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劳动力移动和人口问题

　　据FAO(世界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当今世界人口中约有15%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其中发展中国家占90%,“转型国家”(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中东欧洲诸国)及发达国家占10%。在发展中国家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其总人口的1/3处于营养不良状态，亚太地区则有1/6的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比营养不良情况更为深刻的问题是：非洲、亚洲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1/10,然而在发达国家，像欧洲、日本等，却呈现出“少子化”倾向。“少子化”现象如果持续下去，估计到2100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将减少一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的人口问题是完全相反的，前者是“人口过剩”，后者是“人口不足”。由此看来,当今的人口问题究竟是什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方法来解决?这些都应该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以欧洲、日本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人口政策，主要内容是如何防止人口减少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税收减少，以及需求减少所带来的市场萎缩等问题。但是，21世纪的人口问题，并不是阻止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以及在发达国家促进人口增长，也不是在当今的生产力水平或地球资源条件下进行“适当的人口”控制问题。相反，人口的增长，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沉重负担：所以，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在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减少。

　　今曰的人口增长是在亚洲、非洲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1950年，非洲人口约2.2亿人,亚洲是14亿人;2013年，非洲约11亿人，亚洲达到43亿人，非洲在50年间人口增长了5倍，亚洲人口增长了3倍.然而，在欧洲各国(俄罗斯除外)，1950年的人口是5.5亿，2000年是7.4亿，50年间人口增长不超过1.3倍。国民收入低的地区集中在亚洲、非洲。世界人口在1950年约25亿人，2000年是61亿人，2013年是70亿人：记录显示，20世纪后半期，世界人口高速增长。人口增长发生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到2050年，根据人口增长趋势，世界总计为95亿人，其中亚洲52亿人，非洲24亿人，70%以上的人口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另一方面，欧洲人口预计将减少。顺便说一下，1950年亚洲各国的人口情况是：中国5.44亿人、印度3.76亿人、印度尼西亚7300万人、巴基斯坦3800万人、孟加拉国3800万人、越南2500万人、泰国2060万人、菲律宾1860万人、缅甸1750万人。到了2013年，亚洲的人口情况是：中国13.86亿人、印度12.52亿人、印度尼西亚2.5亿人、巴基斯坦1.82亿人、孟加拉国1.57亿人、菲律宾9800万人、越南9200万人、泰国6700万人、緬甸5300万人，几乎每一个国家的人口都有了大幅增长。

　　20世纪后半期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粮食为基础的生活物资的大大丰富，以及水、电、煤气等生活居住条件的改善、医学的发展、婴儿死亡率下降等。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运输、通信方式的发展，实现了生活物资的大量流通和在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粮食等农业生产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大大受益，灌溉、化肥、农药的使用随之增长。并且，人口增长造成的工作种类与数量也都飞速地增加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的付出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事业单位、服务行业等工作种类也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提供出广阔的就业市场。保健、卫生、医疗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

　　20世纪后半期，除了发生的这些让人们生活剧烈变化的事情，至今为止还有别的因素在影响人口增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许多国家曾经是欧洲等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相继建立独立的、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然而现实中，由于资本和技术的不足以及市场规模有限等因素，除东亚、南美洲的一部分国家、地区以外，存在着被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遗忘了”的状况，造成了经济没有发展而唯有人口实实在在地增长的状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导致了贫困的扩大化。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生率下降，到21世纪后半期，将导致人口大幅减少。

　　人口增长会带来生产力的增长和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扩大，使得地球的有限资源趋于枯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成为特别深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贫困阶层的“多子'贫困阶层由于没有掌握走进社会、到家族以外去谋生的手段，越来越依赖“多子”而生存。也就是说，贫困阶层没有对生育的选择权和自由。

　　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产生于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增长时期，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这也是前往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移民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又是欧洲人口的增长时期。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粮食的供给等发生了飞跃性的增长。20世纪，科学技术有了显著发展，同时由于殖民地制度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热带、亚热带的食品传到了欧洲：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生劳动力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人口增长起来。当然，这个时期的影响要素还有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医疗技术和药品的发展、平均寿命的延长等;而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发展。

　　把握人口问题的方法，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复杂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是不同的。像马尔萨斯那样，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局限来绝对地否定人口增长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但是，20世纪的经济学，对于人口这样深刻的问题没有给予重视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现代经济学领域里，关于人口问题的考察，并非像马尔萨斯主义者那样将人口问题和生产力的发展对立起来，从而单纯地主张应该控制人口。而且，虽然今天人口的增长，明显主要是由于以亚洲地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方面，却不能因此而控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

　　在欧洲和日本，关于人口问题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发达国家的人口减少，导致市场体系运转不良，这种状况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但是，今曰之世界，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贫富的差别和收入的不平等在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发达国家的国民消费着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来的财富和产品。因此，今日的世界人口问题，应该是抑制发达国家的国民人口。发达国家的国民和企业的生存依赖的是廉价获取发展中国家制造出来的商品，并且消费大量的商品与资源。如果发达国家的人口减少，那么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就有了扩大消费的可能。

