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书院改制的文献综述

书院是中国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教书、著书、校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宋元明清，经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5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初二)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全国至少有1600余所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书院改制本是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但由于改书院很快就变成了废书院，甚至毁书院，如此重大的事件就在历史的虚无中被稀释幻化，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站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对百多年前的书院改制，实有重新观察的必要。
    一　戊戌书院改制：短暂尝试与快速失败
    从书院到学堂，论其实施，经由19世纪末戊戌维新和20世纪初晚清新政两个阶段始得实行。
    戊戌书院改制的设计者是康有为，纵观其《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要点有三，一是“愚而无学，坐受凌辱”，中国“欲富强之自立，必广建学校，由国而遍及于乡”，普及教育，由士而“下逮于民”。二是改书院为学堂是其快速变法求强方略之一。所谓“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欲使三年而立，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而“兴学至速之法”，“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三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饬下各直省督抚施行，严课地方官”，“限两月报明”办理，“违者劾其一二”，意在快速建立高、中、小三级近代学校体系，实现“人人知学，学堂遍地，非独教化易成，士人之才众多，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的理想局面。①康氏所奏完全被光绪皇帝采用，七天之后(五月二十三日)，即颁布上谕，限令两个月之内，将全国各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高等学、中等学、小学。
    改制令下，各地奉旨执行，是为戊戌书院改制。惟其时维新政令日出，应接不暇，地方或以书院为不急之务多有视为具文者，而朝廷也似乎忘记限令二月之约，再加改制不及百日，即随太后政变(八月初六日)而告停止，改制成效甚微，全国各省书院改为学堂者仅能辑录二十余所。
    事实上，反对改制的声音从未停止过。在改制令推行的六月份，曾廉应召上封事时就说：“学堂之与书院，犹多之与夥，小之与鲜，名殊而实一也。夫果征事实，何必尽改学堂？如果属虚名，何必尽废书院？”②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反对之声日高，八月二十九日，黄仁济就提出“即京师新建大学堂亦宜改为京都大书院以为倡，率凡各省府厅州县已有书院训课者，扩充而推广之，未有书院训课者，速筹赀增设之。”其意在“不必再立学堂名目”，而要将已有学堂一律改为书院。③到九月份，礼部奏请恢复八股取士旧制的同时，又“另片奏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九月三十日，西太后准其所奏，下达《申明旧制懿旨》，其称：
    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将此通谕知之。④
    至此，戊戌书院改制之举被宣布彻底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的理由锁定在书院与学堂的名实之间，以其“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如此从技术层面解说，似乎过于牵强，它既掩盖了代表圣人之道的“正学”与乱圣人之道的“西学”之间的学术矛盾与斗争，更淡化了政治权力争斗的残酷与血腥。实际上，我们从曾廉的反对声中就明显地感知到，书院改制已经由文化教育改革脱轨变成了政治斗争，其称：“书院不废，学堂不行，不足以标异新政，且非移易耳目，恐不能以西学鼓簧天下也。臣愚以为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西学乱圣人之道，隳忠孝之常经，趋功利之小得，骎骎乎为西人导其先路，而率中国以迎之，此臣所尤夙夜怵心者也。”而所谓“君子不齿”、“此辈辄敢大言”，“杂取老、墨、释、耶之支说，非尧舜，薄汤武，陋周孔，肆其雄谈以惊庸众”等等，充满了火药味，已然尽是斗争哲学的政治语言。
    为了防止书院改制脱轨于政治太远，倾向革新的实力派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当年十月初三日(1898.11.16)上《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认为礼部之所以奏请恢复旧制，是“因前议将书院改为学堂，故请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非谓书院之外不应另有学堂也”。虽然“书院与学堂诚如懿旨名异实同”，但“若有学堂以相观摩，可辅书院之所不逮，未始非补偏救弊之道”。因此，他主张“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试图停息政治争论，而力保学制改革成果。然而，政论一旦开启，要想平息则非易事，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一事，即其典型例证。
    时务学堂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立案，旋由熊希龄等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拨盐厘加价银7000两为经费，遂建于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八月陈宝箴发《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定总额为120名。十一月公布《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11条，始招头班学生40名正式开学。时总理熊希龄、监督杨自超主持行政；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次年三月梁以事离湘，增聘欧榘甲、唐才常为教习)，西文总教习 李维格、分教习王史，数学教习许奎垣等主持教务。十二月梁启超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以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义、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劝诫诸生。又厘定《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编撰《读书分月课程表》，规定其办学方针为“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学生“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文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教学内容分溥通学、专门学。