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智能科技与空间 ——对新冠疫情的哲学反思

　　摘要：在新冠肺炎蔓延与防控过程中，智能科技与病毒在现实空间、精神空间和数字空间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在现实空间中，人们必须采取空间上的隔离措施，自动化机器、远程检测和医疗等智能科技，为切断病毒传播、加强控制隔离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智能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也可能会成为全面控制人与自然并使二者隔绝的工具。现实空间的隔离也会造成精神空间的疏离和隔阂。网络媒体和虚拟技术为隔离中的人们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但是人工和虚拟事物也会对人类的情感、伦理和精神产生中介作用，从而加深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分隔。在数字空间中，大数据预测和数据监控是新冠防疫的重要技术，但数字空间也会有病毒侵害，而且在数字世界中，情感、人性等消失了，隐私和数字鸿沟问题也被放大。病毒、人与智能科技的关系就体现了自然、人与机器的关系，新冠疫情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新冠疫情；智能科技；空间；病毒；数字

　　新冠疫情是人类进入智能科技时代以来遭遇到的最严重的疫情。截至2020年6月28号，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为1000万人，已有近50万人丧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人类已经可以开始设计智能、编辑生命，却会被病毒这一最为原始和古老的微生物所击溃。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智能科技虽然不能彻底消灭病毒，但是却能够成为疫情蔓延时的有力防控武器，特别是在人类进行空间隔离并因此产生心理上和文化上的疏离时，智能科技既可以帮助我们高效地实现控制与隔离，还可以成为沟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桥梁。智能科技与病毒在现实空间、精神空间和数字空间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但是，智能科技强化空间隔离和管控只是疫情期间的无奈之举，我们也需要警惕，不要将这种例外状态变成了常态，不能让帮助我们击败了病毒的智能科技，成为控制人类的另一种“病毒”。

　　一传播与隔离：现实空间

　　智能科技与病毒首先在现实空间展开了较量。病毒作为一种微观世界的类生命体，只有10-300纳米大小，古代往往将病毒造成的疫情错误理解为某种瘴气、毒液甚至是巫术或者诅咒。人类对病毒的起源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只知道它是某种类生命体，自己不能繁衍，需要宿主才能进行传播和复制。(1)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可以通过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传染性极大。(2)人员的流动、空间的改变，往往会导致某个相对封闭空间的生态系统发生改变，而病毒也会跟随流动的生命体进行传播，从而侵蚀另一个空间的生命体。例如造成南美印第安人几近灭绝的并非是直接的屠戮，而是西班牙人及其牲畜带去的致命病菌。(3)

　　随着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人群的流动性得到了大幅度地提升，全球化也有了现实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人口和物品的全球流动，使得病毒在全球蔓延开来。病毒的传播和人的流动是一致的，以至于哲学家马尔德(MichaelMarder)将人比作了病毒：“把互联网上的病毒和冠状病毒大流行进行比较并不牵强。最近发生的流行病的全球化是由于从事大众旅游、教育和职业交流、远程联系、国际文化和体育活动等的世界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流动性和身体联系日益增强。”(4)在古代，地域相对封闭，人口流动被隔离起来。而空间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曾经将瘟疫与外来侵入者联系起来。意大利名著《约婚夫妇》中记载到，当时的人们认为外来者利用瘟疫来进行攻击，传播瘟疫的“涂油者”是外来的“法国人”。(5)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实际上是对于病毒传播的恐惧，病毒及其宿主成了一种政治上的他者，成了敌人。(6)这和我们在新冠疫情中所看到的敌视和恐慌并无二致。

