深厚动力，这正是人民共和国的成功密码。

为民爱民的声音，胜过激昂的乐章。不久前，在甘肃考察时看到李应川一家乔迁新居后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指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他强调，“永远不要失去民心，永远要想着给老百姓办事，共产党要做的就是这个事”。

念兹在兹的为民情怀，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也揭示着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的价值指向和力量源泉。

一个国家的名字，往往最能体现这个国家的根本性质。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关于新生国家的命名，曾有不少方案，但经过反复酝酿，最终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成为最鲜明的政治底色，彰显着“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70年风雨兼程，人民的底色经久不衰，为民的情怀历久弥新，“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体现在国家进步的每一个足迹里。

如果要问新中国70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答案一定会指向“人”。从1949年到2019年，时光犹如巨笔，绘就出亿万人民日日常新的生活画卷。

告别票证经济、物质匮乏，今天的人们追求“吃好”“穿美”；告别“十个人中八个都是文盲”的昔日场景，今天学子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求学问道。

“三转一响”、万元户、下海、“互联网+”、人工智能……70年，从生存到发展，从物质到精神，人民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写下生动而温暖的注脚，也让“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愈加闪耀。

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新中国70年发展前行，“人民”始终被置于价值序列的首位，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衡量得失的标准，成为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目标指向。

惦念人民安危冷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顺应人民更高期待，我们推动改革开放，将财富创造的权力交给人民。进入新时代，我们作出社会矛盾转变的重大判断，不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

70年来，正是把“人民”作为发展的价值尺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国家的发展进步才能最大范围地凝聚共识、最大程度地激发力量。

进入新时代，我们作出社会矛盾转变的重大判断，不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70年来，正是把“人民”作为发展的价值尺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国家的发展进步才能最大范围地凝聚共识、最大程度地激发力量。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70年来，我们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实践创造中凝聚发展的合力。当年建设人民大会堂，“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十个月建成”的目标，看似不可能完成。

但大会堂破土动工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汇聚北京，首都学校师生、市民群众等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义务劳动，有些在北京火车站乘车的旅客甚至利用候车的时间赶到工地上挖几锹土、搬几块砖。

先后30多万人次参与大会堂工地的义务劳动，最终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样的人民力量，体现在太行绝壁上的红旗渠，体现在小岗村的红手印，体现在创新创业的时代潮流……正是“众人拾柴”、拼搏创造的力量，让我们克服一次又一次挑战，实现一次又一次跨越，书写了新中国70年发展的壮丽史诗。

人民是新中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把为人民服务庄严地写进党章，并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

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回答“为谁发展”和“发展动力”这两个基本问题。为了人民，回答了发展的价值指向问题，使得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始终保持一致；依靠人民，解决了发展的力量源泉问题，使得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国家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知向何处则不惑于方向，明所从来则充足与动力，既有“为了人民”的明确指向，又有“依靠人民”的深厚动力，这正是人民共和国的成功密码，也是70年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现在，我们正以一场叩问初心使命的主题教育迎接新中国70华诞，这是对自己的鞭策，更是对“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宣示与坚守。不忘初心再出发，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中国号”巨轮就能在亿万人民的齐心协力中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如何理解《人民至上》这一价值理念？

人民至上是我们国家服务的宗旨，也是我们国家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一个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让人们大家当家做主发挥最主要的能动性。

急求！1500字政治小论文

明清滥伐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摘要]历史上的海河流域山区曾经草深林密。明中叶以后，北京城的营建、烧炭、冶炼、战争破坏、滥建寺庙塔观及毁林开荒等，致使这里的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仅累积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而且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关键词]明清；海河流域；森林破坏；环境变迁

海河流域地处京畿要地，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区内有北京、天津以及石家庄等26座大中城市，地位特殊而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有着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水源丰沛、气候调匀的生态环境。自明中叶以后，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异和人为破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历史学角度说明，人为破坏山区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从地域生态的历史变化揭示生态环境变迁的规律，以期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所借鉴。

