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浙江省举办民众教育述评
发布时间：2015-07-10 08:32
论文关键词:民众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 浙江
论文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国民党为巩固其统治，推行民众教育。此时的浙扛民众教育，在贯彻执政党政策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民众教育机构的建立、师资培训机构的设里、识字运动的开展等。在当时时完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改进和提升区域文化，客观上具有一定作用。
民众教育以全体民众作为教育对象，是失学的儿童、青年、成人的基础教育，也是已受基础教育的儿童、青年、成人的继续教育和进修。早在20世纪20年代，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许崇清就将“民众教育事业的扩张”作为教育方针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民众教育。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规定16-50岁的男女失学者均应人民众学校，并采取先劝导后强迫的办法，在全国掀起了民众教育热潮。浙江省为贯彻政府的治国方针，十分重视发展以民众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1927至1937年间，浙江省在民众教育的经费投人、机构建立、师资培训、运动开展等方面获得了较大发展，成为当时民众教育发展较好的省份之一。据1932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浙江省民众教育机构达13496个，仅次于河北，居全国第二;民众教育教职员和学生数分别为15116人和94401人，列于河北、山西后，居全国第三。民众教育经费位居全国最充裕的四省之一，浙江1930-1936年7年的民众教育经费，占全国总经费的12.29%无论是经费数还是经费比例都是全国最高省份之一。
一、大民众教育机构的建立
自1930年后，浙江各地的民众教育机构数量剧增、形式多样，在全国位于先进行列。民众教育机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式民众教育机构，由社会机构承办或兼办;二是学校式民众教育机构，由专门学校举办。
当时浙江省的社会式民众教育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公共娱乐场、民众阅报处、通俗讲演所、公园、戏剧歌咏团、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等。其中民众教育馆根据民众实际生活施行补习教育，是推行民众教育的中枢机构。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主要场所，具有多种功能，如出版各种通俗民众读物，举办和指导当地民众教育活动，组织民众教育成绩展览会，成立民众联络组织等。它在浙江民众教育的发展中居于主要地位，对浙江省社会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29年10月，省教育厅在原有公众运动场旧址，创立了省立民众教育馆，委胡承枢为馆长。该馆下设民众体育场、民众图书馆，馆内有通俗图书560种，计1200余册，并设民众乐园，包括民众茶室、娱乐室、电影放映场等。1936年，又增设省立嘉兴民众教育馆和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在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成立后，省教育厅通令各地将原有图书馆、体育场、讲演所合并改组为民众教育馆，1930年，省教育厅又规定每号市至少成立民众教育馆一所。1931年，全省有县市立民众教育馆29所，以后逐年均有增加。至1935年，共有民众教育馆139所，有的县设有多个民众教育馆，其中嘉兴一县就有7个。县立民众教育馆不仅数量较多，内设机构也较完备，以永嘉县民众教育馆为例，该馆就民众实际生活，施以补充教育，下设8个部:总务部、图书馆、推广部、编辑部、演讲部、科学部、游艺部、体育部。’
民众学校是浙江省学校式民众教育机构中最主要的办学形式。它起源于清末简易识字学塾和民国后的平民学校，1927年起改称民众学校。初因无规可循，效率很低。1929年教育部公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后，省教育厅先后颁订了《浙江省县市立民众学校暂行规程》、《浙江省县市立中心民众学校暂行规程》、《浙江省奖励各县市优良民众学校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程办法，作为全省兴办民众学校的依据。1932年，又颁布《浙江省二十一年度各县市办理民众学校教育最低标准》，促成民众学校在全省的兴办。两年后又颁发《浙江省设立民众学校补充办法》及《修正浙江省奖励各县市优良民众学校暂行办法)。民众学校在这一系列法规措施的激励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28年至1935年，全省民众学校从311所增加到2834所，学生数从11532人增加到117138人，学校经费从307%元增加到133927元。
民众学校是普及成年补习教育的重要设施，多采用半日学校、夜校等形式，实施以三民主义千字课、平民千字课、民众学校课本等为教材的识字教育、公民训练。以钱江义渡办事处附设劳工夜校为例，该校于1933年3月举办第一期识字训练班，学员34人，多为钱江义渡的船工，最小的19岁，最大的39岁。课程有识字、算术、常识、娱乐4科，采取夜间授课形式，每周授课12小时。ls}浙江省一直把推广民众学校作为扩充社会教育的中心事业。民众学校的设立，对扫除文盲、传播近代文明、改造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师资培训机构的建立
