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法治的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我算了一下，刚才你们一共辩论了3个小时，其中有一个问题来回辩论了74分钟，你一个点也没漏。”庭审期间一直帮助彭俊提供技术支持的符欣结束后告诉彭俊。 

　　十天后，中国欧洲学会欧盟法研究会理事廖诗评在另一场上诉听证会上碰到JF律师。他告诉廖诗评：“与中国在WTO上打官司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就在十天前，在WTO参加另一个中欧贸易争端的专家组程序，看到代表中方出庭的中国籍律师是个生面孔，不由得放松了警惕，谁知甫一交手，才发现对方丝毫不惧，要不是我‘常在河边走’，差点就吃了大亏”。 

　　这是《我们在WTO打官司》一书中收录的一段故事。JF律师说的“生面孔”就是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俊。 

　　2014年2月26日至27日，“日本和欧盟诉中国高性能不锈钢无缝钢管反倾销措施案”专家组阶段听证会在日内瓦WTO总部举行，彭俊成为我国首位在WTO案件中进行庭辩的中国律师。

　　“直到出庭讲话之前，我都没有觉得是在代表国家，这就是一份工作，必须把它做好。但是真正当你在庭上说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代表的是国家，要把国家的故事讲好，有极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庭辩的剑拔弩张并没有让第一次上庭就担当重任的彭俊感到紧张，更多的是要为国家争取权益的坚定和沉稳。 

　　彭俊是最早从事中国反倾销和反补贴业务的律师之一，参加了第一支中美律师联合反倾销应诉团队，代表中国政府参与了十多起WTO争端解决案件。他说：“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视角，去看中国，看世界，看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这种经历是很难得的”。从这个视角中，彭俊看到的是中国的进步。 

　　中国的声音在慢慢加大 

　　入世15年，彭俊认为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开放、平等和透明的过程，这也是WTO的三个基本支柱。 

　　他举了个例子：平等原则，也叫非歧视原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国民待遇。国家内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企业分成三六九等，但是给予外资准入的国民待遇时，必须按照本国内最高等级的企业待遇给予，这是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这看似不公平的条件却恰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 

　　彭俊的另一个感受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在慢慢加大。他说：“现在不管是我们参加WTO的新规则谈判，还是我们的技术官僚队伍参加WTO争端解决，以及新一轮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国的声音都更加响亮。” 
　　尽管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困境，但彭俊认为WTO的作用无法被替代，并且中国也要发挥更大的力量去推动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首先，我们是受益者，这个利益是我们当年没想到的；其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要这么做。”彭俊说。 

　　对于WTO面临的阻力和困境，彭俊还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无论TPP还是TTIP，这些规则本身就是WTO 2.0，或者是WTO Plus。通过区域贸易自由化或许可以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各自在各自内部形成共识之后，共识和共识之间再形成共识，也许就会有一个新的思路。”他说。 

　　一个用规则去讲道理的舞台 

　　争端解决机制被称为多边贸易体制“皇冠上的明珠”。按彭俊的理解：“争端解决机制给了我们一个用规则去讲道理的舞台。”最明显的一点是它能够把涉及到政治性的问题脱敏，变成一个技术性的讨论。彭俊说：“这就能够比较好地从法律技术上去解决一个争端，而不至于变成双方打口水仗。” 

　　“WTO已经形成了510多个案例，再加上之前GATT的几百个案例，这些案例包括它的制度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可信赖的体制”。在彭俊看来，这些案例就是宝库。“我第一次接触WTO是2004年，当时中国作为第三方参加美国诉墨西哥牛肉大米反倾销案。当时第一次读到美国的书面陈述，我感觉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就是我理解的纯法律的东西啊！里面每一句话都是有出处的，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法律逻辑推理的享受”。 

　　最大的差距来自经验 

　　“2005年我第一次参加上诉庭，那时候作为不说话的第三方；2010年作为不说话的当事方，那时中国是被告；2015年才作为说话的当事方。10年才有了说话的机会。”2015年7月31日“日本和欧盟诉中国高性能不锈钢无缝钢管反倾销措施案”上诉阶段开庭之后，彭俊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十年能有这样的机会，已不易。毕竟，至今中国在WTO方面的律师都屈指可数。而且在国际法方面，中国律师和国外的律师存在差距是不争的事实。差距主要体现在哪里？“经验！”彭俊说。 

　　庭辩中的一个情景让彭俊印象深刻。在“日本和欧盟诉中国高性能不锈钢无缝钢管反倾销措施案”中，坐在对面的一位欧盟的律师代理过100多个案子，“他在庭上讲话放松的程度，大家对他的信服度，还有他讲话的技巧，这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不是慢慢读书能够读出来的，而是靠案子‘喂’出来的，这个方面我们毕竟还缺少锻炼。”彭俊坦诚地说。 

　　与存在差距的失落相比，彭俊更愿意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我们应该更加开放，眼光更远地考虑这个问题。中国想要获得领导权不仅仅要有‘肌肉’，更要提供国际法律制度这样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做这个事情需要自己的法律人才，形成一个法律人才团队，才能够在国际上去推广我们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这是软实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