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改革战略：路径选择与设计
发布时间：2015-07-02 14:35
摘要:30年改革开放,30年风云激荡,30年神州巨变,中国制度变迁(改革)为何取得巨大成功,其原因众说纷纭。中国实现成功改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战略,这包括市场取向改革战略、渐进式改革战略等,并且这些战略对中国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 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代发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代发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 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3]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5.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7.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选择;改革战略
制度变迁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从一种制度方式向另一种制度方式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与整体设计问题,仍是制度经济理论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的制度变迁(改革)较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值得研究总结。毋庸置疑,决定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这里面最值得人们总结的是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战略。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改革战略。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改革战略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成功、挫折、曲折和反复,大多数人盼望能走出一条新路。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形象的说法,对初期改革战略做了精辟注解。中国改革首先发生在农村,且以包田到户这种形式出现。土地是一种比较单一和固定的生产资料,和每家每户劳动力相结合,就能构成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全国所有农户大同小异,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都是如此做的。包田到户这种农民打心里想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世间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包田到户和大集体相比,不仅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还会给农民自由(这一点过去大多数人在分析农村改革的动力时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这种既容易改革又符合人性的改革,一旦时机成熟就自然“忽如一夜春风吹,遍地改革悄然来”。
今天,人们再回过头审视当初的农村改革,除了惊叹它的历史影响外,还一定要看到它对以后中国其它改革所做的铺垫作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改革的推开奠定了良好基础。如果农村还继续实行大集体制度,中国不会有几亿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担当起当代中国工业化的重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深化农村改革,这显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统筹城乡改革为举措,深化农村改革的又一个突破。
二、“先易后难”改革战略
人们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还能发现一个改革原则,这就是先易后难的改革次序选择原则。中国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比,农村改革相对容易,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给城市改革提供一些经验,如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企业承包经营制就是其表现,而且稳住了农村这一头,城市改革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会有吃下了定心丸的感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城市改革,首先要解决城市待业青年就业问题,个体户就是最早形式的“体制外改革”产物。中国城市真正大面积改革是从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开始的,这一改革在初期阶段比较成功,曾极大地调动了城镇企业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曾经困扰人们多时的双轨制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国有企业全面推开了以承包制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标志的改革,但双轨制问题未有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 “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在1992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以后,双轨制体制问题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迎刃而解。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脉络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城市经济改革很长一个阶段里,改革是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改变经济管理体制这类相对容易的浅表层次上进行的,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经营制等。这些改革相对容易,其改革阻力和引发的社会振荡也相对较小,不容易出大问题。真正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所有制调整与改革问题,特别是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极易引起社会争论,因此在改革实践中慎之又慎,甚至一拖在拖。实际上这类改革是在经历了十几年“转换经营机制”后,发现产权改革是饶不过去的,才不得不进行推进的。如1992年以后进行“抓大放小”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就触动到产权这类深层次改革问题。这也就是所谓改革难度越来越大,“骨头越来越难啃”。总之,从“机制”性改革到“制度”性变迁的选择和转换,正是中国先易后难改革次序选择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改革战略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并且这一改革战略在以后中国多方面改革中普遍得以实行。
三、 空间布局上的非平衡演进战略
如果没有当初创立深圳经济特区,很难想象今日中国改革会是个什么样子。深圳特区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摇篮,随后有珠海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各地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开发区,其中上海浦东新区是最成功的典型。特区包括开发区,在中国30年改革进程中是浓彩重抹的一笔,今天回过头看经济特区包括开发区的建设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亚于当初的农村(包田到户)改革,它对促进中国经济腾飞功不可没。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并没有把握,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一项崭新事业。经济特区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块改革试验田,建立特区搞改革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起示范推广作用,如果失败了就可以把它关掉,这显然是一个正确而可行的改革策略。经济特区和后来的开发区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日后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孵化器。中国先后搞过沿海开放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环渤海区建设等,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从南部到北部的梯度推进态势;与此同时,各地又以城镇为中心,兴建开发区,以此向周边地区辐射。如此空间布局上的“雁阵式”(非平衡)改革和发展战略,已被事实证明对促进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现代发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实用性,都没有理论见之于实践的具体途径。相反,中国筹划改革试验区(经济特区)的方案,区域布局方案,不仅具远见卓识,而且极具操作性。
与创办经济特区构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人向来“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近3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再强化人们的平均思想,如“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改革开放打破这一教条需要智慧、勇气和胆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适当拉开差距,可以使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起示范作用,以此极大地刺激更多的人发家致富,从而使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致富动机和社会能量,以排山倒海之势释放出来。所以,改革开放战略太切合中国实际了。创设改革试验区,规划空间布局的梯度推进,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然而这些政策完全可以达到那些现代发展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仅就于此,人们不得不佩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与伟大。
四、 以开放促发展促变化战略
近些年,人们在总结中国改革战略时认识到,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一项改革战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汲取近现代史教训后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 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中国从总体上融入世界经济,走出去引进来不仅可以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资源,实现资源更高层次的最佳配置,而且能直接利用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跨越技术发展的多个阶段),从而实现超越式的发展,这一点是解释中国为何在如此短时间里实现经济起飞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另外,以开放促改革也是中国30年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jp+1〗中国改革一开始大多是由内在需要推动的,即所谓“内生性”机制,但也有一些改革是借助外部力量推动的,有人称它是经济改革的“倒逼”机制。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过程中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许多方面的改革是被迫要求“按国际规则办事”而逼出来的。据统计,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共修订了3 000多部法律法规。可以说加入wto,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算真正由政策性开放阶段转入制度化开放阶段。对外开放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改革意识,有助于拓展改革思路,有助于借鉴并吸收其它经济转轨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外开放后,人们会明显感受传统体制与国际社会经济运行规则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认识国外先进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根本属性;另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旧体制的弊端,进而提高改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所以,开放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放使人们杨长避短,开放使人们从“拿来主义”中受益,开放使人们拥有了世界市场,开放“督促”人们进步。