　　二、人口问题当如何解决

　　在经济学领域里，人口问题被置于历史性质的问题中讨论，与生产力的发展相关。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其中尤其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商品制造和扩大市场的需要，人口问题被放在了不可或缺的位置上。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人口增长这一社会性问题从前台退居到幕后。这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20世纪后半期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与此前不同的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旧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独立，这些国家以“建设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为口号，推行了“提髙本国生产力”政策。过去，旧殖民地被作为欧洲各国的粮食供给基地、贸易基地，以及过剩人口处理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及领属国相继独立，殖民地脱离了宗主国的掌控，产生了和宗主国对立的想法。其结果，欧洲的“过剩人口”或者说移民，不得不从过去的殖民地再次迁移，转往美国。与此同时，前苏联及其在东欧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则在尝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构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具有追求扩大生产和市场的倾向。然而，在东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资本主义方式的市场拓展遇到了困难。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必须在市场(领土或者国土)拓展受到制约和限制的状况下起步。同时，人口问题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通过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国家赚钱、获得劳动力移民，从而支撑起低工资的生产部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入变得困难起来。因此，当时的西德釆取了从土耳其、希腊、葡萄牙等国引进劳动力的政策，即利用大批被称为“客籍工人”(GastArbeiter)的外籍劳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的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这些低工资的“客籍工人”的存在也是一个支撑因素。

　　20世纪因为有两次世界大战而成为绝无仅有的战争世纪，20世纪又是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交通通信和信息手段的发展等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纪。同时，在20世纪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登上舞台，致力于建设与资本主义对抗的社会制度。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促使生产力发展方面显然赶不上美洲、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后半期，欧洲、日本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旧殖民地系统崩溃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作为新兴的独立国家构成了新的世界市场。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被迫重新整顿。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方面，是带来了反常的人口增长。世界人口在1800年是9亿人，1900年是16亿人，1950年是26亿人，2000年是60亿人，到了现在，超过了70亿人。20世纪后半期人口的显着增长，正是对应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出来的。

　　在过去，人口问题亦即相对于生产力水平而过剩的人口，通过移民、战争、瘟疫、饥荒等而获得暂时性的调整。由此可见，人口的调整，是由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形成的机制来解决的。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口问题不仅与粮食尨产量和生产力的绝对化水平相关，而且受制于它们。®马尔萨斯认为：那些试图改善社会的方法，是阻碍人类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且说明了如何消除这些原因，以此为目的而提出了他的人口理论。他主张：人类数量可以超越不可或缺的生存数据而增长。但是，根据自然法则来看，人类数量的增长必然需要粮食，要满足对粮食的需要就要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务必限制人类数量的增长。也就是说，人类数量的增长受制于粮食的生产量，只要粮食供给量增长了，人口就会增长。马尔萨斯认为：通过人类的努力，人口过剩是可以得到抑制的。所谓“人类的努力”，就是道徳的抑制。这样，马尔萨斯在粮食供给的绝对性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要重视人类的道徳。此后，马尔萨斯的理论遭到马克思为首的许多人的批判。不过，马尔萨斯提出的问题，即生产力水平的绝对化增长与“恰当的人口规模”的关系，在后来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将马尔萨斯理论进—步复杂化了，其中一部分理论被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把人口的抑制作为道徳的抑制，主张结婚后要节育以及避孕。持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密尔(JamesMill)、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父子。

　　至今为止，在经济学原理中，马尔萨斯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或粮食的供给量必然会抑制人口的增长，他的看法是从逻辑推理中得来的。像马克思那样，一方面批判马尔萨斯，一方面认为人口问题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人口问题被认为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相对于工人阶级的过剩人口问题，只要改变社会制度，问题就可以解决。进一步说，所谓人口问题，表现为出生率、结婚率或者死亡率等，可以作为从属于生产关系的变量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根据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等3大支柱,可以解释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希望建立最高级的社会或者“理想”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分析与说明，集中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在商品生产、劳动力的商品化、利润原理之下的竞争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其生产关系由资本和雇佣劳动构成，在谋求最大利润的资本活动中，必然会产生劳动者的相对过剩问题。具体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是“资本积累”的特点，就是工资总量总是少于土地、厂房、机械、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投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绝对过剩、暂时过剩、或者长期过剩的状态，导致人口过剩。如此来说，所谓人口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劳动者相对过剩的问题。