因大量社会教育机构不断成立，而社会教育无规可循，施教形式也多种多样，办理人员须受专门训练方能胜任。1930年9月，省教育厅在杭州创立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以培养社会教育专业人才。该校设社会教育行政专修科和师范科，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一年，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学校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必修科目又分为基本训练科和专业训练科。基本训练科有公民、国文、军训、伦理学、体育、生物、理化大意、历史、地理、工艺、图画、音乐、社会组织及社会问题、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等课程。专业训练科有民教概论、民教实施法、社教行政、民教实际问题、民教实习、教材研究及教学法、乡村建设、农艺及实习等。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在凌家桥和留下设有实验区，开办实验民众教育馆、实验民众馆和实验农场，供学生实习。该校自开办至1937年省会沦陷，共举办专修科1届，毕业生50人;师范科5届，毕业生163人;还开办两月一期的师资练班，毕业百余人。这些毕业生大都服务于本省教育界，以在各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为最多，其次在中心民校工作，也有在县教育局、中学、小学及书局等处工作。他们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主任、指导员，或是中心民校校长、小学校长等，成为浙江省社会教育师资的中坚力量，对全省社会教育的举办作出了贡献。该校与国立浙江大学合设的现代文化讲座亦对浙江省的文化启蒙具有一定作用。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1934年3月，省教育厅编印了《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5年夏，省教育厅举办各县市民众教育馆馆长、中心民校校长暑期集训，受训300余人。翌年，省教育厅举办全省社会教育社会教育进修通讯研究部，以进一步增进社会教育机关服务人员的学力和水平。以上措施为浙江民众教育的兴办奠定了人员基础。
三、识字教育运动的开展
在浙江省开展的多项民众教育运动(如电化教育、通俗讲演等)中，识字教育投入最多，功效也较大。1929年2月，教育部令全国在最短时间内举行大规模识字运动宣传，以唤起民众对识字的兴趣。6月，浙江识字运动委员会成立，其工作分为编印宣传刊物、材料与举行宣传周。1929年至1932年，全省上下共举行四次大型识字运动宣传周活动。宣传周的标语确有激动人心之处，如“临海有一个人不识字，是全临海民众的耻辱”，“妇女不识字，不能教儿女”等。1930年后，全省各地先后兴办民众识字教育，如杭州于是年颁布《杭州市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初步计划》，期于6年内完成识字训练和公民训练，使不识字民众均能识字、读书、看报、算;1936年又公布《杭州市二十五年度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规定凡受第一次壮丁训练的民众，其文化程度不及民众识字班毕业标准的，均须接受识字教育。这些计划虽好，但实施起来有较大困难，大多未能贯彻。尽管如此，政府的扫盲决心可见一斑，识字之观念也随之初人人心。
识字教育主要由民众学校实施，主要对象是成年失学民众，识字教材选用《民众读本》、《识字课本》、《民众千字课本》等。各地都拟订了关于成年补习教育计划，劝导或强迫成年民众人学。此外，还采用小先生施教团、民众识字牌、民众阅报处、民众问字处及代笔处等多种形式实施识字教育。这些机构团体设置简便易行，贴近民众生活，受到民众欢迎，在各地遍地开花。至1932年，全省民众阅报处达2853个，居全国第二;民众问字处及代笔处达7576个，列全国第。
在浙江省民众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呈现出民众教育与初等教育互相结合、同时推进之趋势。1930年，省教育厅制定了《浙江省中小学校兼办民众教育暂行办法》，对学校兼办民众教育的事项作了规定，要求中小学将图书馆、运动场、礼堂、校园等酌量开放，中等学校应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民众教育事宜，并酌设选修课程或举行课外讲演，以增加学生对民众教育的知识。1935年后，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结合更为密切。许多民校为小学所附设，许多短期小学、简易小学与民众夜校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所开展的教育运动如识字教育本身也涵盖了两种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县区也把两种教育兼而行之。如永嘉县于1935年8月制定《永嘉县中心民众学校及短期小学试行强迫人学办法》，把中心民众学校所在地(即短期义务教育试验区)四周3里以内的地方，定为强迫人学区，把9岁到40岁的失学民众列为强迫人学对象，采取公安机关和乡镇长、保甲长协助推进等措施实行强迫人学。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改善了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相分离的局面，有益于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而推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五、民众教育与区域文化建设
1930年7月，省教育厅明确提出教育局长任务为计划、为行政、为指导、为改进社会。一个优良的教育局长，一方面是一个指导员，是教师的教师;另一方面是行政人员，是教育内的行政领袖;一方面是计划人员，对全县教育负计划和组织的责任;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领袖，对于社会事业，负改进的责任。这社会的领袖作用则须通过举办有效的民众教育来实现。此外，民众教育的馆场建设也为保存与发扬地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西湖博览会闭幕后，省府为保存展览品永留纪念，于次年筹设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30年，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省体育场也于运动会后正式成立。这些大型的馆场建设和众多的地方民众教育馆场的成立丰富了省域文化生活，发展了省域文化特色，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六、民众教育的经验与教训