　　西方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批评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控和隔离措施，但是实际上，早在中世纪，为了防止欧洲大陆肆虐的黑死病，西方国家就采取过严格的隔离措施。一些经典名著如《十日谈》《约婚夫妇》中就能看到相关描述和记载，“卫生署要求采取隔离措施，严禁这全家人离开住所；他的所有衣服和在医院里睡过的病床，都被焚烧”(7)。事实证明，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只有通过切断其传播途径，才能得到有效控制，由此封闭与隔离成了唯一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要限制人的流动和交往活动，管控人们活动的空间，如通过保持“社交距离”、建设传染病院和隔离病房、居家或者社区隔离、封闭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等方式，来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有些学者悲叹，面对新冠疫情，“拥有高度发达技术的人类只好采用最笨拙、最原始的办法：隔离和封闭。技术多半成了完成这种围城式禁锢的辅助手段”(8)。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阻隔病毒时，病毒的宿主——人的自由也自然会被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我们不能以此来批判这些管控的措施。疫情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紧密相连，“所有的政体都用某种方式管理着健康和知识”(9)，面对新冠疫情，我们需要国家干预，这种干预应该“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干预。政府将不得不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做更多的工作”(10)。

　　我国政府将智能科技应用于防控疫情期间的封闭和隔离措施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比古代种种不人道的隔离措施，智能科技已经将隔离措施做到了高度的人性化。例如，在身份识别上，古代瘟疫期间，人们会高度警惕外来流动人员甚至是陌生人，将之视作投毒涂油者或病毒传播者，对之逮捕甚至处死。而现在通过大数据移动智能设备和社交媒体可以精准地追踪每个人的行动轨迹(11)，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识别身份信息。在人际接触上，人工智能检测，远程医疗和医疗辅助机器人，无人机监控和无人车物流配送等智能科技，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医生、护士和物流人员，降低了他们接触传染源的风险。要知道，在中世纪，照顾病人的神父和医生、“搬运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的“乌鸦”(穷人)(12)，他们被瘟疫传染的几率很高。在隔离措施上，中世纪会“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封闭城市及其郊区，严禁离开城市、违者处死，捕杀一切乱窜的动物”(13)。这种境况，在当今一些管理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会出现。而我国借助无人机、监控摄像头以及健康码等科技手段，能够做到及时监控、有效劝阻，最大程度上实现人性化隔离。在城市防疫上，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技术，为城市和社区的精准管理提供了可能，引导城市居民正常生活，保障后勤医疗服务运转。正是由于智能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们能够更好地规划和设置空间，能够超越空间限制去做事，才使得隔离措施变得高效而富有人性化。

　　那些没有严格采取或遵循隔离措施的国家，几乎无法控制病毒的蔓延，只能任由国民自生自灭，并美其名曰“群体免疫”；还有些国家没有能力甚至是主动拒绝智能科技的辅助，使用了与中世纪无差别的隔离措施，毫无人性可言，有些国家，如巴西爆出了黑帮代替政府来封城的新闻(14)。

　　然而，任何空间上的区分和控制都不简单是一种物理上的改变，正如哈维所说，“空间的正确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实践(Practice)来解决的”(15)。空间与人类的实践行为是密不可分的。现实中的生活空间也体现出人与人的关系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空间上的隔离成了一个伦理和政治问题。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曾经提及欧洲中世纪应对鼠疫的极其严格的“隔离”政策，在这种隔离制度下，空间成了一个个“被割裂的、静止冻结的空间。每个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16)。福柯认为这种瘟疫时期的隔离和监视会成为对人们的规训手段。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智能科技可以协助政府和机构高效、精准地控制人员流动来控制疫情；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科技和手段也可能被用于监控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隐私活动中。规训和监控应该是一种特殊时期所采用的无奈之举，而不应该成为一种“正常状况”，所以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Agamben)告诫我们要提防政府将这种例外的隔离状态常态化(17)。我们在防疫期间掌握的大量数据和经验，应该用于公共卫生和灾害的防控上，用于造福于民众。我们的民众也应该借此机会，培养自己的同情心和自由理性精神，提升自我隐私意识，主张空间权益。

