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公共管理

　　世所周知，中国在20世纪有公认的三大伟人。按照历史顺序排列，居于第一位的是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孙中山竭尽毕生的精力于粉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所强加于中国人民的牢笼和枷锁，争取将中国从中世纪推进到近代化。他高高举起民主革命的大旗，倡导了推倒封建王朝和代之以共和体制的辛亥革命，并且实行国共合作，促进国民革命深入开展。这些丰功伟绩，早己载入史册，他的爱国爱民的精神，也永远活在广大革命人民的心中。

　　孙中山既全神贯注又全力以赴地从事于救国救民的崇高事业，他总是在想如何建设起一个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正常、合理、公平、有效开展和运作的公共管理平台。尽管在他的言论和著述中，我们可能还没有发现“公共管理”这个词，但是可以肯定，事实上是完全存在的。为了文要对题，试从以下各方面来展开论述。

　　1 “天下为公”

　　人们在纪念孙中山的场所，常会看到迎面高悬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横匾。那是他的重要手迹之一，虽非他自己的原话，却可见他的最高理想是赞赏古人所说的世界大同。这四个字选自古籍中的段文字，他曾亲笔录写了全文，还单独题写了幅“天下为公”全文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且说上述文字，如果真正、全面和持续地做到、做好，岂非也就是和谐社会所应有的景象么？再说从上下文来看，这“天下为公”显然和直接是“大道之行也”即行“大道”的结果。只有“天下为公”了，才有可能出现紧随其后所描绘的“大同”境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一个“公”字，用曾经流行过的一种说法，便是我们所讲的“公共管理”也“姓”公。“天下为公”便离不开、少不了得力的公共管理。何况，据孙中山的讲解“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929“大同”必须“大公”孙中山必然非常重视公共管理是简单推理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也将为随后所要谈到的内容所证明，同时是他积极主张与共产党加强合作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2 “管理众人的事”

　　从对什么是政治所作的解释来看，我们更清楚地确认上述结论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因为他的说法与公共管理很相近和类似或在实质上基本相同。他指出“许多人以为政治是很奥妙很艰深的东西，是通常人不易明白的。……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管理众人的事”或者对“众人之事”的管理，不正是公共管理么？

　　所不同的是，现行广义的公共管理除指政府管理之外，还包括非政府、非营利公共组织的管理，上面仅及于“政权”罢了。不过，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中，他所讲的“民权”要广泛得多，如“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而他所指的“集会”是除各级政府方面的集会以外，还有如家族、社会、学校、农团、工商，等等非政府组织的各种集会。对现代公共管理来说，这就比较全面了。

　　作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的公共管理在当时虽尚未正式问世，但己在积极酝酿中，呼之欲出。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管理研究始于政府管理，与政治学的关系密切。“管理众人的事”的提出，过去中国政治学界未予重视，偶尔谈到亦轻描淡写，没有当作一家之言。孙中山说明是“浅而言之”，可是让“通常人不易明白的”明白了，实在是一大贡献。可能有人觉得孙中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殊不知他对政治和政治学的研究是下过大工夫的。

　　在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的五个学年中，他“不满足于专业知识……他研究国际法……各种派别的政治学……认真探讨‘历朝制度之沿革’和‘古今治乱之道'”他是研究“各种派别的政治学”，而非一般的政治学常识。他的英籍教师康德黎十分赞许自己的这位中国学生，指出“他不懈地工作，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的书籍……政治经济学类，占据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地和耐心地研究。”可见，他对政治和政治学及其发展的认识，决不是仅凭一知半解而轻率作出有关论断。

　　3 从《民权初步》看公共管理

　　前面提到的《民权初步》是孙中山的一本专著，己注明是“建国方略之三”和“社会建设”。其主要内容虽然是关于临时集会的组织、永久社会的成立和议事规则、程序，等等，但它恰好是公共管理中普遍和经常需要又容易被忽视的会、社、团体和会议的管理。它的覆盖面很广“家族也、社会也、学校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1]484它的可操作性很强“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乃习练演试之书也……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1]484孙中山曾感慨地写道“自西学之东来也，玄妙如……资治如……无不各有专书，而独于浅近需要之议学则尚付阙如，诚为吾国人群社会之一大缺憾也。”

　　即以会议而论，时至今日，各种会议的质量、效率、作用、成本等，依然是公共管理水平的明显而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不少公共管理人员包括各级领导者）虽然也知道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依法和有序地办事、高效管理、服务，但是，在具体主持和参与各种会议的实践过程中，往往缺乏应有的知识，甚至是常识或必要的运作方法和技巧，致使有些会议流于形式，不能正常和充分发挥其功能，有的是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泡”在会议里，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实际问题，特别是老大难问题。