综上所述，1927年至1937年浙江省民众教育的推行，在当时对强国自救，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完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改进和提升区域文化客观上具有一定的作用。由于民众教育的教育内涵、目标、体系与今天的终身教育有极大的相似性，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众教育是早期终身教育思想的实践。在浙江省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对当今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构建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第一，机构多样、手段灵活，切合普通民众的需要。当时的民众教育机构，种类繁多，有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职业学校、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公共娱乐场、民众阅报处、通俗讲演所、公园、戏剧歌咏团、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等多种形式，任何一种社会文化机构和学校教育机构都可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机关。与之相适应的民众教育手段也非常多，既可利用语言、文字、图画等，还可借助电影、无线电、幻灯等电化技术，凡是有助于教育实施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手段都可利用。这样做既可利用已有机构场所，节约人力和经费，又可适合民众的口味和需要，充分调动民众学习的积极性，使民众教育像空气一样，渗人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民众生活的必需品。第二，注重师资培养。民众教育是新兴事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它与正规的学校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师范教育无法满足其师资的需要，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创立，较好地解决了社会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间题。该校设置了大量民众教育的实践课程，开设实验区、实验民众教育馆和实验农场，供学生实习，培养了大批富有实践能力的民众教育专业人员，对浙江省民众教育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今的终身教育，从概念提出到实施推广，需要大批的实践人才。而目前的成人教育体系和学校教育体系无法提供成熟的师资，成为终身教育推进的瓶颈。倘若能借鉴民众教育的经验，举办专门的学校进行师资培训，对终身教育的推进将大有裨益。第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改造现有学校教育制度，建立较为完整的民众教育体系。在浙江省民众教育推进的过程中，正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机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浙江省的民众教育是在整合各种区域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整体性的发展模式对当今的学习化社会的构建是富有借鉴意义的。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建立不仅在于提高国民文化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引领国民主动介人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更，使其对社会变革具有更多的适应性。因此，在建构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时，必须渗人民众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节，整合、发挥所有的社会资源，改造现有的教育制度，建立和完善整体性的继续教育体系，使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真正受惠于终身教育，籍此适应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现代化的社会转型。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全面而客观地看待这段教育发展历史。尽管从统计资料可见当时浙江省的社会教育机构与教育范围得以扩大，教育形式多样，相应的法规、制度已逐渐具备，但实际上，这些计划、法规、章程大多无法真正落实，仅是一纸空文，许多运动是政府极力提倡，乡间疏于执行，轰轰烈烈走过场。如识字教育的实效并不如人意，以杭州为例:从1931年至1948年，杭州市区不识字人数下降率平均每年不到0.1%个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接受了西式新教育的国民政府官员们，对中国乡村的了解远未及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膜拜，在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时，忽略了本国实际接受能力，在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在文件上建立了一套制度。尽管浙江省各级教育机关为推行这套制度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具体做法上尽量使之切实可行，但是，国力的衰微、乡村的贫困、政局的动荡，使教育救国者们难以迅速实效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民众教育最终流于形式。因此，今天的教育者们，不能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深人到民众的生活中去，深人到民众的精神中去，才能建立起民众需要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