　　新冠疫情对全球化是一次极大的挑战，正是因为全球范围的人口和物品流动，使得新冠病毒得以快速传播。为此，一些欧美思想家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乔姆斯基愤怒地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最令人震惊，最残酷的一面，就是使用制裁，最大限度地增加痛苦，而且这完全是有意识的行为”(18)。这种有意识的行为，即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深层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国家之间的制裁和壁垒。经济学家格雷认为：病毒告诉我们，进步本身也具有破坏性，“全球化引发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去全球化”(19)。全球化的危机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全球化已然打破了原先的权力空间格局。新冠病毒对全球化的冲击，其实质也是权力空间的改变。病毒本身是没有文化和权力性质的，但是正如洛克莫尔所说，“新冠肺炎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流行病，它的出现不仅限于某个国家或者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而是超越流行病的界限，开始与宗教、医学、经济等领域联系在一起”(20)。新冠病毒的蔓延强化了全球化带来的利与弊，一些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能力相对孱弱，而一些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则能更好地应对病毒。疫情防控也给重塑全球化新的政治空间带来了契机，正如齐泽克所说，“这种全球威胁带来了全球的团结”(21)。抛开意识形态不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先进的智能科技与医疗手段，去协助其他国家对抗疫情，重新构建健康的全球化空间秩序。乔姆斯基指出，有些国家反其道而行之，在疫情期间，对别的国家“实施着破坏性制裁”，而有些医疗技术发达的国家，“以高度自私的方式行事”(22)，这是文明的危机。而中国却向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派出医疗队伍，提供医疗援助，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利用危机扩大国家影响力”(23)。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力有助于重建一个合理健康的全球化秩序，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担当和责任感。疫情不会终结全球化的脚步，我们应该通过全球性的共同抗疫，来探索如何让全球化更加理性、更加健康。

　　新冠疫情让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人工产品，从巨大的城市和建筑到服装、手机，人工产品充当了人与自然的中介，也在慢慢地将人和自然分离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病毒的流行，是自然在向我们发出警告。病毒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潜藏在自然的角落里。人类通过科技来改造自然，一步步地侵蚀野生动物和病毒的生存空间。21世纪流行的非典和新型冠状病毒，都有可能是从野生动物体内感染到人类的。病毒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反噬，不时地出来骚扰人类，提醒人类要注意与自然的关系。古人常常将瘟疫视作上天对人们的惩罚，如《圣经·出埃及记》记载了3500年前神为了惩罚人类而降下十灾，瘟疫灾即为其中之一，我国古代也有“瘟神”之说。在病毒的进攻下，人类从荒蛮的自然领地退回到人工容器中，人与自然被隔绝开来，隔离措施会进一步加重这种隔绝。人们的触觉经验会被视听经验所彻底取代，人们虽然可以不再害怕“涂油者”涂在大理石墙壁上的毒物，但是，触觉的体验“用纯视觉的方法、也即是沉思的方法完全无法解决”(24)，真实的“在场感”消失了。而虚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视觉听觉等也会被人工产品所中介，人类会成为丧失直接感觉经验的“缸中之脑”。

　　不仅仅人与自然被分隔，人与人的分隔也可能成为常态。在疫情期间，我们的人际交往关系会发生改变，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和交往被禁止，人们被迫从社会生活回到家庭甚至是个人生活。通过网络信息和虚拟技术，智能科技成了病毒时代维系人际纽带的一种高效方式，人们会习惯于“零接触”的生活方式，社会性的生活会萎缩为孤立的“单子”式生存。人与人的关系在现实空间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心理、文化等精神空间中的关系，身体的隔离会造成精神上的疏离与隔阂。

　　二疏离与虚拟：精神空间

　　如果说现实空间说的是我们在物理上、身体上所体验到的空间，那么精神空间就是一种超物理层面的空间，包括精神、心理和文化层面的空间。疫情不仅仅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空间产生了破坏，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防线也一再被其攻破。从古至今，只要是疫情出现，就会出现各种谣言，如《约婚夫妇》中“涂油者”的谣言和新冠疫情中流传的“阴谋论”，其根源主要在于疫情对公众心理带来的隔阂和人际关系之间的疏离。这种隔阂和疏离使得人们将疾病与人格、道德联系起来，疫情“不止只被看作是遭难，还被看作是惩罚”(25)。这种得病有罪论，实际上是人们潜意识中为了将隔离和禁足合理化，以为牺牲了“有罪”的人，就可以切断病毒的传播。这种“污名化”会导致社会的信任关系崩塌，引发人与人的仇恨和攻击，甚至是夫妻反目、亲人成仇。同时，长时间的隔离和禁足，又会使人际关系进一步恶化。有学者认为，瘟疫流行会对公众的心理距离以及情绪产生影响(26)。有调查表明，新冠疫情中，人群焦虑检出率为24.49%，抑郁检出率为50.92%。经研究发现，疫情本身并不是造成心理影响的主要因素，“长期居家”、经济影响等社会因素可能才是造成抑郁的主要原因。(27)

