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影响

　　经过三十多年的招商引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已超过了1 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FDI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经典的两缺口模型实质上已清楚地诠释了发展中国家吸收FDI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能够给东道国带来就业和技术进步。同时，结构主义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主要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各部门间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长率存在的差异，导致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所产生的“结构红利”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Peneder，2002)[1]。因此，研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分辨出其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已有的关于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溢出效应的研究，出现了正反两种结果无法取得共识。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全球垄断资本的一部分，FDI通过外包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Grossman和Helpman，2002a[2];Desai et al.，2005[3];Ghodeswar 和Vaidyanathan;2008[4]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资本和技术优势，能带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及相关产业发展，进而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进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爆炸式增长;国际服务外包可在东道国产生知识或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接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我国整体产业水平的提升(徐毅、张二震，2008[5];吴福象、刘志彪，2009[6];李元旭、谭云清，2010[7]等)。而Haddad和Harrison(1993)[8]对摩洛哥制造业的研究、Aitken(1999)[9]对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Blomstrom和Sjoholm(1999)[10]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生产率提高没有起到推动作用。Grossman和Helpman(2002b)[11]分析了全球产业链中接包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及产业付出的成本代价。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引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投资可能更多地会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负面效应，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产业配套陷阱”或国际外包的陷阱，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负面效应(刘志彪、张杰，2007[12];牛卫平，2012[13]等)。虽然检验结果大相径庭，但这些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上述文献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多地直接考察了FDI对东道国产业的影响。由于不同产业资源配置不同，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FDI对不同产业必然会有不同的溢出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产业结构优化代表的是一种趋势，是产业理论认可的一种产业结构发展方向，考察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能够更直接地反映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二是FDI的外溢效应与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是单向线性关系。以往文献的实证研究仅验证了FDI对产业结构的单向影响，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能很好地规避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

　　一、理论分析

　　FDI理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会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可以挤出部分低效率的国内企业，进而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扩散提高国内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效率。FDI对东道国产业的影响首先是其投资的产业，由于使用的生产技术较为先进，从总体上提升了该产业的技术水平，又通过前后关联对上下游企业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其次，外资企业通过示范与模仿、竞争两条路径促进了同行业中的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的提升(覃毅、张世贤，2011[14])。FDI一方面对当地产业通过技术溢出提升其生产技术，优化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给当地企业带来竞争压力而产生倒逼机制，促使其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优化产业结构。那么，FDI是否一定能够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呢?已有众多文献研究表明，FDI的溢出效应并不一定能够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FDI带来的技术和管理并不是最先进的，尽管国际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适用于引进中等技术，但技术的等级实在难以划分;同时，FDI的母国也不会同意把最先进的技术输往他国，以妨碍其获取超额利润。因此，从投资母国的角度来看，FDI分流出去的都是本国的夕阳产业、过时技术;其次，就东道国来说，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需要有许多辅助因素，甚至存在门槛效应。综上所述，FDI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是否有促进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产业经济理论认为，技术的提高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而提高技术需要有大量持续的研发资金投入。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其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巨额并且持续的研发投入。欧盟在陷入欧债危机之时，其研发投入金额不但没有随GDP的降低而削减，反而逆势增长。同时，欧盟建立了系统的创新体系，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资助创新，充分显示了其对研发的重视程度。通过FDI的技术溢出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是发展中国家青睐的捷径，但是东道国研发投入的多少不仅影响其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和消化，还会进一步影响对FDI技术溢出的改造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东道国的研发投入状况将会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然而，持续而大量的研发投入一定能够带来技术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吗?已有众多文献研究表明，研发投入不一定能够提高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先，研发资金必须和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有理想的产出，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高素质的研发人员。资金和高智商结合才能有高质量的创新产出，如果没有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研发资金不会带来任何技术成果，没有产出的研发资金是一种资源浪费，还不如普通资金，至少还有扩大生产的效果。其次，研发资金必须高效科学地使用，管理才能物尽其用。研发资金的管理难度较大，主要在于其产出的不可测性以及短时间内难以衡量其产出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导致研发资金的分配使用存在巨大漏洞。再次，研发的方向决定了产出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过：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15]。新兴产业的选择实质上指明了本国研发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研发投入变为沉[1] [2] [3] [4] 下一页 --------- 没成本，浪费了社会资源。综上所述，研发投入是否一定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也需要进一步的考证。