论文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年)，国民党为巩固其统治，推行民众教育。此时的浙扛民众教育，在贯彻执政党政策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民众教育机构的建立、师资培训机构的设里、识字运动的开展等。在当时时完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改进和提升区域文化，客观上具有一定作用。
民众教育以全体民众作为教育对象，是失学的儿童、青年、成人的基础教育，也是已受基础教育的儿童、青年、成人的继续教育和进修。早在20世纪20年代，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许崇清就将“民众教育事业的扩张”作为教育方针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民众教育。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规定16-50岁的男女失学者均应人民众学校，并采取先劝导后强迫的办法，在全国掀起了民众教育热潮。浙江省为贯彻政府的治国方针，十分重视发展以民众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1927至1937年间，浙江省在民众教育的经费投人、机构建立、师资培训、运动开展等方面获得了较大发展，成为当时民众教育发展较好的省份之一。据1932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浙江省民众教育机构达13496个，仅次于河北，居全国第二;民众教育教职员和学生数分别为15116人和94401人，列于河北、山西后，居全国第三。民众教育经费位居全国最充裕的四省之一，浙江1930-1936年7年的民众教育经费，占全国总经费的12.29%无论是经费数还是经费比例都是全国最高省份之一。
一、大民众教育机构的建立
自1930年后，浙江各地的民众教育机构数量剧增、形式多样，在全国位于先进行列。民众教育机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社会式民众教育机构，由社会机构承办或兼办;二是学校式民众教育机构，由专门学校举办。
当时浙江省的社会式民众教育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公共娱乐场、民众阅报处、通俗讲演所、公园、戏剧歌咏团、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等。其中民众教育馆根据民众实际生活施行补习教育，是推行民众教育的中枢机构。民众教育馆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主要场所，具有多种功能，如出版各种通俗民众读物，举办和指导当地民众教育活动，组织民众教育成绩展览会，成立民众联络组织等。它在浙江民众教育的发展中居于主要地位，对浙江省社会教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29年10月，省教育厅在原有公众运动场旧址，创立了省立民众教育馆，委胡承枢为馆长。该馆下设民众体育场、民众图书馆，馆内有通俗图书560种，计1200余册，并设民众乐园，包括民众茶室、娱乐室、电影放映场等。1936年，又增设省立嘉兴民众教育馆和省立宁波民众教育馆。在省立杭州民众教育馆成立后，省教育厅通令各地将原有图书馆、体育场、讲演所合并改组为民众教育馆，1930年，省教育厅又规定每号市至少成立民众教育馆一所。1931年，全省有县市立民众教育馆29所，以后逐年均有增加。至1935年，共有民众教育馆139所，有的县设有多个民众教育馆，其中嘉兴一县就有7个。县立民众教育馆不仅数量较多，内设机构也较完备，以永嘉县民众教育馆为例，该馆就民众实际生活，施以补充教育，下设8个部:总务部、图书馆、推广部、编辑部、演讲部、科学部、游艺部、体育部。’
民众学校是浙江省学校式民众教育机构中最主要的办学形式。它起源于清末简易识字学塾和民国后的平民学校，1927年起改称民众学校。初因无规可循，效率很低。1929年教育部公布《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后，省教育厅先后颁订了《浙江省县市立民众学校暂行规程》、《浙江省县市立中心民众学校暂行规程》、《浙江省奖励各县市优良民众学校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程办法，作为全省兴办民众学校的依据。1932年，又颁布《浙江省二十一年度各县市办理民众学校教育最低标准》，促成民众学校在全省的兴办。两年后又颁发《浙江省设立民众学校补充办法》及《修正浙江省奖励各县市优良民众学校暂行办法)。民众学校在这一系列法规措施的激励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28年至1935年，全省民众学校从311所增加到2834所，学生数从11532人增加到117138人，学校经费从307%元增加到133927元。
民众学校是普及成年补习教育的重要设施，多采用半日学校、夜校等形式，实施以三民主义千字课、平民千字课、民众学校课本等为教材的识字教育、公民训练。以钱江义渡办事处附设劳工夜校为例，该校于1933年3月举办第一期识字训练班，学员34人，多为钱江义渡的船工，最小的19岁，最大的39岁。课程有识字、算术、常识、娱乐4科，采取夜间授课形式，每周授课12小时。ls}浙江省一直把推广民众学校作为扩充社会教育的中心事业。民众学校的设立，对扫除文盲、传播近代文明、改造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师资培训机构的建立