　　对于疫情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关组织机构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精神卫生服务是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重要组成部分。”(28)智能科技、社交媒体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舒缓人们心理压力的作用。例如，官方媒体以及众多社交媒体对疫情信息的及时发布和辟谣，心理、医学和健康专家通过抖音等社交媒体来普及相关知识，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接受专家的指导，能够及时掌握疫情发展动态，科学理性地对待疫情。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在隔离期间对人际交往的作用更加明显，因为社交媒体具有主动性，“这类虚拟公共参与更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人际传播活动”(29)，能够使交往交流活动在线上得到延续，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隔离所导致的疏离感和孤独感。疫情期间的隔离措施使得学校必须暂停线下授课，与SARS时期的完全停课不同，在新冠疫情期间，工信部提出倡议，“开放远程办公、视频会议服务和AI教育资源，助力办公远程化、教育在线化和生产智能化”(30)。我国从小学到大学各层次教育均采用了网络线上授课模式，而这些正是建立在智能科技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的。疫情期间，人们久困樊笼，无法亲近自然，利用VR和AR技术推出全景虚拟旅游，使得人们能够在线体验景区景色(31)，一定程度上舒缓了人们的心理压力。

　　但是，过度发达的媒体带来的信息泛滥，也会造成人们的恐慌和不安，“如今现存的不安定是全球且同时蔓延开来的，而且也在被媒介连结的个体自身的头脑里蔓延开来”(32)。关于疫情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时，会导致“信息疫情”——过多杂糅的信息会掩盖真实有效的信息，还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危害(33)。这时候，就需要更为高效精准的智能甄别和推荐技术，将适量的优质信息推荐给人们。而远程教育也是有利有弊。师生之间除了言传，还需身教，面对面的交流是心灵沟通的基础。虚拟世界只能是现实世界的一种表象，永远无法取代现实。智能科技只应是辅助手段，而不应该成为中介者和替代者。然而，我们看到，智能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人工物的影响从现实世界逐渐走向精神世界中。当人与人的交流被机器所中介时，就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人类的本真语言被符号化、指令化了，“语言机器”(Sprachmaschine)从“机器的能量和功能中已经规整并限定了我们语言的可能使用方式”(34)。不仅语言被人工产品中介和规整，我们的伦理、情感甚至思想也不会例外。维贝克指出，“人类意向性被技术装置所中介”，人工产品也会成为人类的“道德中介者”(MoralMediator)。(35)人工智能已经涉及翻译、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人们所看到的艺术品或许是人工智能的作品，视频美化和智能推荐模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应用，人们的情感和美感也被人工产品中介和影响。疫情时期，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由科技所维系。当人工产品的中介成为常态，人们就将生活在一个科技“硬化”的世界中，这种“硬化”不仅仅在现实世界中，也蔓延到了精神和文化世界之中。

　　福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36)。福柯担忧的是制度与权力对空间的划分、对人的规训。瘟疫的传播，强化了这种划分的合理性。现实空间的划分，也必然造成精神空间的划分。我们被智能推送和社交媒体严格地限制在一个基于计算的狭小空间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看到、乐于看到的，人类本质中潜在的超越性和反抗性被海量的推送信息消磨殆尽。波德莱尔的“浪荡子”被隔离在了家中，他不再能够亲眼目睹现代生活，而只能借助于网络去旁观这个世界，这种网络世界是真实的吗？现代性带来的忧郁和疏离成了一种被计算好的审美情绪而非切身体验，我们的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都会被彻底的虚拟化和数字化，成为数字空间。

