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轨迹探因

【 内容 提要】近代 中国 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 历史 重任的爱国品性，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呈现出由钦羡到议论，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最后出现了主权与****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理论 。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民权思想的演变 规律 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

【关键词】民权/民主/议院/民权主义/民权思想

【正文】
近代中国的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所谓二千年来一大变局的产物。以鸦片战争为契机，“欧风美雨”随着侵略者的枪炮飘入中国，使中国的 社会 、 经济 、 政治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西文化开始了直接的碰撞，从而促成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省思，并最终逻辑地得出“师夷”的结论。作为“欧风美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民权思想，最终也被列在师法的名单上，并渐渐成为 影响 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
作为舶来品的民权思想，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主要是由于它在所谓“两极相逢”的冲突中显示了自己的特殊价值。本来，东方****，西方民主，如果两不烦扰，相安无事，那么****、民主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孰优孰劣的 问题 也不会引起中国人那么浓厚的兴趣。无奈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打破中国自成一统、与世隔绝的状态，将中国卷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西方与封建主义的中国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广泛的接触和激烈的冲突。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一切不甘亡国的中国人对本国的制度进行认真的反思，审慎地评判****与民主的优劣。传统的****制度的价值遭到了怀疑，人们开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与那些强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被接受的程度，是由这个国家对这种理论的实际需要程度而决定的。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西方的近代民权思想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思想体系正可以回应中国救亡御侮的迫切需要，因此它立刻被作为一种救亡理论和御侮手段而广泛地采纳了。
追循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 发展 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对民权思想的推动作用。近代中国以《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四大条约为关节点，民族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统治的****性暴露得一次比一次深刻，反对****的民主思想也相应地依此而呈现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鸦片战争刺激了魏源、徐继＠①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趣，中法战争则激发了郑观应、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的立宪议论，甲午战争又启动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尝试，八国联军入侵更使孙中山高举“民权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民权思想的变迁轨迹明显依外祸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发展着，而其产生、发展的阶段性演进也无不与历次重大危机相暗合。
综观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演进历程，引进期、议院期、改良期和革命期四个阶段都显示出不同的 时代 特色。而改良派与革命派分头并进的民权主张又使民权思想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轨迹。对民权思想的演进进行历史考察，可直接昭示近代中国寻求民主救国的曲折道路，同时也有助于认识民主的实质以作今日的借鉴。

　　一、引进期
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古老的 中国 推上了师夷的征程，也翻开了中国近代民权思想 发展 的第一章。虽然这一阶段西方民权思想并不在师夷的范围内，但思想界已潜滋暗长着对民主制度的歆慕和对****制度的不满之情。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①的《瀛环考略》、姚莹的《康yóo＠②纪行》及梁廷楠的《合省图说》，到洪仁轩的《资政新篇》等，都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及美国民主共和政体同时介绍到中国来，毫无成见地给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民主 政治 以高度评价。如魏源就认为美国既不****又不世袭的民主制度，比起乾纲独断的中国式的“古今官家之局”优越得多，又“公”又“周”，尽善尽美。（注：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十八。）他还称赞实行民主政治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源”。（注：魏源：《大西洋瑞士国》，《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四十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徐继＠①称赞打了天下而不做皇帝的华盛顿“几以天下为公”，像中国古代尧舜那样了不起。（注：徐继＠①：《瀛环考略》卷下， 台湾 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210页。）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时期，冯桂芬公开称赞西方的民主制度优于中国，并把“君民不隔不如夷”作为改革的重点。洪仁轩的民主建议更多，甚至要求一切大政均“宜立法以为准”。冯、洪的意见表明，到五六十年代，人们对西方民主制度已由“临渊羡鱼”转向“退而结网”，开始考虑如何限制君主****的 问题 了，但尚未提出在中国建立何种民主政体为宜的主张。
这一时期虽然对西方民权思想有了一些零星的引进，但整个思想界还几乎对这种迥异于****的民主政治思想一无所知，即便是魏、徐、洪、冯等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只看到西方民主制度的表象，对于民权的认识更是浅薄而模糊。因此这个阶段整个格调是低沉的。但没有序幕就没有高潮，此后的民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 时代 的主流。
　　二、议院期——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发端
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权思想发端的重要分水岭。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未败乞和，洋务运动期间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被法军摧毁，洋务运动的自强方案受到了第一次检验。面对新的民族危机，早期改良派滋生了对清政府的不满以及对洋务自强运动的怀疑，并力图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国之道。魏源等思想家所钦羡的西方民主制度——一种可以修正现行国家政体的新体制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而对西方的实地考察更加深了其对议院制度及民权思想的认识。马建忠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初到（法国）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强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本末焉者也。”（注：马建忠：《上李伯相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纪行》卷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3号，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79—80页。）郭嵩焘讲得更明确：“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注：《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这种学理上的本末观的根本分歧，使早期改良派逐渐背离了仍偏重“变事”的洋务派，开始了变政教、开议院的理想设计。
早期改良派把得民心与政教同视为富强之本，实际上已窥到了西方政教的民主性。在这种认知基础上，他们设计了“君民共主”的议院方案以体现其微弱的限制君权和提升民权的要求，这一以“君民共主”的方式体现民权精神的阶段就成为中国近代民权思想的发端。
近代民权思想纯粹是西方精神文化的产物，它一经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相遇，就存在被中国传统文化改造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改造。”（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 哲学 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早期改良派作为文化承受的主体，很 自然 地会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精神对西方近代民权思想加以改造。正是这种改造的属性造成中国早期民权思想“内中外西”的思想走向和议院设计的似是而非。