溥通含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致算学等类；专门有法学、掌故学。为学之序先溥通，后专门。读书亦分专精、涉猎两类。堂上设一“待问匦”，诸生读书疑义，得用“待问格纸”抄好纳入，教习书堂批答榜示；每月“月课”一次，每次命二题，亦分等记分；每季“大考”一次，请官绅到堂汇考诸生札记册、待问格、课卷三项，统计分数，列表公布并登《湘学报》、《湘报》以示鼓励。札记、问格、课卷之优者每季刊刻一次。时梁启超等“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诸生本《孟子》、《公羊》大义及康有为改制之说，宣传西方民权、平等思想，大造改良政治之舆论，谭嗣同等则在《湘报》撰文大肆宣扬，湘省风气为之一变。时至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际，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和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为代表的两派士绅卷入民权、平等问题的论争，教育让位于政治，改革处于停顿。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平等、民权沦为惑世乱心的异学，王院长成了卫道救世的英雄，被祭上神坛；陈宝箴、江标、熊希龄等主持湖南新政的高官被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而时务学堂尽管是湖南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学校，也逃脱不了先被裁撤，并最终被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改为求实书院的命运，时在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99.2.28)。至此，戊戌书院改制算是在一个表示“政治正确”的节点画上了失败的句号。
    二　20世纪初的书院改制：从书院到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权重一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的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参酌中外情形，酌以今日设学堂办法”，主张建立包括文武农工商矿各类各级学堂的近代学制体系。考其设计方案，分为“明宗旨、标门类、分等级、计年限、筹出路、除妨碍”等六个方面，主旨有四：一是取法日本学校章程，迅速建立西式的大中小三级学校制度。二是“参酌东西学制”，强调教学内容“经史词章仍设专门”，经学与史学、格致、政治、兵学、农学、工学并列为七门之学，而且经学冠于七门之首。三是用“层递考取录用”之法，将学堂和科举合一，各学堂学生修学期满，考试毕业，可以分别给予附生、廪生、举人、进士出身。生员、举人、进士录取名额，则以原有岁科、乡、会试名额为准，从科举递减给学堂，“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四是改书院为学堂，以期快速实现学制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凡此四者，“看似无事非新，实则无法非旧”，⑤其中改书院为学堂是手段，仿效日本建立西式三级学校体系是目的，而以传统经学等七门之学作为教学内容、学堂与科举合一这两点最能体现其“中体西用”的核心价值，值得引起特别注意。
    需要指出的是，学堂与科举合一的主张，来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属官的湖北巡抚谭继洵，见于其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7.15)所上回覆废八股上谕的奏折，其核心是“以学校立科举之体，以科举成学校之用”，办法分两条：“曰立学校之规模，曰筹科举即出于学校”。学校规模由设学部立法总管、改书院为学堂、设师范学堂培养师资三者达成。“学校既已林立”，则人才“所以用之之道”，“以科举考试之法求之”即可。规定县学堂学生由知县会同该学堂教习考试，汇送学政面试，合格即作为生员，“准入府学堂肄习稍深之学”。“府学堂肄业期满功课及格者”，由知府与该学堂教习考评，汇送学部大臣面试，合格即作为进士，“准入京师大学堂肄业，以待皇上临轩而策之”。于是，“科举无倖进而学校不虚设矣，所谓筹科举即出于学校者此也”。而要做到“学校科举合一之制，又必视学部为转移”，并且强调“变法自强莫先于变通学校，变通学校又莫先于设立学部也”。⑥此法虽未实行于戊戌书院改制之时，但延展三年即现身于江楚会奏变法方案之中，并得以实施，由设想变成了现实。
    至于为什么要改书院为学堂，仍然是从两者的名实入手，其称：
    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设学，分经义、治事两斋，人称为湖学，并未尝名为书院。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各种学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实相符。⑦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与申明旧制不同，不再主张书院与学堂名异而实同，而认为名实皆殊，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才能“名实相符”。时间相距不到三年，评价相差悬殊，几乎完全倒置，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此改也“正名”，不改也“正名”，在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对当年书院改制的严肃性、正当性提出质疑，更遑论其所谓必然性了。但真实的历史却是，在庚子巨变的当时，迫于亡国之虞的真切，人们对此“救时首务”已经不再质疑，而是期望朝廷“乾断施行，收人心以固国基。”于是，清政府采用张、刘建议，在八月初二日(1901.9.14)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其称：
    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历代以来学校之隆，皆以躬行道艺为重，故其时体用兼备，人才众多。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不实，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 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作人之至意。着各该督抚学政，切实通饬，认真兴办。所有礼延师长，妥定教规，及学生毕业，应如何选举鼓励，一切详细章程，着政务处咨行各省悉心酌议，会同礼部复核具奏。将此通谕知之。⑧。
    新世纪的书院改制诏令，其前既有名正言顺的借口和台阶，其后又有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3)相配套，因而推行较为顺利，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改制成学堂，古老而传统的书院跨向近现代，接通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血脉，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全国书院改制绝大部分在清末完成，也有极少数延至民国初年，由于资料限制，整体情况目前还难以准确把握。笔者近年主持《清史·书院学校表》，对此有所涉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600余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兹将改制时间及所改学堂类别统计如下：
    