　　三预测与映射：数字空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区分了现实空间与理念空间，认为理念空间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如今，一种新的理念空间被打造出来，它就是数字空间(DigitalSpace)。从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皆数”，到物理学家惠勒(r)提出“万物源自比特”(37)，人们认为，数据就是最真实的理念，我们可以用数据去表征和模拟所有的事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把控现在、预测未来。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在数字空间进行大数据预测和监测就是智能科技防疫的重要措施。

　　早在商朝，古人就试图通过占卜来预防和控制瘟疫。(38)商王对瘟疫的占卜表明，古人希望主动寻找瘟疫的流行规律，并通过“禳祭”等方式来祛除疾病。当然，这种前科学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地起到预防和控制瘟疫的作用。而如今，借助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智能科技手段，人们已经能够对疫情进行实时监控与预测。例如，早在2019年12月，加拿大公司BlueDot便通过每天分析65种语言的约10万篇文章预警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爆发。(39)我们还可以应用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技术来构建新冠肺炎病患的时空信息，对疫情态势监控、疫情节点分析、病患迁徙路线、确诊病例分布等进行分析，实现对疫情的宏观态势把控。(40)对于疫情防控，学者还打造了一个“虚拟城市”，利用虚拟现实、仿真技术去构造一个现实世界的投影，在虚拟城市中模拟疫情传播的过程和途径，从而设想并优化防控方案。(41)我们常用到的健康码，其原理就是使用大数据、数据库以及移动智能设备定位等智能科技，随时追踪定位我们所在的位置，将个人的空间移动轨迹准确地描述下来。

　　我们看到，大数据与甲骨占卜本质上都是希望通过预测来主动把握规律，体现了人类的能动性。不过，智能科技不再寄希望于上天的垂怜，而是希望能够再造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这个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有一定的同构关系。对于病毒在微观世界的潜行暗流，我们可以通过智能科技来追踪和定位。

　　但是数字世界的建立，也会带来现实世界的诸多问题。从空间拓扑学(Topology)的角度来看，人们试图用智能科技去构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同胚的数字世界，让数字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严格映射，上到太空人造卫星、下到通信基站和移动设备，我们对地球上可见的位置和物体都做了描绘，似乎一切都已在人类的掌控之中，甚至有学者宣称，人类已经成功地遏制了瘟疫，已经相当了解怎样预防瘟疫。(42)然而新冠病毒的出现，是对人类的这种自大的当头棒喝。实际上，我们至今没有搞清楚SARS以及新冠病毒的来源、疫情发生机制以及根治方法，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远离它们。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敌人有着相似的特性，所以数字世界也将其敌人称作“病毒”，这些病毒的共同之处就是它们的无序性、传播性和破坏性。病毒是无序的，似乎不服从任何因果规律，它们无法被人们所感知，只在微观世界中存在。但是它们又是具有依附性的，因此它们可以依附在宿主上进行传播，只要宿主在流动，它们就能够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病毒传播的就是人类自身。一部分病毒，如动物病毒对于人是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它们通过侵害并破坏宿主细胞，来达到自我复制的目的。数字空间的病毒比现实的病毒更为可怕，我们试图通过数字世界来控制现实世界，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电站和基础设施都由程序和电子设备来控制，一旦某种电脑病毒侵入这些系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可估量。