　　产业结构优化对FDI的影响难以定论。要分析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对吸引外资的影响，首先要厘清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战略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根据详细的出口数据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一半以上源自“三资”企业。从本质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彻底改变，中国的比较优势仍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文东伟等，2009[16];齐兰，2009[17])。2001年入世之后，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我国更深入地参与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国际加工工业大量转移过来，吸引FDI的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即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虽然与开放之初相比劳动力各方面素质有所提高，但横向相比，如前所述，我国仍在国际分工的底端，入世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深为简单加工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FDI作为一种外来资本，完全遵循资本的逐利原则，受东道国产业政策约束较小，或者说在其经营战略中不会考虑东道国产业政策。FDI进入我国的目的绝大多数仍是为实现成本最小化战略，为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FDI基本都是流向第二产业，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落后且有许多进入壁垒。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对FDI的引进几乎没有影响。

　　产业结构优化会对研发投入产生影响。根据创新理论，产业结构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意味着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提供了足够的资金，而技术进步是持续的，因此产业结构优化应会带来更多的研发投入。但是产业结构优化分为几个阶段，就工业化的几个阶段而言，注重技术进步及创新，因此产业结构优化会伴随更多研发投入。但就产业结构优化的高级阶段，即第三产业占GDP比较高时，情况则有所不同。就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状况来说，有两个原因导致研发投入下降。首先，目前在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占比的过程中，政策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各地政府不顾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为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制定了硬性指标;其次，我国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仍是低技术的规模扩张，技术含量不高，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没有带动更多的研发投入。因此，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的优化，研发投入反而减少了。

　　FDI与东道国研发投入之间相互影响。FDI对一国经济(包括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等各方面)的溢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吸收能力，而培养和提高吸收能力要靠大量的研发投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外资基本上都比国内资本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需要投入研发资金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因此，随着FDI流入的增多，需要增加用于吸收和创新的研发投入。但是，研发投入的增长有可能减少FDI的流入。原因有三：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有了较为充裕的资金，外资弥补资金缺口的功能减弱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为资金不足而引资;二是我国通过对外来先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增强了创新能力，有很多产业的技术较为先进，不需要引进外资了;三是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对引进外资的质量也会提高要求，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FDI不再允许进入。但我国目前还有其他软硬件设施，如环境、医疗、高级人才等，不够完善和充足，还不足以吸引到技术含量更高的FDI;同时，投资母国对高技术资本的外流也持谨慎态度。简言之，我国引进的FDI越多，需要用于吸收和消化的研发投入就越多;而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会减少FDI的引进。

　　二、模型设定

　　关于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已有的文献并没有统一的标准[18][19]。工业化是一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而产业结构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衡量一国工业化程度的标准有多种，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程度发达的重要标志。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并超过第一、二产业。目前国际上采用较多的是库兹涅茨的三次产业比重标准。①我国目前各地区都把第三产业占比作为考核行政业绩的主要指标，并把“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作为“十二五”期间的目标和任务。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刻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用ist表示。②

　　我国的许多学者在计算各年度的研发资本存量时，多使用永续盘存法，这种计算方法容易高估研发资本。事实上，我国的研发投入中，研究人员的工资支出占了研发资金的很大比例，很少能够像固定资产投资那样形成积累。从政府层面来看，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同时在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种种弊端，如投入分散、责任机制不健全等，当年的研发资金几乎不会给下一年的研发留下什么“遗产”;而从企业来看，研发投入更是注重短期效益，很少有存量发生。因此，我们借鉴王静和张西征(2012)[20]的做法，直接用国内R&D当年投入金额的对数作为研发投入的考察变量，记为RDD。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我们用各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作为外资的代理变量，使用其对数进行考察，记作FDI。

　　我们设定本文研究所需要的模型如下：

　　如前所述，IST代表产业结构优化，RDD代表当期研发投入，FDI代表滞后一期的外资，ε代表误差项，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时间。

　　面板数据能够使用个体效应控制无法观察到的个体差异，而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能够很好地处理系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Love和Zicchino的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方法(PVAR)结合了两者的优势。由于产业结构反过来也会影响外资进入和研发投资，因此我们借鉴Love和Zicchino的做法来研究产业结构与外资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这样，既能控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又能控制外资差异的影响，我们设定的二阶PVAR模型如下：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系统中，说明的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固定不变时，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冲击的反应。由于系统中各方程对应的误差项可能存在相关性，其相关部分不能被任何特定的变量所识别。为解决这个问题，可通过引入一个变换矩阵，使其与原误差的协方差矩阵相乘，从而得到一个对角矩阵，使误差项变为正交。一种常用的变换方法是乔利斯基(C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holesky)分解法，该方法按照一个设定的顺序，把系统中变量的相关部分分解给第一个变量，假定前面的变量会在当期和滞后期影响后面的变量，而后面的变量仅在滞后期对前面的变量产生影响。

