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处理好几个关系_加快经

论文导读:：当前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增长的动力需要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为国内需求，扩大内需应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二是稳定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为了缓解结构失衡，当前有必要适当放慢经济增速。三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转型升级不一定都去发展新兴产业，淘汰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可利用先进技术，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现产品升级。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由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但不能因此否定市场调节的作用；政府调控对发展方式转变不可或缺，但也不能因此夸大政府作用。经济转型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五是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单纯的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不足以形成创新驱动经济，自主创新必须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要从原来的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六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从富国转向富民，要由追求GDP增长转向人民收入的普遍增长，让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以此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论文关键词：加快经济转型，处理，几个关系

　　一、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和消费被称为内需，出口被称为外需。长期以来，我国需求结构呈现投资膨胀、消费低迷和出口依赖的失衡局面。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膨胀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近几年我国的投资率始终处在40%以上的高位，2009年达到46.8%，比世界平均水平（20%）高出1倍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如美国的投资率一直低于20%，即使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阶段也只有32%。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来自于政府扶持下的固定资产投资。
　　我国经济运行的另一特征是外贸依存度过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1996—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逐年增长。我国外贸依存度1978年为8.9%，2007年达到66.2%，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08年、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萎缩，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急剧下降，2009年降到44.2%。
　　实践证明，投资拉动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都不可取。一是投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过高的投资对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而消费是投资的目的，缺乏消费的支持，投资也无法持续，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也难以实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基本稳定在77%—79%，而我国大致在50%左右。这种“一高一低”的格局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优势，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看，持续的高投资而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相对较弱，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使经济对投资拉动的过度依赖。二是当国际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国际市场无法支持我国出口继续增加时，我国企业因为没有市场，必然会收缩生产和投资，甚至倒闭，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速下滑，失业率快速攀升，生产力过剩的压力加大，我国经济自2008年第四季度起到2010年上半年就是这种情况。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经济结构调整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我国的发展动力要从外需转向内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下降。我国有些出口产品国际上面临产能过剩，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为了国内就业，也开始鼓励实体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实施扩大出口战略。现在危机虽然过去，但西方国家经济是缓慢复苏，不能指望他们对外部需求在短期内有很大增加，这对我们继续拓展外需形成了新的压力。
　　实际上，外向型战略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所采取的战略，随着经济增长和全球环境的变化，那种主要依靠出口战略和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增长的重要性在降低。经济转型的一项内在要求是，增长的动力需要更多地从出口需求转向国内需求；扩大内需是我国增长的潜力和优势所在，应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速度和结构都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带来严重问题，而经济结构不合理则会带来更大危害。长期以来，我国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诸多结构失衡的代价，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失衡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构失衡问题的弊端充分显现，给我国的经济运行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些冲击和困难，科学之道在于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前提下调整结构。只有保持较快增长，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压力才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统计资料和事实都证明，由于我国当前经济是粗放型增长，只有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企业才能获得高额利润，国家才能有高增长的财税收入，就业难的问题才能得到缓解，居民收入才可能增加，消费内需才可能提振。反之，低速增长或负增长将无法为结构调整带来必要的空间，不仅不能使结构性的问题得不到改善，反而会使之更加恶化。
　　然而从这几年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不是过慢的问题而是高速增长使经济结构更加失衡。因此，从目前看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需要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从某种角度看，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连年追求高速经济增长。为保经济增速，财政支出多用于“铁公基”，而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力不足，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因此，为了缓解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当前需要适当放慢经济增速，从追求两位数增长转为比如8%左右的增长。“十二五”规划确定增速年均7%，实际增速可能会超出一些。最近，国家淘汰落后产能，控制银行放贷规模和速度，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都使经济增速有所回调，这有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不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调，还想保两位数的增长，那么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就会落空。
　　三、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的关系
