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神话”背后的困与幸

摘　要：

关键词：
　　会宁教育独树一帜，别具一格，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成功范例，有人说他是黄土高坡上的“教育绿洲”。在干旱贫瘠的自然条件下、穷困落后的生存环境里，崇文修德的文化底蕴，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情牵魂绕的地方领导，爱岗敬业的辛勤园丁，发奋刻苦的莘莘学子，坚守希望的痴心家长，众志成城的社会氛围，持续改写着基础教育的实践，不断创造着令人瞩目的奇迹，长久改变着个人、家庭的命运和全县的面貌。然而近年来，被喻为高考状元县的甘肃会宁“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现象日益严重，演化出一系列矛盾。
　　
　　说起会宁，“会师圣地”、“苦甲天下”、“西北高考状元县”全国知名。
　　这是一片贫穷的土地。全县58万人口中，就有24万人生活在穷困线以下，年收入不足1000元。全县82%的乡镇处于穷困，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之称。
　　这又是一片富足的土地。30多年考出大学生6万多人，平均每10户有4名大学生。是甘肃乃至西部大学生最多的地区，有“状元之乡”美称。
　　因为贫穷，孩子们选择求学，梦想走出穷困。因为求学，家长们倾注心血，希望功成名就。正是这贫穷与富足的时空交替，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教育神话”，演绎出影响深远的“会宁现象”。
　　会师圣地的长征精神
　　“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936年10月10日，甘肃会宁，一座镶嵌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值得记忆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大会在这里举行。大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历史的烟云已经散尽，但历史的细节，依旧生动、感人。?共和国先驱者战斗的足迹遍布会宁，共和国先驱者战斗的足迹遍布会宁，也给这里留下了传之千古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同心同德、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团结胜利”的红军长征精神。也正是这种红军会师精神和独特的人文环境、严酷的自然条件的融合和激励，铸就了会宁人刚强的精神品格，使会宁人虽身处艰难，但志向高远的目标始终没有被湮灭，坚忍不拔的毅力始终没有被消磨，艰苦奋斗的传统始终没有被丢弃，重教尚学之风一直在盛行，使会宁教育迈出了跨越式步伐，创造着时代的传奇———教育神话。
苦甲天下的“高考状元县”
　　会宁自然资源匮乏、环境条件严酷、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落后，是国家级贫困县。干旱少雨是这个农业大县的基本县情。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祖祖辈辈与大自然的抗争，造就了会宁人坚韧朴实、敢于向自然和命运挑战的性格与斗志。“家有千石粮，不如一人在书房。”会宁县历来就有重教育的传统美德。“耕读传家”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耕读之家”的习俗代代相传，经久不息；以“书香门第”为荣耀的家庭遍及乡里，处处可寻。这样的好传统，好风气，在新中国建立后，得到了发扬光大，总结出了“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乐教和学生乐学”的“三苦两乐”经验。其中“苦”滋味只有会宁的老百姓、广大师生和历届领导班子成员体味最深。为了供孩子上大学，不少家庭的生活节俭到了不能再节俭的地步，生产只能维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再生产。正是“三苦两乐”精神有力地促进了会宁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陪读，借贷，苦乐相伴。在会宁，千万个不同家庭演绎着千辛万苦供子女上学的相同故事，求学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支撑，孩子维系着他们全部的希望，为此无论付出多大的物质和精神牺牲，都在所不惜。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与人生追求，人往高处走是常理常情，教育是会宁的立县之本，也是会宁发展的希望。求学改变命运是积极进步的美好愿望。6万多名优秀学子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6万多个家庭的命运，“教育兴县”战略也正在改变会宁大地的贫穷面貌，进而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因教返贫的“神话”破产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倾向的产生及其社会效应的逐步显现，“因教致贫”、“因教返贫”问题在会宁日渐严重了起来。相当一部分农户因为供孩子上学，特别是供孩子上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家庭重新陷人了困境。会宁，这个学子崇拜的教育圣地，正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因教育走向贫穷，因求学走向困苦。
　　有媒体报道，如今在会宁同时发生着这样一件事：大量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长期举债供养学生的农村家庭血本无归，“因教返贫”屡见不鲜。教育和高考正在将会宁人逼入一个难堪的境地，会宁人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但教育支出却使很多会宁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会宁人相信上大学可以重塑人生,但上大学的费用却使很多会宁人重新回到了贫困的行列。
　　在会宁，教育曾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改变自身命运的惟一通道，也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立县之本”。在中央财政对于西部教育长期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会宁人对“读书脱贫”寄予着赌博式的希望，如今却发现“教育立县”已遭遇“教育破产”。这对崇尚读书立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悖论。尤其在广袤而落后的西部，科举取士和尊儒重教传统因闭塞而保存，又因贫穷而兴盛。长期以来，教育被压以重注，成为改变寒门命运的出路和调节贫富悬殊的杠杆。
　　然而，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坚硬狭窄的农门。危机在2009年爆发，“84万应届毕业高中生退出高考”导致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这场波及国内多数省市的“弃考风潮”被教育界称为中国高考的“拐点”。从尽两年来高考成绩统计看，我们惊觉“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考不过城市学生”——高考就像一个透明的量杯，将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差距，以分数的形式精准暴露。近年来，根据教育部部署，各地相继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并与此相配套，进行高考制度改革。但农村学校由于受经费、师资、环境等因素影响，对各种改革举措无法像城市学校一样落实到位，从而使得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孩子在高考中越来越处于劣势。
　　由此凸显的农村教育之痛让“知识神话”褪色，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西部农村家庭重陷赤贫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