　　在我们的设定中，假定外资和研发投入的滞后冲击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同时产业结构的滞后冲击对外资和研发投入也产生影响。我们认为这个假定存在合理性，因为外资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形成生产能力，导致外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滞后性;而研发投入变成生产力的时间可能更长，而且具有不确定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引资和研发投入的影响也有时滞效应。如果我们的设计合理，FDI和研发投入滞后一期、滞后二期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冲击，产业结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也会对FDI及研发投入产生冲击。

　　在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时，一个较强的假设前提是每一个横截面个体具有潜在相同的VAR模型结构，实际上这一假定前提是难以成立的。为控制个体之间的差异，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加入个体固定效应。由于个体固定效应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之间存在相关性，我们借鉴Love和Zicchino的做法，使用Helmert过程来克服使用一般性均差过程消除固定个体效应时可能会导致的估计系有偏。Helmert过程是使用前期均值来消除地区个体固定效应，前期均值是所有未来观察值的均值，该方法可使被转换变量与滞后回归因子之间保留正交性，因此使用滞后的回归因子作为工具变量能够进行有效的广义矩估计(GMM)。

　　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变动较大。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产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们主要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受外资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09年30个省市(本文样本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由于西藏部分数据缺失，也未包括进来)的面板数据分析FDI与RDD对各省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表1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方程检验结果与分析

　　首先，我们使用模型(1)对FDI和R&D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进行单方程面板个体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2。很明显，无论是单独放入RDD进行回归，还是将RDD和FDI一起放入进行回归，RDD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研发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无论是单独放入FDI进行回归，还是将FDI和RDD一起放入进行回归，FDI的系数都为负，也都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没有促进作用，还有抑制作用的倾向。由于单方程无法检验FDI通过促进国内研发、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使得检验结果出现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出现抑制作用的倾向。

　　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独放入还是和研发投入一同放入，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皆为负。虽然结果不显著，但反映了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存在盲目引进的倾向，各地区在引资过程中，没有结合产业结构，没有从优化产业结构的角度考虑，未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

　　而研发投入无论是单独放入还是同外资一同放入，结果都是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反映了我国的研发投入整体上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各地的研发投入结合了产业政策。

　　(二)PVAR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控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影响，消除地区个体固定效应后，对模型(2)、(3)、(4)进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系统估计，表3给出了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很明显，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T)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中，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系数，还是研发投资(RDD)的系数都为正，说明FDI和RDD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具有促进作用;由研发投资(RDD)方程可知，外商直接投资(FDI)系数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研发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进而也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图1给出了变量之间的脉冲相应函数变化图。很明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量(IST)对FDI和RDD一单位标准差的变化冲击都具有正向响应。

　　为获得稳健的结果，我们对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又做了滞后两期的系统估计，结果见表4。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T)方程看，无论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二期，FDI的系数都为正，研发投资RDD滞后一期的系数为正，滞后二期的系数为负。这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更持久。从研发投资(RDD)的方程看，FDI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也都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研发投资RDD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进而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根据滞后二期估计的结果，图2给出了变量之间的脉冲相应函数变化图。很明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量(IST)对FDI和RDD一单位标准差的变化冲击仍然显示出正向响应。

　　综合PVAR模型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滞后一期还是滞后二期，两个检验结果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内研发投资RDD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并且，外商直接投资FDI还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资RDD增加，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我们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之比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代理变量，使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作为FDI的代理变量，使用研发经费支出作为研发投入的代理变量，分析检验了FDI和研发投入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相互影响后，FDI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地直接促进作用，而且通过促进国内研发投入，进而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根据结果与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决策者借鉴：

　　1.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不同状况制定不同的引资政策。如经济发达地区适当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在规模、技术含量以及环境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提高引进外资的档次;在产业准入方面制定相应政策，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外资，使其流向符合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规划。

　　2.增加研发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一国技术进步的根本，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要推动力，而创新需要长期持续且大量的研发投入。我国研发投入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同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做到物尽其用;加强科研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