　　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传统产业比重高，产业技术含量低。由于我国科技、教育体制等原因，科技进步不够快，技术对外依存度很高。我国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核心技术都是外国的。从上海情况看，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只占工业产值的18%，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一般可达到60%。目前上海的制造业劳动力投入很大，但利润却很少。如手机产业中20%利润、计算机产业中的30%的利润、数控机床产业中的40%的利润、汽车行业中的70%的利润都被作为知识产权费用返还给其他国家。现在都讲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是世界工厂；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厨房，人家享用完美味佳肴，留下来的是剩饭残羹和满屋子的油烟。在国际分工中，我们中国的企业分配到的是制造环节，而制造环节是产业链条中价值最低的、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环节。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如产前研发、产后销售全部掌控在欧美国家手中。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那些技术含量不高、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特别是低端的加工业受到的影响和冲击都比较大。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没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就往往处于过度竞争、降价销售，甚至亏本经营的境地。
　　国际经验表明，形成产业中高端的竞争力，才有持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在结构调整中，要以加快培育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形成引领未来新增长极的新兴产业，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需要在现有基础上，以市场可实现性、技术与产品成熟度、企业基础和产业成长性等为筛选依据，结合重大专项的实施，重点围绕低碳能源、绿色产业、现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海洋产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重点产品开展工作。
　　经济转型不是不要低端制造业。如前所述，当前产业国际分工格局虽然对我国不利，但它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这里关键看我们投下了什么。你投入的是民工，人家投入的是技术、管理、品牌和资金等要素。你做高端，投入多收入也高；反之，你做低端，投入少拿的也少。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符合投入与回报相一致的原则。我国国情情决定了，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要继续做低端。不是说经济转型，就是淘汰传统产业等夕阳产业，都去发展高科技，鞋帽、服装、玩具等传统产业都不搞了。中国70%的劳动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都往高端、新兴产业转移，这70%的人干什么？中国经济转型是大势所趋，但并不代表中国已经不需要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了。
　　当然传统产业本身有个产业升级的问题。一是要提高传统产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经济转型中要淘汰的不是产业本身，而是产业内的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意大利是奢侈品生产大国，标有“意大利制造的衣服、皮鞋，比同类产品价格高出许多。为什么？因为传统产业也可以不断创新，最新科技与传统工艺相融合。世界著名品牌西装，要100多道工序。同样是传统产业，运用了先进接技术，身价就不一样。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或夕阳思维。同样是制作服装，欧洲一些企业能够抓住行业本质，减少前导时间达到快速反应，盈利能力甚至强于火爆的“苹果”。二是做大制造业的两端，一个是产前的研发端，一个是产后的营销端。制造这一环节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而研发、营销环节，附加值最高。恒源祥是上海一家传统的纺织业企业，但是为了降低成本，它将企业的总部和营销总部留在上海，而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外地。现在进入上海的外企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总部、研发总部进入上海，而制造型企业进入上海的越来越少了。 最后，制造业要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人们对品牌的消费需求会愈来愈强烈，人们会把一半的支出用于品牌的消费。可以预见，未来5到10年，中国将全面迎来“品牌消费”的时代。
　　

　　四、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永恒课题论文网站。历史已经证明完全由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但不能因此否定市场调节的基础作用。政府的有效管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不可或缺，但也不能因此夸大政府的作用。总结世界和我国的经验加快经济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同时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由于目前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资源、环境、劳动力的不完全市场定价、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使得高投入、高消耗、低工资、低消费、粗放型、数量型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企业制度的不完善，自负盈亏和优胜劣汰的不完全，技术进步制度的缺陷，创新机制的不健全，导致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进步不快。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新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社保制度的不健全，城乡居民存钱养老、看病、买房和用于子女教育，有钱也不敢消费，使得国内消费需求难以扩大，造成劳动和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也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主要依靠外需的发展方式难以根本改变的重要原因。宏观调控体制的不成熟，政府掌握的资源和投资太多、决策失误、效率不高，数量和速度指标硬、质量和环境指标软的政绩考核，也导致重速度、重GDP、轻质量、轻环境、高积累、高投资、数量规模扩张、低消费的发展方式难以转变。
　　这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供求关系变化，并进而为企业创新提供条件。为企业创新提供公平的市场机会，营造公平的创新环境，特别是国内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竞争时，至少要创造平等的竞争机会。政府还应充分发挥采购和新产品消费补贴政策等市场需求激励对于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
　　政府不能以宏观调控代替市场机制。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如低技术产业比重过大、服务业比重过低、自主创新产业比重太低等等问题，在市场体制下也需要政府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吸收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成本比较，在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上逐步加以解决。即使考虑到起辅助作用的政府产业政策，其产业的影响也只能通过政府公布产业发展目录及实施鼓励或限制性的财税信贷政策来间接实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这些年，政府转型应当说有所进展，但还需要突破。当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特点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手段为主要手段。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要再把GDP的高速增长作为主要目标，而应把做好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由此终结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自觉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五、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结构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科技的发展、应用和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结构为科技创新提出需求、提供动力，科技重大突破和创新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的调整。我国要赶上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就必须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这就不能被动地学习模仿，而必须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自主创新的优化，避免技术选择和应用上的盲目性，在边干边学中实现技术的积累和创新。由于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整体上比较落后，因此引进先进技术成为认识上的共识和实践中的举措。