    全国数据很难采集，以上统计并不全备，仅供参考。以下缩小范围，以湖南省为例，作一个相对完整的统计。湖南至少有150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兹将其改制时间与类别列表如下：
    
    合观以上四表，我们可以大致将20世纪初的书院改制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断，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改制令下的光绪二十七年，人们惩于三年前戊戌书院改制的教训，观望不前，害怕再来一次改而又复旧制，落下一个“政治不正确”甚或像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革职永不叙用的结果，故而改书院为学堂者寥寥无几。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壬寅、癸卯学制先后颁布，朝廷几无再复旧制之虞，各地始认真推行，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就是湖南在光绪二十八年有62所书院转型为近代学堂，占总数的41.33%；全国在光绪二十九年有257所书院改制，占到总数的15.94%，形成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9.2)上谕废除科举为开始标志。书院育才，科举取士，自唐宋以来，它们互为依托，成为构筑中华文化最重要也最有特色的两种创造性制度。以理学化育科举，强调德业举业二业合一，是历代读书人不断追求的理想，而书院沦为科举的附庸也一直是困扰士人的最大难题。及至清末，书院与科举缠绕而弊窦丛生，成为舆论批评的主要对象。先是指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其名曰学”，因有改书院为学堂之举。书院改制进行之时，又认定科举是学堂发展的最大阻力。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有人怀疑书院改制时科举与学堂合一的设计，其称“去年谕旨令各省以书院改设学堂后，复优予出身作为举人、贡生，其由大学堂考取者作为进士，一体殿试，量加擢用，不拘庶吉士、部属中书等项成例，其鼓舞学堂者可谓不遗余力矣。”但国人以学堂求功名难而科举求功名易，对学堂“于创办则因循焉，于筹款则推诿焉，”心念科举，“舍学堂而趋之”。因而发出了“为学堂之大阻力，孰有如科举之甚者乎”的议论，矛头直指科举。⑨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晚清重臣袁世凯、张之洞也发现士人“谓入学堂亦不过为得科举地耳。今不入学堂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因而“群情注重科举”，“不独不肯倡建学堂，且并向来宾兴、公车等费，亦不能移作学堂之用，其为阻碍何可胜言”。于是联名上《奏请递减科举折》，内中虽有“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之语，但仍然维护科举学堂合一的设计方案，认为“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才接踵而不可胜用。”⑩到这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联名再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虽一再申辩三科尽减科额于学堂之举，“并非废置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实则认定：“就事理而论，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学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11)
    延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累于观望科举，经费难筹，“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等联名《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其称：“科举之阻碍学堂，妨误人才”，“无烦缕述”，现在列强瓜分中国，“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强邻环伺，岂能我待”，过去十年三科尽减而入于学堂的办法已经太慢，必得“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方可“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12)
    疏入，八月初四日(1905.9.2)发布上谕：自次年“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13)至此，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宣布废除。科举被废，扫除了学堂发展的最大阻力，势必推进书院改制运动，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就是全国在光绪三十一年有247所书院改成学堂，占到总数的15.37%，形成第二个高峰期。
    统计数据表明，改书院为学堂的工作在清末已经基本结束，但有少数书院要延至民国初年才被改作各级各类学校。因此，改书院为学堂，还可表述为改书院为学校。这种状况的存在，说明晚清最后十年是书院与学堂并存杂处的时期，也即一个从书院到学堂的时期，古代书院已经基本转制成近代学堂，但又尚未全部完成，要跨越清民的代际边界才能完整解读书院改制的全部意义。此其一。其二，一千六百余所书院改制成学堂、学校，揭示出古代书院借近代学堂、学校得以永生的事实。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学制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因书院改制而血脉贯通，实现成功对接。尤其是从湖南、四川等分省统计资料来看，晚清所存书院几乎全部转型为学堂、学校，古代与近代的对接是整体性的。它说明书院既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其基点，从书院到学堂，实则成了近代学制最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今日这样的教育样式。
    三　改书院为学堂未必就是历史必然
    我们认为，百余年前的书院改制，有其不得不改的理由，在当时有不可阻挡之势，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无 可奈何的政治选择，属于救亡图存的非常之举，未必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难称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考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书院是在超高速的发展之中，被强令改制的，属于非正常死亡，与惯常的衰败而亡的想象截然不同。统计数据显示(14)，同治、光绪两朝共40年时间(1862-1901)，书院以增量1062所的神速发展，约占清代总数的1/4，而年平均数分别为29.23、23.51所，位居清代第一、第二位，乾隆朝以21.63居第三位，这在清代书院二百六十余年历史中属于奇迹，更是中国书院一千二百余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呈现的是浩然盛大之势，并无半点衰竭濒死之迹。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书院改制令，犹如一把利刃，活活斩杀了生龙活虎的大发展中的书院，人为地制造了中国制度史上罕见的落幕于辉煌的悲剧。