因大量社会教育机构不断成立，而社会教育无规可循，施教形式也多种多样，办理人员须受专门训练方能胜任。1930年9月，省教育厅在杭州创立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以培养社会教育专业人才。该校设社会教育行政专修科和师范科，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一年，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学校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必修科目又分为基本训练科和专业训练科。基本训练科有公民、国文、军训、伦理学、体育、生物、理化大意、历史、地理、工艺、图画、音乐、社会组织及社会问题、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等课程。专业训练科有民教概论、民教实施法、社教行政、民教实际问题、民教实习、教材研究及教学法、乡村建设、农艺及实习等。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在凌家桥和留下设有实验区，开办实验民众教育馆、实验民众馆和实验农场，供学生实习。该校自开办至1937年省会沦陷，共举办专修科1届，毕业生50人;师范科5届，毕业生163人;还开办两月一期的师资练班，毕业百余人。这些毕业生大都服务于本省教育界，以在各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为最多，其次在中心民校工作，也有在县教育局、中学、小学及书局等处工作。他们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主任、指导员，或是中心民校校长、小学校长等，成为浙江省社会教育师资的中坚力量，对全省社会教育的举办作出了贡献。该校与国立浙江大学合设的现代文化讲座亦对浙江省的文化启蒙具有一定作用。
为进一步提高社会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1934年3月，省教育厅编印了《浙江省民众教育辅导半月刊》。1935年夏，省教育厅举办各县市民众教育馆馆长、中心民校校长暑期集训，受训300余人。翌年，省教育厅举办全省社会教育社会教育进修通讯研究部，以进一步增进社会教育机关服务人员的学力和水平。以上措施为浙江民众教育的兴办奠定了人员基础。
三、识字教育运动的开展
在浙江省开展的多项民众教育运动(如电化教育、通俗讲演等)中，识字教育投入最多，功效也较大。1929年2月，教育部令全国在最短时间内举行大规模识字运动宣传，以唤起民众对识字的兴趣。6月，浙江识字运动委员会成立，其工作分为编印宣传刊物、材料与举行宣传周。1929年至1932年，全省上下共举行四次大型识字运动宣传周活动。宣传周的标语确有激动人心之处，如“临海有一个人不识字，是全临海民众的耻辱”，“妇女不识字，不能教儿女”等。1930年后，全省各地先后兴办民众识字教育，如杭州于是年颁布《杭州市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初步计划》，期于6年内完成识字训练和公民训练，使不识字民众均能识字、读书、看报、算;1936年又公布《杭州市二十五年度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计划》，规定凡受第一次壮丁训练的民众，其文化程度不及民众识字班毕业标准的，均须接受识字教育。这些计划虽好，但实施起来有较大困难，大多未能贯彻。尽管如此，政府的扫盲决心可见一斑，识字之观念也随之初人人心。
识字教育主要由民众学校实施，主要对象是成年失学民众，识字教材选用《民众读本》、《识字课本》、《民众千字课本》等。各地都拟订了关于成年补习教育计划，劝导或强迫成年民众人学。此外，还采用小先生施教团、民众识字牌、民众阅报处、民众问字处及代笔处等多种形式实施识字教育。这些机构团体设置简便易行，贴近民众生活，受到民众欢迎，在各地遍地开花。至1932年，全省民众阅报处达2853个，居全国第二;民众问字处及代笔处达7576个，列全国第。
四、民众教育与初等教育的结合
在浙江省民众教育推进的过程中，呈现出民众教育与初等教育互相结合、同时推进之趋势。1930年，省教育厅制定了《浙江省中小学校兼办民众教育暂行办法》，对学校兼办民众教育的事项作了规定，要求中小学将图书馆、运动场、礼堂、校园等酌量开放，中等学校应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民众教育事宜，并酌设选修课程或举行课外讲演，以增加学生对民众教育的知识。1935年后，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结合更为密切。许多民校为小学所附设，许多短期小学、简易小学与民众夜校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所开展的教育运动如识字教育本身也涵盖了两种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县区也把两种教育兼而行之。如永嘉县于1935年8月制定《永嘉县中心民众学校及短期小学试行强迫人学办法》，把中心民众学校所在地(即短期义务教育试验区)四周3里以内的地方，定为强迫人学区，把9岁到40岁的失学民众列为强迫人学对象，采取公安机关和乡镇长、保甲长协助推进等措施实行强迫人学。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的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改善了普通教育与成人教育相分离的局面，有益于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从而推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五、民众教育与区域文化建设
1930年7月，省教育厅明确提出教育局长任务为计划、为行政、为指导、为改进社会。一个优良的教育局长，一方面是一个指导员，是教师的教师;另一方面是行政人员，是教育内的行政领袖;一方面是计划人员，对全县教育负计划和组织的责任;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领袖，对于社会事业，负改进的责任。这社会的领袖作用则须通过举办有效的民众教育来实现。此外，民众教育的馆场建设也为保存与发扬地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西湖博览会闭幕后，省府为保存展览品永留纪念，于次年筹设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30年，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省体育场也于运动会后正式成立。这些大型的馆场建设和众多的地方民众教育馆场的成立丰富了省域文化生活，发展了省域文化特色，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六、民众教育的经验与教训