但是，由于缺乏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机制和压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成为单纯的技术购买；由于缺乏对技术的消化，不仅存在大量的重复引进，而且存在大量的闲置引进。其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的技术选择上的学习成本高昂，“以市场换技术“就是明证。”“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使外资进入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在高技术产业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但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却进展缓慢，在一些产业内形成了严重的技术依赖，产品竞争力不足。因此，尽管我们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原有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同时，又积累了较多的社会经济矛盾。因此，在强调技术引进的溢出效应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对技术机构优化和技术适宜性的考量，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迅速扭转我国技术的落后状态，在模仿学习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再创新。
　　现阶段，单纯的技术模仿不足以实现我国形成创新驱动经济，自主创新必须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必须更加重视通过加强研发投入，自主创新，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首先，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要从原来的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过去30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但比较优势不能改变我国对发达国家技术、市场的依附地位，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上的差距。发达国家由于就业上的压力，也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挑战，这也要求我们谋求“竞争优势”。现在哪个国家和地区还讲要发挥“比较优势”，那它这个地方就是落后的。“竞争优势”是把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支撑点。发展与其它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新兴产业，通过科技进步和产业提升来占领竞争制高点。
　　其次，在科技和产业创新上，我们要由跟随转向引领。过去科技革命发生在西方国家，而我们就是跟随、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只能学习和模仿。而现在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在各国都是均等的，我国也有机会和条件。过去错过了，过去我们向学生解释，为什么我们落后，因为几次科技革命都在西方国家。而现在机会是均等的，如生物技术，发达国家在搞，我们也可搞。
　　第三，科技创新与创新的能力依赖于教育。我国经济大而不强，关键是科技、教育不强。经济可以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未来。由于教育水准相对落后，使得我国高端人才紧缺。新一轮的教育体制改革即将启动，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六、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关系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将原先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改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新提法，应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方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已经成为引发许多矛盾与社会不和谐现象的突出问题，如继续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与我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不符。
　　经济公平的理念应包括：第一，人人共享发展成果，主要体现在收入的公平；第二，平衡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人人享有机会平等；第四，规则公平、市场和社会公平。经济公平的核心是人人享有发展成果。由于内需难以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又是分配制度不完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因此，现在应提出要从富国转向富民，要由追求GDP增长转向人民收入普遍增长，让广大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让大部分人富起来，以此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这就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讲社会公平。在初次分配中，要真正落实按要素分配，实行等价交换、同工同酬的原则。当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要素：一是资本，二是劳动。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今天在发展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有些人往往只看到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无视人的劳动的作用，他们常常以“资本是稀缺的，而劳动力遍地都是”为由，为资本大唱赞歌。这种重资本轻劳动的立场与“以人为本”原则相对立的。现在有种用工制度叫“劳务派遣”或“人才派遣”。上海各企业劳动者中，有四成以上是劳务派遣（或人才派遣），他们干的活跟正式工一样甚至更辛苦，但报酬很低，同工不同酬。按法律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工作岗位上实施，但实际上在上海劳务派遣已经广泛地使用到长期性、稳定性甚至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岗位上。现在这一用工形式用的太滥，不仅在企业、事业单位甚至党政机关都用这种用工形式。现在几乎不分户籍、不分年龄、不分文化程度、不分技能素质，许多大学生也被纳入到劳务派遣行列，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这种用工形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由国家来让利，就像当初的企业改革，国家通过减税让利来推进一样。这些年国家财政收入不断高速增长，政府已经有能力通过让利来推进下一轮改革。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十二五规划”已明确“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增幅超GDP增幅。在这方面，今年中央第一个动作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条措施出台后，将会使整个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受益。
　　从企业层面讲，要处理好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关系。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解决好初次分配中公平和效益的关系。过去我们讲初次分配讲效益，再次分配讲公平。其实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
　　在再分配环节，财政转型很重要。我国的财政仍然是建设型财政，要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服务型财政，财政支出主要应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建设。从中央到地方，要大力增加用于“三农”的投入以及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与培训等方面的投入。
　　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应重点实行加薪、减税、增加一线职工工资，改善农民工待遇，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企、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官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适当减免城乡居民和企业的税收。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合理规范工资外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兼顾效率与公平，真正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增强劳动和创新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效改变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促进高积累、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主要依靠外需的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