如此被改制，被死亡，实属非常之举，难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二，追随时代步伐，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增长并急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快速改变、改造、改革自身，是晚清四十年书院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其超高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改革既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带来的国家、民族危亡的外部压力，也有积弊太深而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改革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既源于对内部积弊的革除，也受外国教会书院的影响；既有涉及管理的改组，也有涉及制度的创新；既有教学方法的改章，也有教学内容的更新。改革最核心的内容有二，一是将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一变为经世致用之学，二变为新学、西学。二是重订规章，削减、限制官府权力，引进士绅等民间力量加入管理队伍，从制度上保证所聘山长为学行兼优之人，可以师范诸生。书院改革的实践(15)表明，依凭传统的经世致用旗帜，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书院完全有能力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管理制度，能够从古代走向近现代。
    第三，改书院为学堂并不是书院改革的唯一选择。其他改造旧书院、创建新型书院等两种选择，如前所述，都有达成防止变为科举附庸，引入西学、新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知识，甚至实施民主管理机制等成功的范例。由此可知，书院并不是天生与新学、西学为敌，凡一切有用之学皆书院分内之事，书院与学堂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非此即彼，两者在传授新知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上有很多共同点，殊途同归，完全可以并行共存。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慈禧太后以下的说法基本能够成立，其称：“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16)事实上，书院改革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第三》中就有“书院即学堂也”的说法，胡聘之也主张：“学堂之与书院，名异而实用，均为造就人才之地，但期实力振兴，不在更新营建。”(17)刘坤一也说：“书院与学堂，诚如懿旨，名异实同”，“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18)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书院与学堂的差异、差别并非不可逾越，通过人为的干预与调节，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彼此变通与切换，也就是说，书院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其实质内容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变，书院改学堂并非不可避免，也即书院改制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19)
    综上所述，书院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改书院为学堂和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并列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三个方案之一。传统书院改造、新型书院创建的成功实践表明，书院有实现自身从形式到内容的实性质转变的能力，也即书院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虽然历史的现实并非三个方案齐头并进，最终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创，书院被强令改为学堂乃至学校，但我们基于以上的理由，仍然主张要慎言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它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政治选择，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
    四　如何评价书院改制，胡适先生的观点值得重视
    对改书院为学堂的评价，历来有赞成与反对两派。赞成者居多，代表是李国钧先生主编有千余页的《中国书院史》，认为它“对于中国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件大幸事”，其理由有顺应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趋势、促进近代化的实质进程、重视书院教育的宝贵经验等三条。(20)其他皆从近代化的历史立论，兹不一一备述。反对者有胡适、钱穆等。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说，“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的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21)钱穆也称：“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22)废了可惜。如此“大不幸事”，与“大幸事”，可谓尖锐对立。虽然“大幸”之说有其立论之理，但我们认为“大不幸”的评价更加警醒，更值得倾听，兹录胡适先生19世纪20年代初所作，且极少有人引用的《书院的教育》，以供大家参考：
    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画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方法。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
    二十 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出来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23)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旧”书院有如此高的评价，对新学堂之害如此深刻指责，而对以书院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又如此期待，对盲目革新家有如此批评，实乃智者之声，发人深省，值得重视。
    五　改书院变成废书院是问题所在