综上所述，1927年至1937年浙江省民众教育的推行，在当时对强国自救，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完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改进和提升区域文化客观上具有一定的作用。由于民众教育的教育内涵、目标、体系与今天的终身教育有极大的相似性，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众教育是早期终身教育思想的实践。在浙江省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对当今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构建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第一，机构多样、手段灵活，切合普通民众的需要。当时的民众教育机构，种类繁多，有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职业学校、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公共娱乐场、民众阅报处、通俗讲演所、公园、戏剧歌咏团、电影教育巡回施教队等多种形式，任何一种社会文化机构和学校教育机构都可作为实施民众教育的机关。与之相适应的民众教育手段也非常多，既可利用语言、文字、图画等，还可借助电影、无线电、幻灯等电化技术，凡是有助于教育实施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手段都可利用。这样做既可利用已有机构场所，节约人力和经费，又可适合民众的口味和需要，充分调动民众学习的积极性，使民众教育像空气一样，渗人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民众生活的必需品。第二，注重师资培养。民众教育是新兴事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它与正规的学校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师范教育无法满足其师资的需要，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创立，较好地解决了社会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间题。该校设置了大量民众教育的实践课程，开设实验区、实验民众教育馆和实验农场，供学生实习，培养了大批富有实践能力的民众教育专业人员，对浙江省民众教育的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今的终身教育，从概念提出到实施推广，需要大批的实践人才。而目前的成人教育体系和学校教育体系无法提供成熟的师资，成为终身教育推进的瓶颈。倘若能借鉴民众教育的经验，举办专门的学校进行师资培训，对终身教育的推进将大有裨益。第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改造现有学校教育制度，建立较为完整的民众教育体系。在浙江省民众教育推进的过程中，正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机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浙江省的民众教育是在整合各种区域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整体性的发展模式对当今的学习化社会的构建是富有借鉴意义的。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建立不仅在于提高国民文化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引领国民主动介人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更，使其对社会变革具有更多的适应性。因此，在建构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时，必须渗人民众生活的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节，整合、发挥所有的社会资源，改造现有的教育制度，建立和完善整体性的继续教育体系，使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真正受惠于终身教育，籍此适应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现代化的社会转型。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全面而客观地看待这段教育发展历史。尽管从统计资料可见当时浙江省的社会教育机构与教育范围得以扩大，教育形式多样，相应的法规、制度已逐渐具备，但实际上，这些计划、法规、章程大多无法真正落实，仅是一纸空文，许多运动是政府极力提倡，乡间疏于执行，轰轰烈烈走过场。如识字教育的实效并不如人意，以杭州为例:从1931年至1948年，杭州市区不识字人数下降率平均每年不到0.1%个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接受了西式新教育的国民政府官员们，对中国乡村的了解远未及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膜拜，在学习西方教育制度时，忽略了本国实际接受能力，在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在文件上建立了一套制度。尽管浙江省各级教育机关为推行这套制度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具体做法上尽量使之切实可行，但是，国力的衰微、乡村的贫困、政局的动荡，使教育救国者们难以迅速实效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民众教育最终流于形式。因此，今天的教育者们，不能一厢情愿、纸上谈兵，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深人到民众的生活中去，深人到民众的精神中去，才能建立起民众需要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