早期民权思想呈现出明确的“内中外西”的基本精神和思想走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君权与民权的体认上，对西方文化而言，民权与民主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对中世纪封建君主****制度的根本否定，但早期改良派却对民主和民权进行斤斤分辨：“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权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 中国 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国之谓也。”（注：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格致新报馆印，第44页。）这样中国早期的民权思想就具备了双重含义：它一方面包含了对世袭君权不容置疑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根本否定。而民权 政治 的最终目标是使君权“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恢复以君权为中心的“三代之隆”之治；民权思想的立足点，不是从学理上对封建君权的反叛，反而充分肯定了君权本身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君者，民之父母也”。中国传统的君权权威仍然是坚不可摇的权力中心，从西方舶来的民权只能依存于中国的君权权威，并站在外围以辅佐君权，弥补和完善君权的偏失不足。这样的民权，被作为君权永固的手段，只能以君权的附庸存在，其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因此中国早期的民权思想完全背离了否定君主****的西方民主精神。“君民共主”的理想是要“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注：陈炽：《庸书·议院》，《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6页。）意即要君权与民权共存共荣，但由于民权对君权的依存关系，注定了君权与民权不可能是平等的共存关系，只能是一为主，一为辅，一在内，一在外。
其次，在思想根基上，早期民权的深层内蕴和思想精神的实质，凝结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力量——纲常名教。纲常之教是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石，是直接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神髓相对立的。早期改良派表面上虽然提倡民权，但骨子里仍是以传统的尊卑等级、伦理纲常为价值取向的。陈炽说：“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西人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弃棋。其贤者尚守前规，不肖者不思自取……大乱方滋，隐忧未艾，此无君臣之伦者，不足以致太平也。”（注：陈炽：《庸书·审机》，自强学斋治平十议版，第19页。）断然否定了民权思想的精义——自主之说。黄遵宪批评平等博爱的态度更鲜明：“推尚同之说，则谓君民同权，父子同权矣；推兼爱之说，则谓父母兄弟同于路人也。天下不能无尊卑、无亲疏、无上下，天理之当然，人情之极则也。”（注：黄遵宪：《学术志》，《日本国志》，清光绪二十七年上海书局石印本，卷三十三。）因而，所谓“民权”也必须以维护“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规范为主旨。然而，抽取掉平等、自由、博爱精神的民权思想，无异于挖空了瓤的空壳，已失去了其应有的反封建的力量和走向近代文明的内驱力。
再次，在形式与 内容 的体认上，早期改良派直觉地把握了西方近代民权思想的外在形式——议院制度，却对其神髓——自由、平等、****如弃敝屣。这种对西方民权思想流于表面的体认使早期改良派呈现出一种舍本逐末的倾向，一边是积极要求开议院，一边对平等自由表现冷漠排斥，事实上，这正是早期民权思想的严重缺陷，即议院与民权脱节，形式与内容的互异。这也是“内中外西”精神实质的矛盾体现。
议院设计的似是而非是早期民权思想的又一个特点。议院制度虽然只是西方民权思想的外壳，但也被早期改良派经过斟酌变通而进行了苦心孤诣的改造。
首先，在形式上，早期改良派主张“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注：《郑观应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而“泰西之良法”，薛福成认为“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注：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卷四，清光绪辛丑年石印本。）但英德的君主立宪制虽善，却又“君权过轻”，所以最后确立的是一种“民权不过重”，“君权不过轻”的“君民共主”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貌似而神离。