    20世纪初，张之洞等设计书院改制方案，其立意是改书院为学堂，以中体西用的原则处理传统与近现代、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走向近现代，引入西学知识体系与西方学校制度是大势所趋，是必须而又不言自明的事情，几近于常识，除特别保守者之外都会这样做。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拥抱西学奔向近现代的时候，并没有抛弃中学，并没有在近现代与古代之间挖掘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以清醒的文化自觉、自主与担当，主张以我为主，以中为体，在努力吸取西方知识与学制长处的同时，又以学堂与科举合一、经学与其他学科并列且冠于其首这两条，保证了传统与近现代的联系，使得古代与近现代之间气血可以贯通，没有断裂。壬寅癸卯学制的设计与其书院改制的思路基本一致，两者相得益彰，原本是可以达至预定目标的。但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学堂科举合一基本落空，改书院为学堂就开始滑向废书院兴学堂了。而当强调革命的民国政府颁行壬子癸丑学制，废除读经，大学只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将经学完全排挤出于学校教育体系之外，改书院为学校，实际上就变成毁书院为学校了，此即青年毛泽东所谓“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24)因此，我们认为，20世纪前20年，当科举被废、经学被排斥出学校教学科目之时，改书院为学堂也就失去了赓续传统的两大支柱，于是，改书院就变成废书院，甚至是毁书院了。
    改与废、毁之间，虽是一字之差，但其文化含意、对传统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当改书院变成废书院或者毁书院之后，对传统守护的蔑视渐成历史虚无主义的气候，而投奔西方的急切也化作趋新、西化、崇洋的强大势力。它的危害很大，一方面，一千六百余所书院从此被人间蒸发，中国教育断了来路，只能去，不能回，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联系被人为斩断，气血不通，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与断层。这就是为什么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不能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百余年历史的中学这种臆说变得天经地义的理论依据。反之，两百余年历史的美国可以有三百余年历史的大学就变得理所当然，哪怕中间隔着黑暗的中世纪，巴黎、牛津、剑桥等欧洲大学的历史也能跨越古史与近史的代沟，写成八九百年连续不断的辉煌。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学校制度从此就沿着不断与传统决裂，不断西化的方向奔跑，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与几乎连续不断的否定和革命也就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最鲜明的印记。但是，中国毕竟不同于西方，有自己的根基和自己的问题，必须独自面对，而且，再怎么西化你也成不了西方。这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在取得辉煌的同时，沦陷于“既隔绝于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也隔绝于西方文化历史传统”这一困境的原因所在，也是自废武功、抄袭别人制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要摆脱困境，只能将希望寄托于长期被虚化的书院及其精神的回归。(25)
    书院精神，除了学术独立、自动研究、人性修养、学行并重，尊严师道、师生情笃等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文化的自觉、自信与担当，要有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以发扬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在新的形势下，再次践行宋儒的伟大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二是保持开放之势的同时，善待传统，既吐故纳新，又温故知新，传统与现代并重；既取欧美西学之长处，又重视经典，善用中学之精华。与时俱进，由古开新，此则正是书院弦歌千年的精神所在。如此，始能形成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书院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只要书和有理想的读书人还在，书院就有存在的可能，就有生长的空间，就有重回社会再创辉煌的无限希望。我们憧憬与期待，书院必将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复兴。若此，则今日之改制讨论，也就会成为书院重生的纪念。
    注释：
    ①②④⑧(16)(17)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6-2468、2485、2486、2489、2486、2474页。
    ③《黄仁济拟治平万言奏》，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第2485-2486页。
    ⑤张之洞、刘坤一：《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见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2-776页。
    ⑥《湖北巡抚谭继洵折》，见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691-694页。
    ⑦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75-776页。
    ⑨佚名《学堂论》，见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五。
    ⑩(11)(12)(1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572、573-574、579、576-577页。
    (14)(1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41、562-573页。
    (18)刘坤一：《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见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2页。
    (19)刘少雪观点，见《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页。
    (20)李国钧：《中国书院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947-950页。
    (21)胡适：《书院制史略》，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第2593页。
    (22)钱穆：《新亚遗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页。
    (23)季蒙、谢泳选编：《胡适论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24)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第2590页。
    (25)朱小蔓：《对策与建议：2006-2007年度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分析》，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