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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民本思想的内容及其时代特征

发布时间:2015-08-01 09:12

摘 要:《诗经》中记录有大量重视民生、关注和谐的思想内容,其“重农裕民、敬天保民、爱民如子、君民和谐”的民本观,以及适应时代进步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并对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诗经;民本思想;内容;特征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价值自不待言,但在那个文学还远没有走向自觉的时代,其社会功用价值却远远超越了它的艺术价值。孔子曾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又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可见,《诗经》既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又是一部反映社会风貌的历史百科全书。本文试从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蕴含其中的民本思想做所探析。
  一、《诗经》民本思想的产生
  (一)生产力的发展是《诗经》民本思想产生的内在原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也决定着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这是先秦民本思想产生的内在根源。自西周以来,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渐达到鼎盛阶段,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和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 “民”的地位开始日益凸显,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这集中表现在人们对“上帝、上天”的蔑视上。如《尚书·君爽》篇中就记录了“天不可信”的观点,《诗经》中也写下了“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3]的诗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创造幸福生活,而不是事事都要祈求上天,这种思想追根溯源来自于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是民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在民众社会地位提高和鬼神观破灭的共同作用下,一方面统治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民众,他们四处“采诗”、体察民情,《孔丛子·巡狩篇》就记道:“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另一方面民众也开始更多地创造出赞美自己而不是颂扬天神和祖先的歌谣。
  (二)历史教训是《诗经》民本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
  周初统治者亲眼目睹了殷商政权灭亡的全过程,尤其是在“牧野之战”中,纣王七十万大军临阵倒戈,强大的商王朝竟然在弹指间灰飞烟灭,而后周厉王的暴政也迫使民众忍无可忍,“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4]发生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最终让厉王也尝到了流放的滋味。商周之际民众发动的反抗斗争不仅是对神权和王权的蔑视,更是民众对其自身力量的肯定。《大雅·皇矣》篇中的“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便是提醒为政者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洞察民情,体恤民间疾苦和灾殃,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而如果敢于像夏商两朝统治者一样违背天命失去民心,最终必将导致天命转移毁国灭邦的危险。
  (三) 兼并战争助推了《诗经》民本思想的产生
  人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对于统治者来说,要想发动并赢得一场战争,士兵的多寡、强弱、士气都是极为重要的。作为军队构成的主体,民众既是战争的承担者又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态度不仅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同时也决定了统治者对待他们的政策。在先秦频繁的战争中,各国统治者要想克敌制胜必须面对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是如何使队伍变得更加强大;二是如何减少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当然,只有统治政策清明,人民生活安定,士兵才能在战时个个做到奋勇当先、以一当十。同时,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战争,不论正义与否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与破坏,而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无一例外均是民众。《豳风·东山》篇就描写了一位九死一生返乡军人的所见所闻,“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凄凉的场景让整首诗的基调变得沉郁压抑。所以统治者只有安抚好士兵及其他们的亲属才能获得民众支持,否则战火中的疲惫小民迟早会揭竿而起,将愤怒的烈火燃烧到统治者们的身上。
  二、《诗经》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重农裕民。
  农民问题历来就是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早在商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想要稳固江山须要采取重农裕民的政策。《诗经》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农事诗,如《豳风·七月》、《周颂·丰年》、《周颂·噫嘻》、《周颂·载芟》、《周颂·良耜》等,其中一些诗歌直接反映了统治者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重视。如《噫嘻》篇:“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记录了周天子在举行籍田开耕礼时对农官进行训勉的场景,他要求群臣要勤于农业,发展生产,充分体现出了国家对农业的重视。除此以外,统治者也注意给民众营造出安定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记录了卫国营造都城的事情:“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指定星,又称营室星,特指每年夏历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古人在这个时候大兴土木是有道理的,因为此时正值一年当中的农闲季节,庄稼都已经收割并且脱粒入仓,天气也还没有转冷。这充分说明在农耕文明的作用下,统治者早就懂得了只有不侵夺农时才能不违背农业生产的规律,只有尊重自然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才能使民众的利益得到最大保证,也才会从根本上稳固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二)敬天保民。