一

自古以来，海河流域的太行山、燕山就以林木资源丰富享有盛名，历史上虽然屡经破坏，但直到明初，这里仍有大面积森林覆盖。马文升在《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中述及明成化(1465—1487年)以前森林的分布状况：“自偏头、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余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1](卷63)。说明直到成化年，恒山、太行山北段以至燕山山脉，仍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文献中记述各山脉不同地段的森林也复不少。
丘浚在《守边议》中记述恒山山区之蔚州(今蔚县)、浑源，说：“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1](卷73)，是明初以来阻遇蒙古内犯的天然屏障。蔚州所属美峪口、九宫口、五龙山等处，皆山险林深，盛产成材大木。蔚州以南接太行山北段(包括北京西山)，明初森林分布也很多，张鸣凤《西迁注》中说，这里“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内中物产甚饶”[2](P165)。
北京西山以南，紫荆关左近之易州(今易县)、涞水、满城等地山区，是易州柴炭山厂的所在地，各种林木尤其是栎树等杂木相当丰饶。紫荆关而外，广昌(今涞源县)与灵丘也是“山谷幽邃，林木茂密”[3](卷92)。自紫荆关迤逦而南，历倒马、龙泉等关以至灵寿、平山，山林蓊郁，蔚为大观。灵寿、平山曾一度为工部柴炭山厂的厂地。其东真定府治真定城(今正定县)，明代设有竹木税课厂，专门抽分木材交易的商税，经过这里的商木均贩自平山、灵寿以至山西五台。太行山南段，井陉县的苍岩山“峰峦叠翠，高出云表”，百华山“林壑深邃，石磴崎岖”；赞皇县的十八盘岭“山势嵯峨，林木郁茂”[4](卷14《直隶五》)。
燕山山区，西段隆庆(今延庆县)、永宁(今属延庆)地方，自金元以来就有“松林数百里”之说。由于这里林深树茂，车骑都不方便，“中有间道，骑行(只)可一人”[1](卷218《书直隶三关图后》)。怀柔的黄花镇、红螺山，“二百年来，松楸茂密，足为藩蔽”[5](卷7《关镇杂记》)，明永乐(1403—1424年)时曾为宫中用柴主要的取给场地。密云之雾灵山(今属兴隆县)，“山之左右，峰峦攒列，深松茂柏，内地之民多取材焉”[4](卷11《直隶二》)。元朝、明初曾在这里设伐木官，进行大规模的采伐。宣德九年(1434年)，明政府招募商人中盐输粮密云黑峪口仓，以接济集聚这里的采木军夫及工匠的月支口粮[6](卷110)。由雾灵山而东，历古北、喜峰等口以至山海关，山峦层叠，其山之北“松林数百里”，“其山之南，则五谷、良材、良木，无所不有”[4](卷10《直隶一》)。明永乐初，建遵化铁冶厂，“采樵烧炭，则蓟州(今蓟县)、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7](卷82《食货记》)，说明这些地方林木茂盛，足可供当时铁厂的燃料需用。所有这些虽是不系统的记载，但也足以反映明初海河流域山林的面貌，说明海河流域山区仍然保持着较好的森林环境，生长着大片的森林。