五、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邓小平同志讲:“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2]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改革是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深刻变革,把握改革基本方向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中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改革的根本方向搞错了,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对改革加以定性,这不仅是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且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革命,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解放生产力。然而,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因此,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等,即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方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成为第二次革命(或改革)的基本性质。
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剧变,共产党纷纷下台、国家“颜色”发生改变,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历史后果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是极富远见的。正是这一改革战略使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改革之路不仅走对了,而且也已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成功榜样。
六、愈改愈清晰的市场取向改革战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确立这一目标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可以说相当曲折,并有诸多争论。但是,在最终确立这一改革目标之前,似乎有一点自始至终未发生太大偏离,这就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坚持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改革取向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程,对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说法:(1)1992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中央文件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5)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提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历史进程,随着人们对计划经济种种弊端的反思,理论界讨论得最热烈的话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商品经济不是想取消就能取消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须搞商品经济,而且只有搞商品经济,才能较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场争论当时尽管很激烈,但最终还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央文件形式,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统一声音”的定调。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模式,这一提法应该说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模式上基本一致。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目标模式选择上终于有了最后的定论,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也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把市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称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4],凭着直觉揭示了市场的巨大力量之所在。今天,人们对市场及市场机制的认识显然比那时深刻得多。首先,市场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激励机制。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产生这种激励机制,因为它抹杀了个体的物质利益之所在,使人们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指令而从事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承认每个人的物质利益及创造,能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能量充分地激发出来。其次,市场机制具有高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在计划经济下,信息传递是纵向的,环节多、速度慢、成本高,并且易出现扭曲和失真。在市场经济下,信息主要是在各经济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其距离短且及时,不易失真。由于价格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变化,就能及时安排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第三,市场机制能保证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计划经济下,生产要素具有凝滞性,常常出现“货到地头死”现象,特别是在价格固定情况下,资源配置仅仅是一种“技术性”安排,即实物性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充分流动,价格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资源得到真正最优配置。
七、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战略
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这一特征几乎得到全世界的公认,中外许多专家及政府官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认定它是导致中国成功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改革的探索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在实践中走一步看一步就自然成为改革的必然选择。第二,改革的艰巨性。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各行业参差不齐,要让全国的改革“齐步走”,不仅不合适而且根本办不到。由于改革涉及整个旧体制的重新调整,不仅要进行农村改革,而且要进行城市改革;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只有一步一步突破,一步一步改革才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第三,考虑社会稳定问题。改革一般会涉及利益调整,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必须尽可能减少改革带来的震荡和矛盾,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受益。因此,渐进式改革战略就成为最现实的选择。总之,渐进式改革之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特色,渐进式改革之路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今天,也许中国要庆幸没有走前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但也不应忘记中国改革开放的任务尚未完成,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大胆推进新的改革。
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规则。如果把改革的局部推进称作是不平衡战略,把改革的配套进行称作是平衡战略,那么从总体上平衡战略和不平衡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平衡战略要以不平衡战略为突破口,不平衡战略要以平衡战略为依归,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补充。如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分税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如此大规模改革的同时进行,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是配套改革的要求。此外,配套改革还表现在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中国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防安全体制体制改革等,这同样是配套改革之所在。因此,改革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就是较好地把握了改革的辩证法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指导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则。
八、改革、发展、稳定三原则的战略
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应明确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通过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源源不竭的活力,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应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协调进步,惟其这样,经济改革才能深化,经济发展才有意义,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收益。如果说经济和社会综合协调发展是对发展理解的横向拓展,那么可持续发展则是对发展理解的纵向拓展。当前,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这将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涵义。
应明确稳定是改革的保证,改革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没有稳定,改革就无从谈起,发展就更谈不上。稳定,首先是政治上的稳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不断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并保持领导核心的平稳过渡,以及有关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其次是经济上的稳定。经济稳定主要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等都丝毫不能大意。更何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在经济全球化如此复杂的背景下,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难度相当高。所以,稳定要保障社会稳定,改革越是深入越是要重视社会稳定问题。
观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应忽视两个前提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为日后进行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二是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没有这一时期的成功、挫折、失败和反复,就难有日后中国毅然决然地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如果不看到这些,人们的判断将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5.
[3]邓小平.邓小平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5.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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