其次，在功能上，西方是独立的立法机构，早期改良派所设计的议院却只是润滑剂。因为议院的目的只在改善“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的传统流弊，以使“民隐上达”，“君恩下施”，缓和君民关系和上下关系。这样的议院，不具备改造****的性质，只能为****制度修缺补漏。另外，早期改良派在设计议院时，从未想到宪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没有议论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 问题 。相反，却规定“凡事虽由上下议院决定，仍奏其君裁夺”，（注：《郑观应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由君权来代替法权，这样的议院，既不是有宪法保障的立法机构，也不是民权的 政治 代表，因此它对于君权没有丝毫制约作用，而只是在原有机构外增设新机构，作为改善****制度的润滑剂。
早期民权思想除了以上两个特点外，还表现了强烈的功利性。“倡民权”、“设议院”，归根到底是为了“安内攘外”，“君国子民”，“保太平之局”，（注：《郑观应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这是 中国 传统士大夫“为王者师”功利品性的光大。应该说，这是“救亡御侮”的沉重 历史 使命所决定的整个 时代 的特征。但是也正因为救亡御侮任务的紧迫性，导致了早期改良思想家对民权精神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倾向，最终使他们失落了对封建****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把早期民权思想所应当担负的思想启蒙重任推卸到戊戌维新思想家身上。
应当指出，由于受到当时资本主义 经济 还很幼弱、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制约，早期改良派对西方民权思想的理解和要求确实不可能走得很远，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批判封建****制度。他们从西方借来了民权思想武器，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封建****皇帝的权威，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但尽管如此，在当时条件下敢于提出议会政治和“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毕竟是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这种政治理念一经出现，便会吸引越来越多人们的注意，启迪人们进一步探索西方民主制度及民权思想的真谛，这是早期民权思想的一大功绩。
　　三、改良期——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次高潮
甲午战败，中国以强大的北洋海军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 社会 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国人在反思战败根源时，意识到中国的战败不仅在于军事装备落后及指挥失当，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远胜于中国腐朽的君主****制度。
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康有为认为“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藏本，卷七、卷六按语。）而“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③之故”。（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04页。）因而主张仿日改制，行君主立宪。这一点虽然只是对早期改良派学理的因袭，却已将改制由议论提到实践的日程上。梁启超更偏重民权，他认为“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梁启超选集》，第38页。）因此“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三卷，第96页。）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维新派高举改制与民权两面大旗，一呼而百应。“时当甲午战后，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72页。）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第一个高潮来到了。

这一时期民权思想的最大成就还不是表现在变法维新的具体主张之中，而在于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 社会 政治 理论 和 哲学 观点作为民权思想的学理基础和启蒙武器。这些理论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康有为装在今文经学套子里的 历史 进化论的社会 发展 观点和严复以西方天赋****和民约论为基础的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平等学说。
“公羊三世”说是康有为藉孔子的名义宣扬据乱世一升平世一太平世的进化 规律 ，并比附西方****一立宪一共和的三段论，以为改制成君主立宪的西方民主制度张本的思想体系。孔子在这里被打扮成一个“日以进化为义”（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5页。）的历史进化论者，被推到张民权、行改制的旗手位置上。抛开托古改制的功利目的，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不可忽视的理性启蒙意义，即民主必然取代君主是世界潮流，“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州而悉惟民之从，而吾 中国 ，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注：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梁启超选集》第49页。）这是民主必然性的学理依据。
天赋****论是二十世纪最为有力的民权思想启蒙武器，严复曾把它译为古雅的汉语：“唯天生民，各具赋畀”（注：《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8页。）并在《直报》上发表《辟韩》一文对宣扬君权神授、****有理、君主民仆的唐代思想家韩愈《原道》一文痛加批驳，论述人民是“天下之真主也”，主权在民、君仆民主、立君为民、君可废立等一系列反对****的启蒙思想，宣扬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在 自然 状态，人人都是自由、独立、平等的。从来不存在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人民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因而国君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国君违背民意而变成****暴君，人民有权利****他的统治，以恢复自己的天赋****。这一理论扭正了二千年来被歪曲的君民关系，是真正的西方民权理念的挥发。
在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论这两大思想武器的理性启发下，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他们对于封建****的批判，对议院、民权、民智的认识都远远地超过了早期改良派，呈现出跃进式的进步。
首先，在对君主****的认识和批判上，改良派一反早期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避讳态度，公开反对君主****，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批判声势。严复首开斥君主为“民贼”、“独夫”的纪录。梁启超指出民权与君权是公与私的对立关系：“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第106页。）谭嗣同最激进，矛头直指封建****的理论支柱——三纲五常，他指出，三纲之害，毒烈异常，“不唯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而“二千年来君主一伦，尤其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因此号召“冲决君主之网罗”，（注：《谭嗣同全集》上册，第55页。）由批判****走向推倒****的宣传。深刻批判三纲，是涤荡封建****主义思想基础的前提，它比起一般地斥骂“独夫民贼”更具理论深度和批判力度，它标志着戊戌时期对君主****的批判已进入理论清算阶段。
其次，在议院 问题 上，改良派的议院设计已基本接近西方议院制的核心。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明确提出“人有自主之权”、“权归于众”、“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设立议院等崭新命题，并在《日本变政考》中强调“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者”，张民权成为设议院的最终目标，与“振君威”的早期目标形成鲜明的对照；康有为又提出“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藏本，卷七、卷六按语。）那么这样的议院是能代表民意、行使民权的“民选议院”，比早期的“钦命议院”又是一个进步；西方的三权分立说被纳入议院，“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注：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36页。）这种要君主服从宪法，又掌握着立法权的议院，意味着对君主****的根本改造，与早期议院议而无权，议不立宪的咨询机构性质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含有了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限制君权的性质。