二

明中叶以后，海河流域山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虽然前后原因互异，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元、明、清建都北京，皇城的大规模建设也是破坏山林的重要原因。自永乐改建北京，宫殿、皇陵及王府官邸等工程次第兴建，工程浩繁，耗资巨万。营建工程所用木材，固然多采之四川、湖广、江浙南方诸省，但取给太行、恒山林区的成材大木也所在不少。如正统初修正阳门城楼，就曾发数千军卒，“令于蔚州、保安(今涿鹿县)等处山厂采木，编筏自浑河运至贮小屯厂”[8](卷43)。嘉靖中修建朝门午楼，又下令于“山西、真定采松木”[9](卷190)。成化以后，京城风俗日奢，官民之家争起第宅，引起材木价格上涨，拥有大宗资本的木商一时应运而生，“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以牟取暴利。这些木商“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人山，将应禁树木任意割伐”，然后运贩京城，“一年之间， 岂止百十余万”[1](卷63《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五台山在明代是林木茂盛的风景胜地，永乐之后，人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为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致使五台山林木也被“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10](卷5《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到万历年间，五台山已是一片秃山光岭了。继官方采伐之后，又经过私人的采伐、盗伐，凡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山林基本上扫荡一空。
明清为供应内廷柴炭使太行山森林遭到了摧毁性破坏。烧炭是供应内府及民间生活的需用，无须巨木，也不择树类，但采伐数量巨大，范围主要在北京附近山区，故地处京畿之地的海河流域山区林木首被其难。永乐定都北京后，皇家所用的柴炭初“则于白羊口(明属昌平州)、黄花镇、红螺山(均属今怀柔县)等处采办”[7](卷72《职官志》)。宣德四年置易州山厂，“专烧薪炭供应内府”。到景泰元年，因易州山厂“取用已久，材木既尽，乃命移厂于真定府平山、灵寿等处采之”[8](卷188)。景泰七年，“仍移山场于易州”。山厂初建时所出柴炭数额，史书没有留下记录，据《明会典》卷二○五记载：天顺八年岁办柴炭430余万斤，成化元年650余万斤，三年增至1740余万斤。成化三年的岁办数额，等于天顺八年的4倍。此后岁办数额虽无系统记载，但总趋势有增无减是肯定的。如成化二十年时，惜薪司柴炭岁例2400万斤，光禄寺1300余万斤，合计达到了3700万斤。山厂岁纳柴炭年增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宫中内监的不断增加。明代初期，内监数目还不多，成化年间已增至一万余人，及至明亡时，“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人愈众用柴益多，故“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11](卷39《国用一》)。除岁办之外，每逢营建宫室或其他工程，临时性的派办也复不少。岁办之外有派办，岁办、派办之外更有加耗，因此，每年上解的柴炭要多达上亿斤[12](p66)。据研究，易州山厂每年上解木炭需用木材10—12万立方米，消耗森林1300—1600公顷[13](p16)。自永乐迁都北京至明亡的223年中，仅宫中总计要烧掉2200—2700万立方米木材，消耗森林29—36万公顷。如果将其他衙门和北京城内的军营、寺庙以及贫民百姓所消耗的木材、木炭都计算在内，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难怪为了满足皇家的需要，“民之执兹役者，岁亿万计”。明代在台基厂只是抬运木柴的人，就有三千之多[9](卷205《工部》)。“第山之生材有限，而民之采取无穷，山麓既尽，取之危崖，危崖既尽，取之虎穴矣”[14](卷2《舆地·物产》)。由于过度的采伐，以致太行山林木“日稀”。至清代，宫廷所用炭材不得不“取之口外地区了”。于此可见，明代烧制木炭对太行山森林破坏的严重程度。