  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使周初的统治者在治国方面有了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之人,一旦统治者“失德”,也就会失去上天的认可与庇护,所以作为“受命于天”的统治者首先就应该“敬天保民,以德配天”。 事实上,“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思想正道出了《诗经》中许多诗歌所反映的民本主题。 “德”字在先秦有各种解释,但《礼记·乐记》的训释最得其精髓,“德者,得也。”就是叫人要“得天道,得民心。”这既是上天意志的至善本性,又是人为获得天意的“眷顾”所必须践行的善的原则。如《大雅·蒸民》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说的就是芸芸生民的存在有着至上的神圣性,天地之所以不断地变换着“成命”,乃是为着生民的福祚,天意的至善在这个层面上得到明确显现。所以说,人“德”根源于天之“明德”,也就是说是否真正的“敬天”,是要看其是否真正采取了“保民”的措施。“保民”即是“敬天”,“敬天”必须“保民”,人世权力的最高宗旨便是“受命于天,为天养民”。
  (三)爱民如子。
  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习惯称地方官为“父母官”,“《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5]父母是子女的主宰,同时父母又最疼爱自己的子女,所以父母官就兼具了领导与爱护的两个特点。《小雅·南山有台》分别以“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南山有桑,北山有杨”、“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南山有枸,北山有楰”起兴来表达对具有良好美德君子贤人的祝福。而 “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三句,则言简意赅地将“被歌颂者”抬到了“国之栋梁、民之父母”的位置,表达了人们对爱民如子的统治者的尊重和热爱。也正如《大雅·泂酌》篇中所反映的远土之民,只要君王施以仁义,便自然可以使他们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可见《诗经》中所颂扬的统治者不再把民众单纯地当做被统治的对象,而是同时把民众当做被养护的子女一样呵护,这种思想在先秦时期出现既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君民和谐。
  《诗经》民本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强调君民和谐,君不扰民。如《小雅·大田》篇中的几个人物:公田的拥有者——曾孙;公田的管理者——田畯;公田的劳作者——农夫;还有送饭的妻子和孩子。“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田间农夫们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唆”在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欢乐和谐的场面顿时达于顶点,至少我们从田唆的“至喜”表情上能够看得出这一点。又如《大雅·板》篇: “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无曰益,牖民孔易。”这一段是说君与民的关系应该像乐器的和奏,应该像圭与璋一样相得益彰。另一层含义则是要人们正确认识天子与群臣、百姓间的关系,“价人维蕃,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要把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团结的根本就在于“怀德维宁”,否则就会自毁城墙使国家灭亡。这里虽然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但是却鲜明地表现出了君民和谐共事的重要性。
  三、《诗经》民本思想的历史特征
  (一) 进步性
  鬼神观是在先秦时期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宗教思想,它的产生主要源自于人们对自然、祖先等的信仰和崇拜。然而进入周代以后,随着文明程度的持续提高,鬼神的地位也每况愈下。如《大雅·生民》就记道:“昂盛于豆, 于豆于登,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时?” 是说上帝享受祭品,却不为民办事。人们虔诚地祈神佑护,却仍旧是这个样。此刻连读者也不禁怀疑,所谓上帝究竟有能力庇佑人民吗?《小雅·雨无正》也记录了大致相似的内容:“旻天疾威, 弗虑弗图 , 舍彼有罪, 既伏其辜。若此无罪, 沦胥以铺。”作者直言皇天太过暴虐,考虑事情也糊里糊涂,放掉那些真正的罪人,甚至隐瞒他们的罪过,而使无罪的好人陷入无限的痛苦中。《诗经》民本思想的出现在当时无疑具有一定进步性的,它在传统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敢于去否定天地间的至上权威,从这一点上讲,《诗经》又无愧是一部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哲学巨著。
  (二) 局限性
  客观上讲《诗经》民本思想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由于阶级社会根本属性的制约,其民本主张的最终落脚点只能是为了帮助统治者更好地巩固专制统治。比如《周颂·噫嘻》篇中周王鼓励群臣“率时农夫,播厥百谷”的举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使其统治得以延续。此外,《诗经》中的民本思想也还带有神学思想的影子,统治阶级借人们的无知而大肆宣扬自己如何“受命于天”,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如《商颂·玄鸟》篇中关于成汤的生世之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再如“昊天有成命”[6] 、“昊天其子之”[7]、“维天其右之”[8]等,都一再强调创立了伟大功绩的祖先是接受了“昊天”的使命来治理国家的,是不可违抗的,这其实反映了商周统治阶级正是利用愚民政策来达到他们巩固王权的目的。
结语
  在中国思想史上,《诗经》中的民本思想一直为世人所推崇,其影响力延续至今,并时刻提醒为政者要重视民众,成为当今“以民为本”理论的重要源头。《诗经》民本思想对后世各家学派也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影响,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其民本思想也哺育了中国历代的贤明统治者,开创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历史上安定、繁荣的政治局面,直到今天仍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论语·子路》
[2]《论语·阳货》
[3]《诗经·大雅·板》
[4]《国语·周语上》
[5]《礼记·大学》
[6]《诗经·周颂·昊天》
[7]《诗经·周颂·时迈》
[8]《诗经·周颂·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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