　　看来，孙中山作《民权初步》，表明他是早有预见并真心诚意地希望民权能够发达起来的有心人。他给我们的启示是：议事之学关系合群团体之力，必须认真对待开会，讲求实效，以免劳民伤财，失时误事。

　　4 公共管理需要合格人才

　　教育是根本，孙中山深知其重要性。当他年方24岁还是书院学生时，即曾致书同乡前辈，谈到教育问题，说“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己久矣……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后来在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更着重强调“人能尽其才”并列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四事之首，接下去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所谓人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他是这样想的，也在力所能及地付诸行动。他总是把培养人才和革命活动紧密结合。例如，1897年秋，在日本横滨办起“中西学校”培养华侨子弟和联络革命同志；1903年8月,设军事研究所于曰本东京之青山,以“养成革命军事人才”1912年,倡办民国大学1914年改称中国大学）以培养文化科学建设人才；还有“在东京设讲习所以培养政治人才,在大森设浩然庐以培养军事人才”3];等等。

　　当然，“管理众人之事”的公共管理更迫切需要合格的乃至优秀的人才。孙中山痛感“民国”在成立13年以后,仍然只是有名无实。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于是在1924年，差不多是同时，在广州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和作为现在中山大学前身的国立广东大学。这两所颇具规模的一文一武的学校，正是为了加快培养、造就新型军事、文职和科学技术人才的。由此可见，他不尚空谈，注意抓住要害，时刻着眼于根本和长远之计。他给国立广东大学成立题写的训坷校训）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把学、问、思、辨，落实到行，也就是要学以致用，勉励大家为革命和建设读书、成才，这很有普遍意义。

　　5 孙中山的宝贵精神遗产

　　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所写的文章中，毛泽东在列举其丰功伟绩的同时，指明“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接着又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对于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教学研究者和在这个领域里的实际工作者来说，更应该学习、研究孙中山的许多优点和长处。

　　从孙中山的演说、宣言、谈话、书简、言论、著述等来观察，由于他丰富的知识和比较深厚的理论根底，所以一贯表现为气度恢宏、大气磅礴，有凛然正气和很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吸引力。毛泽东也根据亲身的感受这样写道“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的确，从公共管理角度来研究孙中山的生平，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教益。江泽民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大会上讲得好：“孙中山先生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5]他还举了若干具体的例子，如：“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明确“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擘画现代化建设蓝图，实行“开放主义”学习外国长处,强调“发展之权,操之在我”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等，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6 新三民主义和统一战线政策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称赞孙中山所制定的新三民主义和统一战线政策，是他“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这样的历史评价决非偶然。

　　通过新三民主义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体现了孙中山对待真理、科学、国家发展大局和前途命运的正确态度和明智思路。他毕生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尊重科学、相信科学，时刻以大局为重和为未来着想。他极为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以及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人的素质、主张和行动，并且坚定不移地与之真诚合作，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正如他的传世墨迹之一所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也正是他的理念、信念。

　　大家知道，统一战线早己成为共产党的一件“法宝”不仅过去行之有效，现在仍继续运用，而且永远坚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也有积极作用。我们清楚地记得，曾经有那么一小撮反动分子，自称是孙中山的“信徒”其实是叛徒，集中表现于反孙中山之道而实行仇共、反共和妄想灭共。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在1966年一次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郑重指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民族英雄纪念碑上……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当时的背景是南京有不明真相的学生要毁掉孙中山铜像。周恩来表示“我们决不赞成"。

　　7 孙中山是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先驱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孙中山的一生，直到辞世前夕，都是在期盼“天下为公”和实现“大同”中努力学习、研究和实践的。具体而言，就是在他著名的遗嘱中的第一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在推翻帝制以后，公共管理面临必须以新代旧的现实环境和形势，因而他提出要管理和管好“众人的事”从重视正确结社集会的“民权初步”入手，关心公共管理人员的培养,制定新三民主义和统一战线政策,为谋求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而顽强奋斗，因此受到革命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我们说他是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先驱是有根据的。严格地讲，作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的公共管理(初译为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1926—1927年）在美国正式问世。那是孙中山去世不久的事。而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经历过风吹草动和紧锣密鼓的“催生”阶段。例如，1887年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1900年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1912年泰勒的《科学管理》等书的相继出版，都正是孙中山认真学习、思考、研究有关问题的时期。前己述及，他虽未用“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之类的名词、术语，但实质上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他广泛阅览英文书刊，留意学术动态。像“管理众人的事”这样朴素、率直、切实的表述，即使没有上述因素，算是巧合，仍抹煞不了研究先驱的事实。

　　总之，我们应当对孙中山的生平事业和著作言论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关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占有较大的比重。作者撰写过《孙中山的伦理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行政伦理或公共管理的精神文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