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手工业生产的空前发展，各种以木材为燃料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冶铁、冶铜、砖瓦等对木材的需求极度增长，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以冶铁为例，明代的铁厂都设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山区，“炭必近老林，故铁厂恒开老林之旁，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15](卷9《山货》)铁厂歇业之日，即山林伐光之时。沿太行山的磁州(今磁县)、武安、涉县以至燕山山区的遵化、迁安、卢龙都有较发达的矿冶业。如遵化铁冶厂，始建于永乐元年，停于万历九年，共存在178年。遵化铁冶厂冶炼各种生熟钢铁，全部以柴炭为燃料，以正德年计算，铁厂生产的生熟钢铁岁共出75万余斤，耗费的柴炭燃料则达数百万斤。这种以大量木炭为燃料的能源消费方式，使得蓟州、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等州、县的山厂林木几乎告罄，“彼时林木茂盛，柴炭易办，经今建置一百余年，山场树木砍伐尽绝，以致今柴炭价贵”[1](补遗卷2《遵化厂夫料奏》)。柴炭来源枯竭，最后不得不于万历九年决定停止冶炼，将铁厂与山场一体关闭。其他手工业如京师制琉璃、黑窑厂制造砖瓦，皆用柴炭烧制，也消耗了大量柴木。
自明朝建立起，即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连年不断，战争砍伐、焚毁了大量的林木。明英宗天顺年间，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上言八事，其一是“御边莫善于烧荒，使胡马无水草可恃，积粮莫善于屯田。”[16](卷25)明英宗采纳了“烧荒”之策。所谓烧荒就是焚毁有碍了望而有利于敌兵潜伏的山林野草。为确保边塞安全，明朝九边守将经常派遣丁壮，深入蒙古游牧之地捣巢、烧荒。如在古北口塞外，“弘治中，守臣杨友、张琼因烧荒掩杀无辜，边衅遂起。”[1](卷232《九边总论·蓟州镇》)“近边诸地，经明嘉靖时胡守中斩伐，辽、元以来，古树略尽。”[17](卷93《物产三》)万历九年七月，兵部令“蓟、辽二镇候草木林槁之时……务使焚烧尽绝，一免贼马驻牧，一便官军了”，将烧过地方“草木多寡，遵例奏报，以凭稽考”[18](卷114)，兵部按焚烧多寡论功考核。为防御蒙古铁骑，明朝还二十多次修筑长城，仅蓟州镇长城，“东至山海，西抵居庸，沿袤二千三百七十余里。”[1](卷304《修边》)当时数十万服劳役的军士、民夫都住在长城沿线，他们盖窝棚、搭马架，饮食、烧水，烧砖、烧石灰，取暖、扎木架修敌楼，势必砍伐不计其数的树木。
毁林开荒对森林的破坏更为严重和彻底。明政府对边山紧要地方虽有严禁樵采之令，但却没有开山辟地营田之禁，所以豪官权势之家往往乘机滥伐林木，垦荒辟地设立私庄。此种情况以山西雁门、宁武、偏头等关最为重要，但“此弊不独山西三关为然，紫荆、倒马、居庸、龙泉等关亦有之”[19](卷123)。此外，官军商民贩木取利，乱砍滥伐的现象也很严重。明宣德九年，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蔚州美峪、九龙口、五福山等处俱产材木，宜长养以资国用。今军民擅自采伐，亦乞禁止。”但是明宣宗以“山林川泽之利，古之与民共之”[6](卷111)为由，竟驳回了吴中的奏请，放任采伐，致使蔚州、保安州及保安卫一带山林，滥采的现象一直不得禁止。直到隆庆时，“民间樵采垦种，有司(仍)不能禁止”[20](卷33)。其长期所遭破坏情势可想而知。
入清以后，由于边疆的变化，以前的森林在防御上已无必要，故官方的管理进一步减弱，加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人口增加、平原地区旗地扩充，加速了对山区的垦殖。又因甘薯、土豆等适宜山地种植的作物的传入，使山区人口、村落迅速发展。据河北省地名普查表明，位于太行山区的曲阳、阜平、鹿泉、井陉、涉县、武安等县(市)，有9％～18％的村落形成于清代。山区村落数比明代增加14％左右。人口、耕地数量随之增加。如获鹿(今鹿泉)，明嘉靖时户2158，口26091，到清光绪时户31846，口176021。耕地由万历时962．5顷增至道光时的1747．1顷[21](卷4《籍赋》)。耕地面积的增加，无疑是以原始植被带缩小为代价的。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对森林植被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森林的滥采滥伐。
长期过量、掠夺性地采伐，使海河流域山区森林日渐枯竭。研究表明，隋唐时期，太行山森林覆盖率在50％；元明之际已由30％降至15％以下；清代由15％降至5％左右，民国再降至5％以下[23](p60)。不少地方岩石裸露，寸草不生。