　　18世纪末，世界人口约12亿人，不足当今的1/5。那时的人口过剩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状态的表现，以美洲为首的殖民地能吸收大量“过剩人口”。从欧洲向其在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殖民地，亦即后来的“移民国家”大量迁徙。因此，美国在独立的时候人口为380万。独立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棉花、玉米、小麦等原料、粮食生产的增长，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美洲移民通过大量杀戮印第安人等原住民而获得了广阔的土地，从而向英国等殖民地宗主国提供原料和粮食。以美洲南部为中心的原料、粮食生产，是一个依赖非洲奴隶的劳动的生产体系。其后的美国从一个接受英国投资的国家逐渐引进新型产业成为超越英国的工业国家。这时，欧洲的“过剩人口”(没有土地的农民、雇农、低收入工人、城市失业人员等)问题，由于流向美洲等地的移民而得到了暂时性解决。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欧洲、美洲等地发展，通过自由贸易进入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学也聚焦到经济增长的相关政策、劳动者的福利以及“殖民地”管理等方面。同时，以欧洲为中心，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影响，经济学的重点转移到构建与这些思想进行对抗的理论上了。以主观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由此堀起。从此以后，针对经济学的人口问题的研究，除了马尔萨斯及后来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以外，不再成为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到了今天，在人口问题方面，迫切需要从不同于19世纪经济学的视点去阐明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

　　三、现代的国际性劳动力转移之分析

　　当今国际性劳动力转移是多样化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产生的、自欧洲向北美、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的移民减少了。欧洲国家变成了接受从亚洲、非洲、东欧等地移民的国家。交通和运输手段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移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资本扩张也推动了劳动力的移动。国际性劳动力移动的特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第一，国际性劳动力移动，源于“劳动力不足”时，美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为解决廉价劳动力和熟练技工不足所产生的移民政策•过剰劳动力、过剩农民的存在，促进了移民作为劳动力的输出，其中19世纪爱尔兰、苏格兰、德国、波兰等地向北美洲的移民最为典型。

　　第二，国际性劳动力移动由经济水平差异所引起。这就如同当年的爱尔兰、苏格兰等地的状况，由于远远低于英格兰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扩大了往“新世界”美洲的移民规模。

　　第三，国内的剩余劳动力、剩余农民的存在，促使劳动力转移。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没有熟练技能的剩余劳动者和过剩农民成了美洲移民。

　　第四，商品经济化的发展，使寻求现金收入的雇佣工人增加和贫困阶层扩大化，促进了劳动力的移动。在全球化进程中，贫困阶层的扩大，催生了寻求现金收入的劳动力移动.当代从“拉丁系”的中南美地区向北美的迁移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表现。

　　第五，国际性劳动力移动不仅表现为从低收入国家往高收入国家的移动，也表现为在低收入国家间的流动，即从低收入国家向相对高收入国家的移动。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如从缅甸往泰国、从多米尼加往海地的移动等。此外，低收入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例如IT技术、护士等)、受过髙等教育的人，移动到髙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者的情况也在增加。例如，俄罗斯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失、印度的IT技术人员移民美国等。

　　第六，伴随商品、资本、技术、服务、信息的流动而发生的劳动力移动，类型则多样化，有从高收入国家往高收入国家的移动，也有从高收入国家往低收入国家的移动。

　　第七，通过政府开发援助计划、以研修生等名义发生的劳动力移动。原因主要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为弥补廉价劳动力不足而采取了一些短期性政策。

　　第八，由家族、亲友等的召唤所导致的劳动力移动，以美国的政策为代表。

　　第九，日益扩大的政治、经济、民族战争等问题引发的难民类型的劳动力移动。

　　移民或者迁居都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当然也有战争、饥荒、自然灾害、政治迫害等别的因素;即使如此，移民他国的行为至少是符合本人意愿的。但是，伴随资本、商品、技术等要素的流动而发生的劳动力迁移，是基于企业的需要和命令，事实上无视劳动者的本人意愿，可以说是被企业强制移居的。这类被企业强制性移居的情况，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活动，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规模的扩大而增长。

　　古典派经济学以来的经济学，是以劳动力不在国际间移动为前提的。李嘉图(Ricardo)的“比较成本学说”，通过分析国际间的资本与劳动的移动之困难性，解释国际分工的形成。®但是，国际性劳动力的大量移动，自16世纪开始，有前往南北美洲、大洋洲的迁移、有非洲的奴隶贸易、有中国的华侨、有印度的印侨等。当代劳动力的国际性移动，与历史上的情况不同。其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要因，主要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如战争、难民等问题。同时，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劳动力移动，不单是廉价劳动力的输出，还有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向发达国家移动的情况。沙森(SaskiaSassen)就主张，跨国公司增加直接投资是劳动力移动扩大化的主因。@沙森是社会学家，除了他以外，研究关于劳动力国际性移动的专家比经济学家还多。涉及到劳动力的国际性移动问题，有关其形态、主要因素以及各国的政策等有许多课题，然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内，还有必要从社会学等交叉科学的研究，对该议题给予补充和完善。

　　当代全球化的发展，也大大影响了国际性劳动力的移动。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移动。不能获取信息，国际性劳动力的移动就非常困难。全球化还加速了交通、运输的发展，而这些同时也是劳动力移动的重要手段。跨国之间的航空、铁路、.公路网的建设，为劳动力的移动提供了条件。国民经济类型的性质差异和水平差异，都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了促进劳动力移动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