　　在数字世界中，每个人都被抽象化为数据或者代码。在疫情期间，我们为了生存可以暂时放弃隐私和自由，我们的形象、体温、行动、处所、生活都被保存在数字空间中。在疫情过后，数据控制者会放弃它们的数据特权吗？赫拉利警告我们，新冠肺炎“可能是监测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43)。实际上，我们更应当警惕的是数据与商业利益的捆绑。早在本次疫情之前，各种智能手机APP以及电商网站就已经在肆无忌惮地窃取公民数据了，疫情的非常规监控会恶化这种窃取，加重对数据隐私的漠视。有学者提出，“国家应制定疫情结束后的个人信息储存和销毁的具体措施，以免发生个人信息泄露、非法转让”(44)。智能科技还会造成“数字素养”方面的鸿沟。疫情期间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独居老人、残障人士出现了各种生活困难，如无法出示健康码、不能网上订购药品等，在程序化的空间中，他们寸步难行。数字鸿沟加大了代际的差距，还会加大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如今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恰恰是那些智能科技应用比较欠缺的地方(美国是个例外)。数字空间是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抽象化映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许多人性的、情感的东西失去了，活生生的人被简化为了冷冰冰的数据的集合。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导论》中试图建立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对应的人工语言世界，结果他发现，这种人工语言世界并不能再现生活世界。妄图用数字世界来代替现实生活世界，不过是另一种幻想罢了。人之所以具有类本质，情感与文化是最为关键的纽带。现实空间、精神空间和数字空间三者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现实空间的隔离会导致精神空间的疏离与恐惧，我们利用智能科技发展的数字空间，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分隔现实空间，并帮助我们在精神和文化层面进行交流。但是，这种人造的数字空间是冷漠的、抽象的，它也可能加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疏离和隔绝。当我们习惯于“数字化生存”时，我们会逐渐忘记存在的本质并失去生存的本能。

　　四余论

　　此次疫情爆发应该成为我们重新思考自然、人与智能科技三者关系的契机。病毒作为自然界最为古老、最为简单的物种，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病毒的寄生方式也是自然界生命中最为普遍的生存方式之一。我们与病毒、其他生物共同存在于自然的生态系统中，“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45)。自然界是一个生态平衡系统，人、病毒以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在这种生态平衡中存在。智能科技应该成为有利于生态平衡的工具，而不是破坏自然生态。

　　病毒的传播考验着人与人的关系，隔离是生存的无奈之举，疏离、孤独和恐惧是隔离带来的必然心理反应，这种心理疏离又会导致人与人的不信任和敌意。儒家的“仁者爱人”将人际关系视作人类的本质关系，隔离和疏离打不断亲缘纽带。当我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隔离时，我们发现，中国式的家庭关系可能比西方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要更加合理、更为人性。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中国人比部分西方人更能适应这种家庭隔离，社会基础并未被疫情击溃。而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提倡，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当疫情破坏了利益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很难继续和维持，这也是西方学者对疫情背后体现的极端自由主义进行强烈的批判的原因。笔者认为，我们应提倡一种“情理和谐”，即家庭为基础的亲情以及人类的启蒙理性的统一，有助于我们战胜疫情，共度难关。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老子的“知止”观指出，我们需要为知识和行为划定边界，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生存(“夫亦将知至，知止可以不殆”(46))。和康德的为知识划界以便为信仰留地盘不同，老子的“知止”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自知者明”。我们要对未知的自然保持适当的敬畏。对于智能科技同样如此，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编辑等智能科技高速发展，这些技术既可以改造自然、造福人类，也可能毁灭自然和人类。前已述及，科技带来的全球人口流动，使得病毒在全世界蔓延，但是同时科技也在不断地减轻病毒带来的巨大危害。新冠肺炎虽然是21世纪以来最大的流行疾病，但是相对于100多年前的西班牙鼠疫带来的上亿人口的死亡，人类的医疗卫生和智能防控技术已经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减轻病毒的严重危害。智能科技在现实空间、精神空间和数字空间三个层面，对病毒进行检测和防控、替代人类完成危险工作、传递信息构建文化交流媒介，避免了人类与病毒的直接接触，成了防止病毒感染的有效屏障。但是这种屏障，也可能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进一步分隔和疏远。智能科技还可能成为划分权力空间、控制个体的工具。

　　马克思提出生产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人会被机器异化。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可能会使人的脑力劳动也由机器完成。这样，人可能会全面被异化。如同病毒侵入细胞并改造细胞那样，机器也会全面介入人类的生活、思考和情感，机器控制人类，让人类成为其宿主，机器与人成了寄生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人工产品应该成为沟通的桥梁，应该让人更好地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我们应该明确，智能科技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工具与人的关系，人绝不应该被工具异化，更不能像病毒与人那样成为寄生体与宿主的关系。智能科技应该帮我们防控病毒，而不能成为另一种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