三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森林在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自然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最重要的枢纽。森林是水的保护神。江河上游良好的植被就像巨大的水库，可以调节江河径流、削减洪峰。据研究，森林对洪峰的最大削减量可达到50％，林地在一次连续降雨中可蓄积70毫米～270毫米的降水。滥伐森林，意味着破坏生态平衡、水土流失，其后果是灾害频仍。
河川水文状况恶化。破坏森林就破坏了水源涵养条件，必然导致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源锐减，泥沙日益增多，水位暴涨暴落，河道迁徙靡常。如永定河，因河水清澈见底，汉魏时期有“清泉河”之美称。自有明确文字记载到公元936年的二三千年间，很少有泛滥改道的记载。相反，它不仅灌溉之利绵延相继，而且还给人们带来航运之便。辽金时期，由于上游大片森林的破坏，森林的破坏速度超过了它自然更新的能力，原先地表的枯枝落叶层和分解完全的腐植层受到冲刷，“清泉河”水逐渐变黑。“呼黑为卢”，卢沟河由此得名。随着太行山森林的破坏，水土流失的加重，河水变浑，挟带大量泥沙，元代改名“浑河”，又名“小黄河”。元代大都城的兴建，加剧了太行山森林的破坏，浑河的改道泛滥更加频繁，河床改动无有定时，河流被更名为“无定河”。康熙时，在卢沟桥以下的河道筑起了较大的堤坝，康熙帝将无定河钦定赐名为“永定河”，希望横行难驯的无定河从此安定下来。但是，由于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加剧，河床不几年就因泥沙淤积而日益变浅，洪水又漫出了新筑的河堤，决口泛滥，河道迁徙无常。永定河在辽代，平均94年泛决一次，金代22年，元代约7年，明代约13年，到清代3．5年就泛决一次。从1912—1939年，永定河卢沟桥以下河道，漫决达14次，其中有两次洪水涌入北京城[24]。近几百年来，为了治理永定河，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因没有把握住森林破坏这一重新调节和分配地表水分循环的机制，以致收效不彰。新中国成立后，在永定河上中游修建了官厅水库，对调节洪峰流量、补给灌溉用水作用很大，它使下游地区基本上从洪水威胁下解脱出来。但是，由于流域内宜林荒山的绿化工作滞后，永定河绝大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仍然严重，致使新建水库面临淤塞的危险。1965年以来，永定河连续断流，已经面目全非了。海河流域其他河流的水文状况也严重恶化了。20世纪50年代，南运河、卫运河、子牙河、大清河、蓟运河等河道常年有水，是盛极一时的航运黄金水道，通航里程达3500公里。自60年代以来，海河流域中下游河道失去了有源之水，相继枯竭断流，4000多公里平原河道基本全部成为季节河流。
水旱灾害频仍。明清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后，海河流域的“森林水库”消失，失去了涵蓄雨水和调节流量的作用，加剧了洪水泛滥。明以前，海河流域上游山区森林密布，水灾次数少，灾害程度轻。明中叶以后，由于山林破坏日益加重，山林中枯枝败叶构成的海绵式的储水层消失，海河流域水灾逐渐增多。据统计，唐五代时期平均8．8年一次，宋辽金时期4年一次，元代1．3年一次，明代1．4年一次，清代1．03年一次，民国时期1．05年一次。水灾波及的范围，唐宋时期，最多时24个州县，元明时期增至四五十或六七十个州县，清朝和民国时期扩大到八九十甚至一百多个州县[25](P24)。统计资料说明，随着山林破坏的日益加剧，海河流域水灾频数愈来愈多，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危害程度愈来愈烈。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改变了气候和下垫面状况，降低了空气湿度，减少了成雨条件，从而导致旱灾的加剧。自西晋至元的1103年间，河北共发生旱灾71次，每百年平均6．4次。以后随着森林破坏日益严重，旱灾也日益加剧。明代平均25次，清朝41次，民国时期51．4次[26](p3)。这说明，旱灾频率与森林植被破坏程度是成正比的，森林植被破坏越严重，旱灾的频率越大。
淀泊淤塞。历史上，海河流域平原的淀、泊、泽、渊、陂、塘星罗棋布。明中叶以后，随着太行山森林破坏引起的水土流失的加剧，众多淀泊几乎全部淤为平陆。如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水经注》明确记载的淀泊就有大渥淀、小渥淀、范阳陂、狐狸淀、大浦淀、阳城淀、小泥淀、大泥淀等。北宋初年，为防止契丹骑兵南突，宋朝利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带地势低洼、淀泊河渠密集的特点，潴水为塞，苦心修建了一道“塘泺”防线。沈括《梦溪笔谈》记其规模：“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沧州泥沽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当时分布在塘泺地区的淀泊有30多个，后因黄河三次北决，流经平原中部夺御河人海，侵犯塘泺，前后60余年，“浊水所经，即为平陆”[27](卷92《河渠志》)。此外，导入塘泺的“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自然也带来大量的泥沙。所以自宋徽宗以后，塘泺“淤淀乾涸”。但至明中叶，北宋时代的界河，因永定河南徙带来大量泥沙而淤平，附近的地表径流遂汇集于界河南侧的塘泺淀泊地带，又形成许多新的淀泊，且具有一定规模。如地跨任丘、新安、高阳三县境的白洋淀，周回60里；霸州境内的高桥淀，周回达400里；武清县南境的三角淀，周回也达200余里；任丘县的五官淀，也是众流所归，其东与武清县三角淀相接。嘉靖年间，雄县境内即有淀泊29处，其中最大的是矛儿湾，下达直沽，周百余里。明代平原中部的这些湖淀被称为东西二淀。东淀“延袤霸州、文安、大城、武清、东安、静海之境，东西盖亘百六十余里，南北二三十里及六七里不等，为七十二清河之所汇潴。永定河自西北来，子牙河自西南来咸人之。”[28]“西淀跨雄、新数邑之境，既广且深，西北诸山之水皆汇焉。”[29](卷2《直隶河道事宜》)自清康熙以后，由于含有大量泥沙的永定河水的引入，东淀湖群相继淤垫，“尽变桑田”[29](卷2《治河蠡测》)。以三角淀为例，该淀是东淀的主要容水淀泊，嘉庆《大清一统志》上有“按古时，惟三角淀最大，又当西沽之上，故诸水皆会于此，今渐淤而小”[30](《顺天府》)，到清末，三角淀“已淤成平陆”。其余各淀也“大半淤塞”。“或仅存浅濑，或竟变桑田”[29](卷2《文安河堤事宜》)。最近几十年，东淀湖群已淤为文安洼。
西淀也日渐淤浅。西淀系统中，白洋淀最为著名，它承接潴龙、唐、清水、府、漕、瀑、萍等河水，俗称“九河下梢”。这些流经太行山的河流由于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的加剧，使白洋淀在弘治年间即受到严重淤积，至清代，各河“入淀时，水宽行缓，泥沙下沉，动辄淤塞尾闾”[31](《方舆志》)。整个白洋淀的淤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上游山区水库未建成以前，唐河、潴龙河的入淀泥沙量年均达370万立方米[32](P21)。根据1981年水利部海河委员会的调查，从清顺治元年至光绪七年(1650—1881年)，由于泥沙淤积，淀区面积缩小了9／10。就白洋淀的淤积速度而言，尽管以前的速度无法估计，但在1924—1966年的42年间，白洋淀的总容积减少了32．25亿立方米[33](p77)。白洋淀自60年代以来出现7次干淀，干淀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84—1988年连续五年。
在海河平原南部，先秦汉唐时代以大陆泽为代表的湖淀群，也大多淤平消失。作为“地球之肾”，淀泊被淤平堙没，淀水干涸，湖区面积不断缩小，大大降低了其调节气候、调蓄洪水、净化水体、提供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和作为生物基因库的功能。
综上所述，明清以来，由于北京城的营建、烧炭、冶炼、战争破坏及毁林开荒等，使海河流域山区森林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导致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尤其是表现在水土流失加剧、河川水文状况恶化、水旱灾害频仍、平原上淀泊淤平或缩小等方面。这是大自然对滥伐森林，破坏环境的无情惩罚。森林作为陆地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对区域环境有着较大较深的影响。因此，在区域经济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开发要适度，要注重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如果不注意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就会破坏区域生态平衡，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这是明清以来滥砍滥伐森林留下的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1]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张岗．河北通史：明朝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3]张萱．西园闻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版．
[5]蒋一葵．长安客话[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6]明宣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7]傅维鳞．明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明英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9]徐溥．明会典[M]．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出版年代不详)．
[10]清凉山志[M]．民国22年(1933)刻本．
[11]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2]张岗．明代易州柴炭山场及其对山林的破坏[J]．河北学刊，1985(3)．
[13]河北省志·林业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4][光绪]唐县志[M]．清光绪四年(1878)刊本．
[15]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7][乾隆]热河志[M]．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本．
[18]明神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9]明武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20]明穆宗实录[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21]获鹿县志[M]．清光绪七年(1881)刊本．
[22][民国]林县志[M]．民国21年(1932)石印本．
[23]翟旺．太行山系森林与生态简史[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24]于希贤．森林破坏与永定河的变迁[N]．光明日报，1982-04-02．
[25]刘洪升．唐宋以来海河流域水灾频繁原因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2002(1)．
[26]河北省水利厅．河北省水旱灾害[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2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8]陈仪．直隶河渠志[M]．台湾：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9]陈仪．陈学士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大清一统志[M]．台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86．
[31]文安县志[M]．民国11年(1922)刻本．
[32]任丘市水利志[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3．
[33]保定地区水利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